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

    
        孤独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情路：之四：苦难的爱情（上）

正如一首歌一样，“爱情是个鬼东西”。或许，爱情真的有鬼气？亦或是仙气？

1923年，卡夫卡已40岁了。他离开菲丽斯已6年了。

这年的7月13日，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以及妹妹的两个孩子到波罗的海度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一天，卡夫卡路过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在杀鱼，卡夫卡不由感叹道：“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啊，可干的活儿又是多么残忍啊！”那个杀鱼的姑娘便是朵拉，卡夫卡的话让朵拉羞愧难当，她当即向度假村的领导要求换个活儿干。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相爱了。一个40岁，身体还有病；一个19岁，年轻漂亮。爱情真的说不清，聚聚散散，分分合合，悲悲喜喜，吵吵闹闹。

卡夫卡偶遇的这位青春生机勃勃的犹太姑娘叫朵拉·迪亚曼特，她善良、勇敢坚毅、心思细密、温柔多情。年轻却有主见，敢于挑战一切既成的规则。敢于追求自已的幸福。朵拉出生于波兰。她父亲是一位工厂主，很富有，学识渊博。后来他们全家迁往西里西亚的柏德岑。朵拉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1917年，她父亲把她送到了克拉科夫的一所学校，准备让她在东正教学校里当老师，但她违背父亲的意愿逃走了。她父亲后来在德国的布雷斯劳找到了她，并把她带回了家。不久，她再一次逃跑，父亲也就随她去了。她不喜欢父母保守教条的生活方式，更不想在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度过自己的一生，不想将自己一生的幸福拱手交给父母去安排，她毅然离家出走，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与生活。

           1920年，她来到柏林，最初在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裁缝，后来到一个海边的度假村里做厨房里的帮佣。于是遇上她的爱。

                         她与卡夫卡相爱后，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二人几乎天天在一起缠绵，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爱情的力量使这个已经对自己的生命自暴自弃的男人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欲望，他开始像个孩子般俯首帖耳地听从朵拉的话，认真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卡夫卡的每一天都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想中。

           他们一起憧憬着未来移居巴勒斯坦的生活。在卡夫卡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日子里，他感到很烦恼。于是，朵拉提议让卡夫卡到柏林来生活，以作为将来远赴巴勒斯坦的跳板，她会为他找到一所不贵的好公寓，让他安顿下来。

8月中旬，朵拉回到柏林后很快在离施泰格利茨市政厅不远处，在树木成行的米盖尔街上找到了一间装修好的出租房。她立即给卡夫卡写了信，然后屏息等待着他的回复。

            1923年9月23日，卡夫卡在犹豫再三后来到了柏林，住进了朵拉预先为他租定的公寓。卡夫卡在40岁时终于实现了一个珍藏弥久的夙愿。正如他告诉朵拉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布拉格，虽然很迟，却是生命中伟大的成就，不这样，人将死不瞑目”。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虽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和柏林寒冬的侵袭，卡夫卡还是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在看望过卡夫卡与朵拉后，发现他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一首田园诗”。“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精神抖擞；他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坏，这是事实。而在当时这还算不上危险。”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过上独立生活的理想，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与朵拉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卡夫卡得到了他一生都没有得到的温暖与爱。朵拉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读《叶塞尼亚》，在阳光下、草原上，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爱情与文学的激情和至极的快乐。

       
            转眼到了1924年春天,一个草暖风薰的日子里,医生告诉卡夫卡,他的病有了缓解的趋势,卡夫卡高兴得哭了,他紧紧地拥抱了朵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康复,渴望着活下去。

         于是，卡夫卡向朵拉求婚,同时,征得朵拉的同意后,卡夫卡给朵拉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求他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己。在信里,卡夫卡称自己为“一个回头浪子”、“一个悔过的犹太人”、“一个渴望赎回自己的人”,然而,多拉的父亲却本着自己的反感和正统犹太教的精神拒绝了卡夫卡的求婚。

         
            病痛中的卡夫卡得知了朵拉父亲的回信那个夜晚,卡夫卡,这个一生性格怪戾、从不将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男人,终于忍不住长时间的泪流满面。

           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是同朵拉一起度过的。在卡夫卡遇到朵拉之后，这位过去一直想自杀，并将肺结核当作自卫防身的武器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模范病人，他拼命地想活下去。当一位维也纳医学专家向卡夫卡保证，他的病情有些好转时，他高兴得哭了；当他忍受病痛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给朵拉带来更大的痛苦。他对朵拉说：“由于你对我这样好使得疼痛更为剧烈。”卡夫卡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但由于和朵拉在一起他又充满了希望和勇气。由于喉咙疼痛不能说话，他曾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前额上好给我勇气。”卡夫卡想与朵拉结婚，然后移居巴勒斯坦，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朵拉的父亲也没有同意。最后也因为病情恶化，卡夫卡只得放弃了自己临终前的心愿。

                          朵拉和卡夫卡住在柏林的策伦多夫的时候，朵拉对卡夫卡细心呵护，几近言听计从。朵拉甚至烧掉了卡夫卡的作品。她当着卡夫卡的面烧掉了他许多手稿，包括一出戏剧和一篇有关对奥德萨一件宗教谋杀案审讯的故事………朵拉说：这对他来说，那一切仅仅是自我解放！他被这种想法占据了………从这些‘幽灵’手中解放他的灵魂，他要烧掉他写过的一切。我尊重他的愿望，他病倒以后，我当着他的面烧掉他的东西。

那时的朵拉与卡夫卡太亲近了，以至于她将卡夫卡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她甚至都不把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当然也是因为这一点，卡夫卡可以放松地写作，即便是当着朵拉的面，而这种情形在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1930年她在一封致布罗德的信中写道：

         “只要我与卡夫卡生活在一起，我所看到的就是他和我。除了他自己外任何事情都是不相干的，并且有时是可笑的。他的作品是最无关紧要的…………每一次公开的陈述，每一次谈话，我都认为是对我的私人领域的野蛮入侵。这个世界并不一定要了解卡夫卡。他不关别人的事………”

当我读着朵拉这些事、这些话，深深懂得一个女人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爱是属于“私有财产”；是“私人领域”。朵拉只把卡夫卡当作自已的爱人而不是作家。在朵拉眼里，卡夫卡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卡夫卡与朵拉的幸福日子没有维持得太久。1924年3月17日，考虑到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态，在卡夫卡的舅舅略维的坚持下，卡夫卡在朵拉的搀扶下离开了他们在柏林的那个临时的家，由布罗德陪同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火车。卡夫卡不想将朵拉交给“那所作为他一切灾难来源的房子”，他在保护朵拉不受伤害。三周后，卡夫卡去了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在那里与朵拉会合。随后的一次紧急转院遇上凄风苦雨，只有一辆敞篷车，卡夫卡要在车上躺四个小时。朵拉用两床毯子将卡夫卡包裹严实，整个旅途中，朵拉站在卡夫卡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他免受风雨之苦。

    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朵拉上楼叫醒了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告诉他“弗兰茨呼吸困难”。罗伯特下来看了一眼卡夫卡，立即意识到了危险。他叫醒住院医生，医生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但没有用。快到中午时医生又给卡夫卡注射了一针，仍然不起作用。罗伯特于是叫朵拉去邮局，交代她给卡夫卡父母的信得趁早晨邮寄出去。朵拉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忠实的克洛普施托克终于和卡夫卡达成默契：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时分用一个借口请朵拉离开，这样她就不会见到他死亡的剧痛。

       当朵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病房时，卡夫卡看起来完全失去了知觉。朵拉轻声地一遍遍呼唤他，卡夫卡再次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露出微笑。“朵拉抱着他，伴他渐渐离开。她感觉他的心脏虚弱的跳动变慢，然后停止，感觉最后一丝呼吸离开他那衰弱的躯体。卡夫卡的痛苦结束了，而她的痛，才开始。”

            1924年6月3日，卡夫卡沉醉在凋亡了的爱情中，再也没有醒来。

               （待续）

                渔阳.7.1.晴.3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