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阿波罗)

  （初稿）

它不但是一部我国论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表达了一个真正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的思想。

           —— 何兆武

一、引言

李泽厚曾说，最讨厌别人叫他“美学家”，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者”。但人们提起李泽厚，最先想到的仍是他那部誉满读书界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的确，在李泽厚所有著述中，要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非《美的历程》莫属，这本书给李泽厚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但是，在李泽厚本人看来，《美的历程》在他全部著述中，却连前三名都排不进去；即便同为美学类著述，晚出的《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在他看来也比《美的历程》远为重要。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77—1989）李泽厚如日中天之时，李泽厚自己最看重的、最心仪的著作，不是那部令人交口称赞的《美的历程》，而是那部远比《美的历程》晦涩难懂的“康德书”——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以下简称《批判》）：“现在好些人只知道《美的历程》，其实文革后我出的最重要的书是《批判》。”（《告别革命》第187页）因为这部康德书咋看起来，似乎是研究康德的专著，其实它表达了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勾勒出了李泽厚哲学体系之轮廓。正如李泽厚所说：

从八十年代该书出版至今，人们都认为这本书是研究康德的，是讲康德的。这一半对，因为该书确乎是讲康德的。虽然今天看来相当粗略，但大体还不差，至今还没有人指出我有什么错漏。但一半却错了，这一半在书中不明显，对我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本书通过“批判”康德，初步表达了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所以，当有人看破“这点”时，李泽厚自然十分高兴。例如世界著名华裔数理学家、哲学家王浩就有一双看破“这点”的慧眼：

我的《批判》出版后，他看了，很喜欢。……当着林毓生的面说：“我崇拜你！”弄得我很尴尬。……我说你是大名人，贡献那么大。不应该这样说。他说他的这点贡献不算什么，“那很容易，真正难的还是哲学上搞点东西”。他说从《批判》里已经能看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几十年也只有他说过这话，印象至深。（《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第24页）

本文不是要研究李泽厚的“康德书”本身，而是根据相关资料，简要记述李泽厚康德书的撰写过程，挂一漏万。

二、思想的酝酿与构建

李泽厚可以说“天生”具有哲学气质。十几岁的他，就开始苦恼、悲观和思考人生问题了：

十二岁的那年，我走到了一个小山头上看见山花烂漫、春意盎然时，突然感到我是要死的，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曾非常“悲观”地废学三天。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性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课虚无以责有》）

我在高中最后一个时期对哲学发生兴趣，因为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哲学是研究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上帝等等。”（《对谈》第92页）

李泽厚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记得当时我以第一志愿考进哲学系，由于我在中学时的数理化相当好，同学很奇怪，问我考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要算命什么的”。（第326页）“我当年之所以以第一志愿报考大学哲学系，除了想继续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外，主要受了时代的影响。”（《杂著》第425页）

大学期间，李泽厚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原典，并喜欢上了康德哲学。他说，“记得还是当大学生的时候，自己在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却有意识地集中相当力量学西方哲学史。当时主要是读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原著，觉得受益匪浅。”（《杂著》第123页）“我曾鄙夷名重一时的苏联著作及哲学专家，却潜心于西哲原典，因而大遭歧视之情景似犹如昨日事。当时闭关自大的国策使现代西方著作极少进口，自己的探索历程止步在、也流连忘返在康德哲学之中。”（《杂著》第425～426页）

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李泽厚回忆说：

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斯退司（Stacc）讲的、梯利讲的、威伯讲的、朗格讲的，读一个人要看四个人讲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当然也选看一些原著。我以为西方哲学史是“学”哲学的基本功，中国哲学史和哲学概论都不是。想想我那时受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休谟、康德、莱布尼茨、柏克莱……（第12—14页）

而读黑格尔和康德的著作，给李泽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促使他下决心“硬啃”康德哲学：

大学初期（50年代初）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绪论》（记得还是王造时30年代的译本）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似乎给自己的思维和以后的研究，留下了深刻印痕。记得初读这三本书时，虽然难肯，但读下来却有一种读其他书少有的惊喜交错的智力愉快。康德那么准确地一下子就抓住了审美现象的要害，胜过他人千言万语的繁复描述，这使我下决心以后一定要硬啃康德的‘第一批判’。我感觉康德有一种他人少有、极擅于敏锐发现和准确把握事物（或问题）的独特本领，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诸领域，莫不如此，这很值得思考、学习。黑格尔那无情而有力的宏观抽象思维，则好像提供学人一种判断是非衡量事物的尖锐武器；读黑格尔之后，便很难再满足于任何表面的、描绘的、实证的论议和分析了。尽管我后来相当讨厌黑格尔式的诡辩和体系构建，也不赞同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但我仍然觉得，他们两人给了我不少东西。他们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杂著》第461页）

50年代，我就读康德了。关于美学，大学一年级时我就看。英文的美学书也不多。我记得看过本子不大的两本很老的美学史，以后在旧书店还买到过，我一直藏着，后来不知弄到哪里去了。鲍桑葵的美学史也没有中文本，比较难看，但我也看了。《判断力批判》是那时最重要的读物，书不大，却极有深度，当时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至今记得。其实那书后一部分更重要更精彩。可惜中外注意的人不多。（《登场》第18页）

在不断的阅读、思考、研究和探索中，大体发展到1961年左右，李泽厚已形成了许多独到的看法、观点、思想，只是不能公开讲罢了。比如，将“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与“人是理性的动物”联结起来，提出“人类是如何可能”的观点，“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有此想法的……我以为，人的认识如何可能？只能从不同于其他任何生物的人的‘超生物肢体’亦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探究开始。这就是从人类的社会实践开始，而不是从先验理性、感觉与材料或语言开始。”（《哲学纲要》第187页）在60年代，李泽厚和好友赵宋光一起讨论人类起源问题，并撰写了《人类起源提纲》和《积淀论论纲》。李泽厚说：

我们在六十年代共同对人类起源进行过研究，我们对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活动在产生人类和人类认识形式上起了主要作用，语言很重要但居于与动作交互作用的辅助地位等看法完全一致。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概念。（《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我这里有一份手稿……，题目是《积淀论论纲》，这写于六十年代，很多提法已经写在上面了，包括“实践理性”等等，是在写康德的书之前。实际上，我的一些核心思想，如“情理结构”、“实用理性”等，基本上是一九六一年开始形成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21—22页）

那本书（引者：《批判哲学的批判》）里的一些命题，我在“文革”以前都有了。一直到现在讲的“认识如何可能”，“人类如何可能”，那时都有。……（《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21—22页）

在《人类起源提纲》中，李泽厚提出：与动物活动不同，人类活动“锲入工具之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产生了主动利用自然本身规律并具有无限扩展可能的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它面对自然和区别于自然（客体）而构成主体。这就是主体性或人类学的本体存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196页）

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李泽厚也非常关注世界的哲学潮流：

在我早年构思人类学本体论的时候，有许多重要的想法，都是从人类个体出发的。……当时的哲学潮流，已经都关注个体了。近代以来主要是研究个体了。中国传统在这方面确乎相对薄弱，这必须改变。……我那时看了很多英文书，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主义》；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等等，卡西尔看了好几本。还有人类学著作。这些书看了很兴奋，因为发现有很多地方和我想的一样。……当年哲学所还订了很多国外杂志……当时杂志没几个人看。而我一直是重视看学术杂志的，因为杂志发表的常常是最新的研究成果。（2010年。《登场》第67—69页）

文革中，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我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我由40年代对马克思的全面接受转到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有舍有取。我基本舍弃他的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但仍然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我觉得马克思不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或革命家，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家。”

（2003年。《实用》第282页）以上这些重要观点，都贯穿在他日后的“康德书”中。

三、文革中完成“康德书”

李泽厚真正开始着手研究康德，大约是在第三次下放劳动。这次下放劳动先是在河南信阳专区息县，后转到河南明港干校。“1970年，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跟1958年、1960年比起来，干校的生活轻松许多，伙食也好。”（《答问》第94页）“我们住老乡房子是土房子，没窗子的。……黑黑的，没有窗子，四面都是土，出门就是烂泥，是那么深的烂泥。……不过比1958年年劳动的时候已经好多了。……社科院都下放到那儿去了，编成连队，那是兵营式，后来自己造房子，快造完了，一声令下又走了。……老乡把房子拆了。我们撤到明港，明港就是住兵营，整个哲学所睡在一间大房子内，几百号人，每个人有个帐子，……下放干校，当时好像就是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似的，就是那种气氛。读什么书啊？……我们好多的时间被浪费掉了，最好的青春被搞掉了。”（第117～118页）

虽如此，但这次下放，李泽厚还是偷偷带了一些书，“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是统一做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答问》第94页）其中有一本英文版“人人丛书”本的《纯粹理性批判》，“据说一位外国将军在战争中曾带本《纯粹理性批判》随身阅读。我下干校时，不能多带书籍，而且只能尽量少带，便不谋而合地也挑了这本书”（《批判》第443页），“不很厚，但很‘经看’”（《杂著》第4页）

在劳动空闲，李泽厚“偷偷地（有人来时我立即把毛的著作放在上面加以掩盖）阅读和开始撰写……康德书”（《实用》第358页）。“时间总不能白白浪费，既不允许我去研究原来搞的东西，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先验论的合法借口下，我可以乘机搞点康德。……在艰难的环境下，也许正应该读点艰难的书。”（《批判》第443页）“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泽东选集》，连看马列也受批评，要读其他书就更困难了。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杂著》第4页），“那本书就是要慢慢的读，要非常的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一遍。我还带了一个小本子，做了很多笔记。我发现读他的书我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干校我们分好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本没有时间。到后来没有劳动了，就有时间。所以那阶段我就在写，实际上在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初稿。我写在一个很不打眼的笔记本上。”（《论学》第81页）

之所以要选择研究康德，李泽厚说：

解放以来国内研究、介绍康德的论著少而又少，对康德的漫画化的否定则几乎成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定论”。另一方面，一些人又把康德著作视同天书，形容得那么高深莫测、玄妙吓人，这些都使我觉得应该有一本全面地通俗地论述康德哲学的书。想改变一下多年来对康德的漠视和抹杀，是写作本书的动机之一。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热忱和关心。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已被糟蹋得真可说是不像样子的时候，我希望把康德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联系起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变革来的；而康德哲学对当代科学和文化领域又始终有重要影响，因之如何批判、扬弃，如何在联系康德并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中来了解一些理论问题，来探索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是值得一提的。当然，这些在这本书里都不能充分展开，只是稍稍提及或一带而过，但即使是一两句话，如能引起注意，在当时我以为便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另一方面，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认为当代都有一股主观主义、意志主义、伦理主义的思潮在流行着。它们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并不一样，理论上也有许多差异，却奇怪地具有这种共同倾向。在所谓“革命的文化批判”、“自发的阶级意识”等等旗号下，马克思主义竟被变成了一种主观蛮干的理论。这就是我这本书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实践”，强调用使用、制造工具来规定实践，强调历史唯物论以及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从大跃进开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及“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吃块西瓜就是实践、“斗争”“革命”就是哲学的一切，等等，不是很需要从理论上来加以好好考虑的么？这一切便都通过评论康德而进行，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表达一点自己的意见。因此，所谓“康德述评”者，尽管“述”在篇幅上大过于“评”，但后者倒是我当时更重要的目的所在。（《批判》第447—449页）

由于干校的恶劣环境，没有条件正式写作。但机会很快来了，一九七二年，任继愈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抽调一些人回京，李泽厚在其中。由干校返京，李泽厚开始《批判》的写作。“一九七二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起来。”（《杂著》第443页）“……我回来时候很高兴，……我难得又有本书啦。有一种充实感。一到北京条件改变了，我就开始大干起来，陆陆续续弄了好几年。由原来那个笔记本上几万字，慢慢发展到十几万字、二十几万字。”（《论学》第81页）“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但如果不看西方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如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东西，工夫就算是白费了。”（《答问》第94页）“但是，我的德文不行。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和毕业后虽然两度学德文，但所达到的最高程度只是捧着字典读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而已，实际上是根本不能用的，而且早就忘记得一干二净；正如当年用功学过的俄文那样。所以我只能根据一些英译本来进行研究。”（《批判》第443页）“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还是很不够。我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答问》第94页）“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那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干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也流行的做沙发和木器上。”（《路》第16页）

一九七六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京津地区。“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感觉很充实，因为我的写作已接近尾声了。在‘地震棚’里，我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路》第16页）当时“虽席棚架下，抗震著书，另感一番乐趣；但处‘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下，实备遭困难，历经曲折，连借阅普通书籍亦极不易，一些必要的书始终未能看到。在如此艰难时日，一些同志或给予鼓励，或帮助借书。”（《批判》第461页）

四、“康德书”的出版与修订

一九七六年十月，李泽厚终于完成了这部耗时最长、凝聚了极大心血的著作。“我讲我不大受环境影响，我讲四人帮再晚垮两年，我这康德书可能就更厚一些。”（《论学》第81～82页）这部完成于“文革”、几乎没人知道的“康德书”，于当年十月交给了著名的商务印书馆，李泽厚也静静而急切地等待它的面世，但这家著名的出版社却使李泽厚非常失望。“毛去世，四人帮“垮台的那个十月份，我就把这书交给商务印书馆了。后来商务迟迟不出。商务最喜欢拖书了……我一气之下，就把它抽回来，也很少人这样做。” （第82页）“康德书”在商务印书馆遇到麻烦后，李泽厚“抽回来交给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很快就出了。一下子反应很好。商务后悔了。……当时一下印了三万册，那相当不错了。当时没有书嘛 —— 缺书，开始我怕没人买，《批判哲学的批判》，大批判是一个字，我两个批判，人家怎么受得了？”（第82页）这部三十四万字“康德书”在辗转了两家出版社后，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距离最初交稿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初版的《批判》，书前有全书各章的“内容提要”（以后各版均保留）。书后收《附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标本》和《康德年谱》（陈兆福编）。《批判》共分十章：

第一章  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过程；

第二章  认识论：（一）问题的提出；

第三章  认识论：（二）空间与时间；

第四章  认识论：（三）范畴；

第五章  认识论：（四）“自我意识” ；

第六章  认识论：（五）“二律背反”；

第七章  认识论：（六）“物自体”；

第八章  伦理学：（上）道德律令；

第九章  伦理学：（下）宗教、政治、历史观点；

第十章  美学与伦理学：《判断力批判》。

《批判》出版后，因反应极好，商务印书馆想约请李泽厚写本关于黑格尔的书，“我没有写，但心里动了一下。我想真要写出来，也不会太差。不过我更想写的是海德格尔。不过我德文不行，搞海德格尔不懂德文是根本不行的，不像康德，据说德国学生看康德宁可看英文本，比较好懂，也不知这传说确否。康德英文有好几个译本，可以参照着看。”（《登场》第37页）“当时我把我这本《批判》，送给一些精通德文又研究康德的专家，包括梁志学、王玖兴、苗力田他们，我都送了他们两本，一本给他们，另一本请他们指错，也不改，就在下面划一道线就可以了，以后还给我，我再版时好改正。可是后来我找过他们，都没给我，说是没找出什么来。我想这大概是客气话，但当时我却使认真的。”（《登场》第30页）

    《批判》一书自一九七九年出版至今，共出了六个中文版本，“每版均小有删改。如再版后记所说，‘述’的部分没有改动，‘评’的部分稍有增删。以后各版均如此。这本写在‘哲学就是认识论’和历来康德研究的传统之中，讲第一批判是我当年用力最多的重头戏，全书十章占了五章半。但我以后没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评述稍作删削，大体如旧。美学部份和生平部份也少改动。而有关伦理、政治、历史观的部份则从文字到主旨均有变更。如“告别革命”、物自体问题、重提‘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等，更明显地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