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教育，一直有一种轻视读书倾向。当年夏丏尊、叶圣陶编写的、影响很大的《国文百八课》，所选的第一篇课文，孙伏园的《读书与求学》，竟然就是一篇轻视读书的文章。该文称：
“专心读书，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识。凡书上所有 ，虽假也以为真，反之则虽真也以为假，这是读死书的先生们的普遍毛病。第二，身体一定不能健康。……第三，专心读书的人一定不能在团体中生活。”
文章的结尾处这样说：
“书籍只是海边上的一只破船。对于你的造船也许是有参考用处的，但你却莫规行矩步的照着它仿造，因为这只是前人失败的陈迹，你再也没有模仿的必要了。”（孙伏园：“读书与求学”，见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第7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那个时候，有一个教育家陈鹤琴，也是轻视读书的。提出：
曾这样说：
“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死的，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
甚至这样描绘说：
把一本教科书摊开来，遮住了儿童的两只眼睛，儿童所看见的世界，不过是一本六寸高八寸宽的书本世界而已。一天到晚要儿童在这个渺小的书本世界里面去求知识，去求学问，去学做人，岂不是等于梦想吗？（《活教育的教学原则》，《陈鹤琴教育文集》（下），第657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
竟然是从书本的“大小”来判断其价值：书本只有“六寸高八寸宽”，因此是“渺小的”。
这还是上个世纪前期的情况。而后来，则越演越烈。不仅仅是轻视书，更是直接批判书，烧毁书，乃至批判读书的人。
这种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反智”性质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时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一是尊重知识文化，崇尚读书的倾向，一是贬低知识，嘲笑读书乃至嘲笑读书人的倾向。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后期以来，后一种倾向是主要的。
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人是读书最少的。
或许真是有“死读书”的情况，但这在现代中国，是非常罕见的。更常见的是，许多人，包括许多孩子，脑子特别“活”。特别能判断利害得失，本人在高校工作几十年，回忆起来，想找几个“书呆子”，还真是难找。
从理论上说，死读书倒也是应该批判的，只是，现代中国教育没有资格批判也无需批判“死读书”，无需批判，是因为几十年的中国教育，基本倾向是轻视读书，读书的人本来就很少，找不出几个死读书的人。说没有资格批判，是因为，许多搞教育的人自己也没读多少书，对读书的事自己本无体会，批判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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