瀑乡望月

我曾数次试图用文字来表达，弥补生活中的某些缺憾，可是再华丽的词藻，终究掩饰不了堆砌在文字里的无力与空洞。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应普定县农信社的邀请，我有幸踏上夜郎故地上笑可掬人的白岩镇菊花园、华光四射的阿宝塘山庄、装饰整洁的马关镇荷包村等地采风，零距离感受在农信社的扶持下，这一园园美丽富足而又华彩绽放的乐土。身临其境，我不由喟叹万千，求学时因为家道清贫，农信社这簇“绿叶”助我跃出“农门”的境况，又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火热的七月，高中毕业的我挤过“国考”独木桥，一枚录取通知书足让整个山乡沸腾了好些时日。那个年代，走出封闭的大山就意味着走进了“保险公司”。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我尽情享受着人生“三喜”中的第一喜——金榜题名。那段日子，老父亲很少在家，总是早出晚归。开始我以为是为我的“金榜题名”而高兴，找亲朋好友聊天拉家常。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的老父亲不是去吹牛壳子，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值钱可变卖的东西，不得不四处为我凑钱入学。乡亲们都很穷，50元的书学费借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才借得20元，为此，老父亲没少偷偷叹息，多次到华年早逝的母亲的坟前流泪。

眼看上学的日子日趋逼近，所欠的书学费依然没有着落。30元钱，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紧紧地压在了父亲的肩上。上学的前一天晚上，老父亲微笑着把30元钱递给我，说：“明天就去读书了，你是从村里走出的第一个秀才，到学校可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乡亲们的期望”。仰视老父亲慈祥的面孔，捏着带有老父亲体温的30元钱，我暗下决心一定学有所成。当时，我只知道有20元钱是老父亲向亲朋好友只借的，而之后30元钱的来历，我压根儿不知底细，也没有过问过。直到老父亲临终时我才知道，那30元钱是向当地农信社借的，如果没有“信合”的帮助，今生的我极有可能在家里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考取的是一所干部管理学校，虽然当时读书有国家供养，但必要的牙膏牙刷和笔墨纸张还是靠自己负担。许是因为出生寒门的缘故，幼稚懵懂的我学会了为家庭分忧——勤工俭学。班主任老师知道我的困境，加上自己勤学好思，德品兼优，便介绍我到学生食堂打工，帮食堂师傅推煤。推一车煤可以获得一至二毛钱，一周推上十来次，一个月下来可以得到五、六元钱的报酬，基本够维持零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忠实厚道，推煤这份工作全部得以“承包”，使我在寄读期间有了经济来源。虽然老父亲不时给我寄个三块五块的，但都被我一一打退回去，因为，家里的小弟小妹也在上学，年迈的老父亲已经没有更多能力支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所有学子一样，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由于毕业成绩优异，得到组织上的特殊关照，分配到老家的乡政府任办公室秘书。我清楚记得，第一个月的薪水是62.50元，这笔钱，是我一生中首次领到的最大数目，揣在身上感觉滚烫滚烫的，不时把手伸进荷包掂量掂量，生怕掉落。我首先还清了老父亲向亲朋好友所借的20元钱，其次按照老父亲的叮嘱，花15元钱买了一件四个荷包的中山服（当时农村人把穿中山服视为干部身份），余下的27.50元，我贴补家用。在之后的日子里，每次领工资，除了自己必要的支付和供弟妹上学外，总要把余下的部分交给老父亲保管，老父亲没有回拒，每次总是笑纳。

人生没有永恒的团聚。1999年9月28日，我饱经沧桑的农民老父亲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弥留之际已不能开口说话，只有眼珠在转动，直勾勾地盯着跟随了他大半生的小红木箱子。知父莫如子，我明白父亲的用意，赶紧打开箱子，里面除了几件破旧的衣物外，还有一个用报纸重叠包匝，用麻线反复捆绑的包裹。我把包裹抱到父亲的面前，象拨笋壳般一层层打开，里面露出一叠崭新的人民币、一张农信社开具的还款收据和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

信是写给我的。大体内容是交给老父亲的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还清了我读大学时向农信社借的30元钱，利息是5块1角4分，余下的一分不少给我存着，总共9513.50元。信中还特别提到，做人要学会知恩图报，要永远记住农信社这位大“恩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农信社帮助我这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成就了事业。老父亲没有读过书，一封不足200字的遗笔，虽然有18个错别字，但这足以证明了伟大的父爱。看完信，我已泪流满面，悲痛欲绝。生离死别的那些天，我一直陪伴在老父亲身旁，直到他放心地安祥睡去。

白驹过隙，光阴逝水。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在党的培养下从放牛娃逐渐成长为一名正科级干部。我继承了老父亲的小红木箱子，里面装进了老人家那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装进了父辈浓浓的爱，装进了我的酸甜苦辣，也装进了“5块1角4分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