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韦莲司：那是季节，或者候鸟的来临
问情何物
文： 闫 红
很多年前，读过郑愁予的一首诗，诗里说：所以我去，总穿着那袭蓝衫子，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是候鸟的来临。
我不知道，胡适是否喜欢这种候鸟的感觉，或者，有志于做一个情感上的候鸟，但是，在韦莲司的人生里，他的确是有季节性的。隔上几年，他，或者他的信件，总会翩然来临那么一回，激起巨大的涟漪，唤醒彼此的爱意。而在感情即将深入的一刻，他戛然而止，抽身而去，让错愕的她，自己去消化惯性带来的眩晕。
有人说，胡适不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觉得，首先得弄明白的是，爱情是怎样的？琼瑶剧里生生死死的痴情人？还是那种生死相许之子靡他的古典主义？它能否还是一种际遇，兴至而至，兴尽而返？是谁，规定了爱情只有一种状态，一个模板？
你会接受际遇式的爱情、爱上胡适这样一个人吗？他不能给你对等的爱，却是那样的迷人，让人望之怦然，假如你像韦莲司一样，爱上了一个与你持不同游戏规则的人，你会怎么办？
胡适认识韦莲司，是在1914年的夏天，具体是哪一天，学者们各有说法，不过这一点也不重要，一个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是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认识TA，而是，我是不是喜欢TA。
毫无疑问，胡适喜欢韦莲司，虽然，他们性情不同，身份迥异。
1910年，胡适来到美国，作为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的公费生，他来到了位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在校外橡树街租屋居住。开放式的性格使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小社会，经常到一些当地上等人家去吃饭，而他交往最密切的，应该是韦莲司一家。
他初出入于他们家时，并没见到她。她在纽约学习绘画与雕塑，摸索新的感觉，结交最前卫的艺术家，有人甚至认为，她的某个雕塑作品，可以视为“触觉主义”之滥觞者。
在1914年夏天之前，胡适更多的是在跟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打交道。据说这是一个很“女王”风的女人，她严谨、庄重，意志坚定，生平最看不起行为随便简慢的男女，热衷于接待中国留学生，并劝他们加入基督教。
可以想见，胡适温文尔雅的个性一定能赢得她的好感，何况，他由母亲一人拉扯大，对于跟妇女打交道一定别有心得，我们没法考证她第一次在家中设宴款待胡适是在什么时候，只是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知，在1915年2月之前，他已经去韦莲司家里吃过几十顿饭了。
在几十顿之多的饭桌上，韦莲司应该经常被提，他们也许会讲起她作为一个地质学教授的小女儿，却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她的个性与众不同，这些年来，一直在漫游，美国、意大利、英国还有古巴等等……如今她是“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这些对于一个来自徽州乡村的中国书生，应该是新奇而有趣的。
1914年10月20日，礼拜二，韦莲司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胡适的日记里，他回忆三天前，韦莲司从纽约回到绮色佳的家中，他与韦莲司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走到路的尽头，他们折向东边，走了数里地，到了一个名叫“厄特娜”的村庄，才掉头而归。
那日天气很好，下了几天的雨，刚刚放晴，一路上“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他们一共走了三个小时，因为边走边谈，并不觉得天晚路长。
读这段日记，会想起《飘》里的场景，佳人绅士，谈笑徐行，赏心而又悦目，当是当时的中国没法有的体验，半年后，胡适填了一首词，写他对于客乡的依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暖日，指点过湖堤。
可见，与韦莲司的湖边漫走，已成他心中美国生涯的美好意象。
这篇日记里，他记下了他心中的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三寸许，其母与姊腹诽之而无可如何也。”
这是一个重视精神世界远胜于物质生活的女子，个性飞扬，落拓不羁，斜睨于世间法则，她的出现，对于聪明绝顶，却常为世俗规则束缚的胡适，不啻于一道光亮，帮他劈开了一个世界。
胡适对她的欣赏自不待言，由不得地恭维道：“曾经约翰弥尔说，如今很少有敢为狂狷之行者，这真是这个时代的隐患啊，狂乃美德，不是毛病。”韦莲司却并不买账，说：“如果是故做狂态，其狂也不足取。”她的回答，似乎是美式的直接理性，但又有《世说新语》般的智慧，让23岁的留美学生胡适，只有点头称道的份。
那三个小时他们应该不只谈了这些，还有哪些已无从得知，不过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半年后一些谈话搬过来，对于韦莲司的言语风格可窥一斑。
那时国内形势十分危急，日本虎视眈眈，战祸随时开启，胡适自知国力虚弱，唯有以老子“水为至柔，却能穿石，攻克一切坚硬的东西”自慰。有次他跟韦莲司说起这个道理，韦莲司大不以为然，说，水并不是至柔的东西。它有它的力量，它能攻克坚硬，在其大力，不在其柔。
现代物理学的清晰，撕破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含糊，胡适说：“此言是也”。
又有一次，胡适跟韦莲司说，中国士大夫不拒绝新思想，比如《物种起源》一书，西方守旧者批驳攻击，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了中国呢，马上风靡一时，未遭到任何抵抗。韦莲司不能认同，她说：“这不见得是中国士大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必经几次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
韦莲司说到了点子上，中国式学问，往往感情多于理性，文采大过实质，诡辩之术大受欢迎，逻辑推理则极不发达。胡适经韦莲司这一点拨，回头再想，可不是！那些将“物竞天择”挂在嘴边的人，有几个真的知道进化论之科学依据的？
可以想见，特立独行的美国女子，给这个中国书生带来的摧枯拉朽式的影响。胡适是求知若渴的人，认识韦莲司之前，他在美国已经待了四五年，读了不少书，见过不少人，做过多场的演讲，收获一定是有的，但都是在旧的基础上的累积，是物理性的。而韦莲司，这个新锐的女画家，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轻易地颠覆了胡适大脑中的诸多成见，她教会了胡适一件事：原来还可以这样想！
胡兰成当年与张爱玲相处时也如此，他小心地说，西游记比外国名著好。以为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张爱玲却淡淡地说，本来就是这样啊。
胡兰成那样说，是腔调，张爱玲那么说，却是常识，说起来常识是最为寻常的东西，但最容易被各种腔调遮蔽，能够披枝拂叶，瞬间抓住常识者，TA的灵魂不但真诚，而且强大。
胡兰成说张爱玲让他看了天眼，胡适则直接在信里称韦莲司为“舵手”，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日记里他说得更没有顾忌：“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为一人耳。”
自从他认识韦莲司之后，他对女子的见解为之大变，在过去，他觉得最好的女子就是贤妻良母，是为家庭教育之预备，韦莲司的出现，让他发现，女子教育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由此看出韦莲司在胡适心中的分量。不错，她原非美人，现在又不修边幅，不通过饰物与装扮强调自己是个女人。她的魅力在于——用我才看到的一个词吧，她是一个健谈者。
安迪•沃霍尔说，我其实不特别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一种人。跟在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多了。
有追求者都会欣赏健谈者。林徽因反感别人称她为“林下美人”，说，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我没有别的事情做了似的，我有好多事要做呢。当然，她也太健谈了点，只要有她，别人都可以免开尊口了。张爱玲则说，有美的容貌，以美貌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虽然她貌似自谦或赌气似的来了句：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但语气后面，分明有一种自傲，似乎这么并列，是有思想者的降尊纡贵。
韦莲司大概没想这么多，真正的健谈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她只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惟其诚实，才不落俗套，俗者众也，真话都是不俗的。而中国式的基础教育，大多在谆谆教导从众的技术，这方面，胡适已经修行得不错了，碰到一个韦莲司，犹如醍醐灌顶，给他另外开了一个世界。
和韦莲司湖边漫步的一个多月之后，胡适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信中写道：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惆怅，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一张。
我简直没法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要是这么说有违此地的社交规矩，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交规矩本身是不对的。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跟韦莲司说起过中国折柳赠别的典故。朋友之间，别情依依，这一点也没问题，问题是，纽约和绮色佳之间，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且绮色佳又是韦莲司的父母家，她必然在两地常来常往，用得着这么惆怅吗？还把这几个月的友谊回顾一遍？
如果这封信是徐志摩写的，我们不用有任何怀疑，诗人的感情向来热烈，用词向来潇洒，给寻常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写得缠绵。可是胡适，这是一个多么步步为营的人啊，在他现存的书信里，这是最为主动最为柔情的一封了，甚至，在这之后，他给韦莲司的信里，都没再把这个情调延续下去。
周质平称之为“艳体”，江勇振称之为“少年维特式”书信，似乎，大家都看得出来，胡适对韦莲司有特别的感情。虽然韦莲司比他大六岁，像胡适这样一个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留学日记里多处体现他对于比翼齐飞的婚姻之羡慕的人，他爱慕韦莲司这样的女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是他的初恋。
再见面的机会很快到来。1月18日，胡适应邀，去波士顿演讲，结束后顺便来到纽约。第二天早上，韦莲司陪他去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午他们一道吃了饭。
当天下午，胡适乘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去看望朋友，值得一说的是，他在日记里称道了这个朋友志同道合的婚姻，羡慕地说，这是婚姻之上乘也。
23号早晨，胡适再次回到纽约，这天下午，他和韦莲司又见面了，地点是她的寓所。
她的窗户对着赫贞河，当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虚虚实实，似有还无，风景绝佳，他们亦“纵谈极欢”。遥想那样一个场景，连我都在若干年后生出向往之心，人生总是被现实塞得紧紧实实，总有浮生半日闲，碰上的也多是不相干的老僧，有几回，能邂逅相知者，在被现实遗忘的角落，纵谈极欢？
但这世上有彻底的欢愉吗？常常我们一边欢喜，一边紧张，一边快意，一边怀疑这样快意对不对。那天下午的胡适，也是这样且快乐且紧张的吧？因为他很快做了件煞风景的事，跟韦莲司建议，不妨打电话请他们共同的熟人，一个名叫张彭春的人来吃饭，这还不算，他回去之后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韦莲司她妈汇报了一下。
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韦莲司老夫人听说胡适去了纽约，就问他有没有见到韦莲司，胡适如实回答，说去看了韦莲司两次，韦莲司老夫人又问，都有别人在场吗？胡适说，有一次没有。韦莲司夫人便大大地震惊了说：“啊，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
关于韦莲司夫人的个性，咱们前面已做介绍，连在电车门边脱手套都被她视为有伤风化，胡适和韦莲司，居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在韦莲司的住处畅谈三小时，实在挑战她的心理承受极限。
她立即写信给韦莲司，训斥之余，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所以叫张彭春来，就是因为他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
这一说法正中韦莲司命门，她可以不在乎不相干的人怎么看自己，但若让胡适不安了，就是她的大不对了。虽然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礼数岂为我辈设，“最高层次的人，总是追求人类更高发展的美，灵魂不断受到激励去力求实现这种美。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之间的‘礼仪’是一种属于思想上的东西。”
但是，假如胡适真的像她母亲指出的那样，当时确实感到了不安，那么她就有必要还向他道个歉。在信中，她还说，请原谅我当时的“略嫌无礼”的举止。
在当时的语境下，“略嫌无礼”一说，并不难理解，也许韦莲司当时高谈阔论过于畅快，举止随意，如同史湘云在大观园，大说大讲，或倚栏，或席地，原本无所谓。现在经她妈一提醒，她也许觉得跟胡适虽然谈得来，但他未必像自己一样无所谓礼仪，那么她的某些说法与举止，就显得不那么淑女了。另一方面，韦莲司其人思想虽不拘一格，待人接物却非常客气，在给胡适的信里，经常用到“我很抱歉”这样的字眼，这里，为个什么事儿，随便抱个歉也是不难理解的。
可是，咱们的文人，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也是，不复杂如何成文啊？于是，唐德刚认为“略嫌无礼”四字大有文章，他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向大家介绍当时美国女生宿舍里的风景，说是“周末一到，全院同学皆涂脂抹粉，穿戴整齐，在宿舍房间内，坐候新旧男友的电话。走廊内公用电话铃声一响，大家就蜂涌去接。真是只一人得奖，却个个争先。结果一人含笑下楼去者。大家再等下次铃声。如是铃声不绝，妆楼也渐空。等到天也黑了；人也倦了；铃声也不响了。最后只剩下几位“孤魂野鬼”。在绝望之际，有的难免自伤命薄，倒于牙床之上，便号啕大哭起来（美国女孩子是极其坦白天真的）。可是几次一哭，也就惯了；因而性情日益乖僻，那就更问津无人了。”
在他眼中，韦莲司正是这样一位经常哭倒牙床的悲摧女生，胡适也说了，她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在唐德刚眼中，这样的女人“土”死了，怎么会有人要，他对敬爱的胡老师也不由生出悲悯之心——可怜他竟然将这样的女人惊为天人啊！谈及此，不免要想，唐德刚心中不“土”的女子是何模样，
在唐德刚看来，无人问津的韦莲司女士是饥不择食，才会在种族歧视相当严重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一个黄种书生卿卿我我。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打算以身相许，所以，当胡适“显有所求”时，遭到了韦女的峻拒，那句为“略显无礼”的举止的抱歉，便落到了实处，唐德刚的意思是，是胡适无礼的进攻在先，韦莲司没办法，只好还之于无礼的抗拒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唐德刚那小头脑里的场面，也着实可笑，胡适化身为动手动脚的小男人，韦莲司则狡猾地享受他的追求而不让他占到便宜，行文至此，我只能引用佛印说苏轼的那句话，你自己是牛粪，看到的才是牛粪，我竟然有点怀疑，唐德刚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了。
他的说法也遭到了老友夏志清的反对，夏志清认为：“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
这回，轮到韦莲司倒追了，倒追没问题，可是人家不过“略显无礼”而已，二位就演绎出这么多，难道一男一女在一起，非得有一个动手动脚的？
说到底，还是前面说的，中国男文人，不大习惯于跟女人做朋友，像胡适，只是发散一下绮思倒也罢了，唐德刚和夏志清这一对难兄难弟，直接奔上床的路子而去，真是可笑，而又可哀。
撇开这鬼鬼祟祟的小哥俩，把这这些人都搁下，我们重新回到正在通信的胡适和韦莲司那里。胡适很快给韦莲司回了信，他承认了一点，他给张彭春打电话时，确实感到了不安，但并不是像韦莲司她妈说的那样，认为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是错的，而是，他不愿意把他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既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的批评的。”
此说符合胡适惯于体谅别人的个性，但是，对于一个二十五岁刚刚开始初恋的男子，这也太理性了吧？换个多血质的人，即使理智要求他必须顾及到所谓的规矩，也会有魔鬼，用诱惑的口气一再制止他这么做。不过，胡适的理性并不是那一刻的自我控制，尽管他对韦莲司有爱慕之意，但那爱慕，不足以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变革。
就在他给韦莲司写下那封情意绵绵的“艳体”信的前几天，他跟室友谈及婚姻，说“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
好吧，我们可以想象，纵然他们倾心吐胆，谈到一室皆春，满心欢喜，谈到不知今夕何夕只是天长地久，他还是会微笑地，找个空隙，收住话头，对她说：不如，我们请张彭春来？他清楚自己是要将她定位为一个智识上的朋友的。
想起张爱玲说苏青：“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很少有‘玩味人间’的成分”借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对于胡适，一个妻子就是一个妻子，于他自己，可以相伴；于社会，有个过得去的交代；于家人，可以得到照顾。胡适的作风里，很少有纵情随性的成分。
而徐志摩说，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胡适内心的这番曲折，不易为常人了解，包括他母亲。在徽州乡间，有人传言，胡适和美国女人连孩子都生出来了，胡母因此写信去问，胡适斩钉截铁地告诉母亲，没有那回事。他说“儿久已认为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自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
此言不差，韦莲司从一开始就知道胡适是有未婚妻的，她还知道胡适的这位未婚妻既不能写也不能读，她也觉得很奇怪，但又觉得也无所谓，“说不定这种在智性上南辕北辙、无法沟通的关系，反而还可以让一个可能会很棘手的问题婚姻关系简单化呢！”
这说法得到了胡适的呼应，虽然他也曾希望江冬秀识文断字，把闺房变成执经问字之地，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有遗憾，但并不十分沮丧，而是通达地想，他的母亲也不识字，却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一个女子。
在之后的信上，胡适甚至告诉韦莲司，他听说江冬秀的母亲病危了，他感到沮丧，但“爱莫能助。”
胡适不是个矫情的人，韦莲司也不似唐德刚夏志清所言，对胡适有什么觊觎之心，所以两人通信往来十分地坦荡。他们谈学问，也谈政治，谈中国的形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莲司偶尔跟胡适抱怨一下自己的老妈，他们的往来书信中，大多围绕跟胡适有关的话题而谈，可见韦莲司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
想想那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体验，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倾听，你所有的说法都会得到回应，有时是赞同，有时是温和的反对。相同的心性使得你们互相能懂，不同的成长背景，正好可以互相对照补充，这种智性上的伴侣让你如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又像一面镜子，让你一照再照，最终确定自己。
确实符合胡适“得之于友朋”的规划，但是，你确定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时日渐长，爱慕有增无减，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对她的用心，那就是，他曾使出格物致知的功夫，试着欣赏她的画。
那是在1915年10月，胡适已经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他的宿舍与韦莲司所住的公寓很近，两人经常见面。十月底，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张彭春，去韦莲司的住处，看了她的三幅画。
我们知道，韦莲司是一个新锐的女画家，在思想上，胡适能跟她沟通共鸣，但是，如韦莲司在后来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言，胡适缺乏对美的敏感和认知。他能够将具象的东西说出个一二三来，若给他一副山水画，他也能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可是，当韦莲司那些抽象的画作推到他面前时，胡适傻眼了。
这情形后来也在他的那位本家身上重演，张爱玲拿自己的画给胡兰成看，胡兰成无话可说，与他所预期的完全不对。可见鉴赏画作，尤其是抽象画作最为考验人，具象的作品，怎么着都可以东拉西扯，胡兰成，一说就说到背景啊宗教啊天地啊上去，把不了解他的人蒙得七荤八素的，但一幅抽象的画，没有留下任何抓手，像猜谜，一说就错，胡兰成也少不得小心翼翼，只敢说喜欢而已。好在张爱玲也没指望他能懂，就含糊过关了。
韦莲司与张爱玲的不同在于，她更多地将胡适定位为一个知己而不是恋人，而知己，有着比恋人更懂自己的义务，这种期许让胡适很痛苦。最要命的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张彭春，却能说得头头是道。
胡适痛苦了一个礼拜，这用功的人，现在却没地方用功，他又不像胡兰成有东拉西扯的本事，只有老实地给韦莲司写信说：“我一想到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画，让你感到非常失望，这让我极为痛苦。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想告诉你，除非我能摆脱从二手资料中所得到的一些成见，并能言之确凿，我绝不再强不知以为知地堆艺术作品妄下评断。”
的确，胡适是研究者，善于凭借各种各样的二手资料，而艺术，凭的是一眼望过去的直觉。胡适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还是说：“你引发了我一个新的兴趣，一个新的态度，且让我们希望，（这个新兴趣和心态）能带给我一个新的欣赏能力，这个能力在此刻使我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看来胡适是认了输，然而所谓峰回路转，就在胡适写完这封信之后，他当夜就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再次看见了韦莲司的一幅画，胡适说：“有如鬼魅附身，有种被勒住和窒息的感觉。醒来之后，我又试着回想那张画，我很惊讶，闭上眼睛所看到的那张画竟线条色彩如此分明，而这个鲜明的形象又带给我被勒和窒息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极难受的。我想逃避这种感觉就设法回想你的另外两幅画。而（呈现在我脑海中）的这两幅画和第一幅一样的色彩鲜明，甚至比我初见实物时尤有过之。因为在回想时，画里的色彩细部结构淡化，而主题却更突出了。
很多年前，读过郑愁予的一首诗，诗里说：所以我去，总穿着那袭蓝衫子，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是候鸟的来临。
我不知道，胡适是否喜欢这种候鸟的感觉，或者，有志于做一个情感上的候鸟，但是，在韦莲司的人生里，他的确是有季节性的。隔上几年，他，或者他的信件，总会翩然来临那么一回，激起巨大的涟漪，唤醒彼此的爱意。而在感情即将深入的一刻，他戛然而止，抽身而去，让错愕的她，自己去消化惯性带来的眩晕。
有人说，胡适不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觉得，首先得弄明白的是，爱情是怎样的？琼瑶剧里生生死死的痴情人？还是那种生死相许之子靡他的古典主义？它能否还是一种际遇，兴至而至，兴尽而返？是谁，规定了爱情只有一种状态，一个模板？
你会接受际遇式的爱情、爱上胡适这样一个人吗？他不能给你对等的爱，却是那样的迷人，让人望之怦然，假如你像韦莲司一样，爱上了一个与你持不同游戏规则的人，你会怎么办？
胡适认识韦莲司，是在1914年的夏天，具体是哪一天，学者们各有说法，不过这一点也不重要，一个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是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认识TA，而是，我是不是喜欢TA。
毫无疑问，胡适喜欢韦莲司，虽然，他们性情不同，身份迥异。
1910年，胡适来到美国，作为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的公费生，他来到了位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在校外橡树街租屋居住。开放式的性格使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小社会，经常到一些当地上等人家去吃饭，而他交往最密切的，应该是韦莲司一家。
他初出入于他们家时，并没见到她。她在纽约学习绘画与雕塑，摸索新的感觉，结交最前卫的艺术家，有人甚至认为，她的某个雕塑作品，可以视为“触觉主义”之滥觞者。
在1914年夏天之前，胡适更多的是在跟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打交道。据说这是一个很“女王”风的女人，她严谨、庄重，意志坚定，生平最看不起行为随便简慢的男女，热衷于接待中国留学生，并劝他们加入基督教。
可以想见，胡适温文尔雅的个性一定能赢得她的好感，何况，他由母亲一人拉扯大，对于跟妇女打交道一定别有心得，我们没法考证她第一次在家中设宴款待胡适是在什么时候，只是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知，在1915年2月之前，他已经去韦莲司家里吃过几十顿饭了。
在几十顿之多的饭桌上，韦莲司应该经常被提，他们也许会讲起她作为一个地质学教授的小女儿，却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她的个性与众不同，这些年来，一直在漫游，美国、意大利、英国还有古巴等等……如今她是“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这些对于一个来自徽州乡村的中国书生，应该是新奇而有趣的。
1914年10月20日，礼拜二，韦莲司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胡适的日记里，他回忆三天前，韦莲司从纽约回到绮色佳的家中，他与韦莲司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走到路的尽头，他们折向东边，走了数里地，到了一个名叫“厄特娜”的村庄，才掉头而归。
那日天气很好，下了几天的雨，刚刚放晴，一路上“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他们一共走了三个小时，因为边走边谈，并不觉得天晚路长。
读这段日记，会想起《飘》里的场景，佳人绅士，谈笑徐行，赏心而又悦目，当是当时的中国没法有的体验，半年后，胡适填了一首词，写他对于客乡的依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暖日，指点过湖堤。
可见，与韦莲司的湖边漫走，已成他心中美国生涯的美好意象。
这篇日记里，他记下了他心中的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三寸许，其母与姊腹诽之而无可如何也。”
这是一个重视精神世界远胜于物质生活的女子，个性飞扬，落拓不羁，斜睨于世间法则，她的出现，对于聪明绝顶，却常为世俗规则束缚的胡适，不啻于一道光亮，帮他劈开了一个世界。
胡适对她的欣赏自不待言，由不得地恭维道：“曾经约翰弥尔说，如今很少有敢为狂狷之行者，这真是这个时代的隐患啊，狂乃美德，不是毛病。”韦莲司却并不买账，说：“如果是故做狂态，其狂也不足取。”她的回答，似乎是美式的直接理性，但又有《世说新语》般的智慧，让23岁的留美学生胡适，只有点头称道的份。
那三个小时他们应该不只谈了这些，还有哪些已无从得知，不过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半年后一些谈话搬过来，对于韦莲司的言语风格可窥一斑。
那时国内形势十分危急，日本虎视眈眈，战祸随时开启，胡适自知国力虚弱，唯有以老子“水为至柔，却能穿石，攻克一切坚硬的东西”自慰。有次他跟韦莲司说起这个道理，韦莲司大不以为然，说，水并不是至柔的东西。它有它的力量，它能攻克坚硬，在其大力，不在其柔。
现代物理学的清晰，撕破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含糊，胡适说：“此言是也”。
又有一次，胡适跟韦莲司说，中国士大夫不拒绝新思想，比如《物种起源》一书，西方守旧者批驳攻击，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了中国呢，马上风靡一时，未遭到任何抵抗。韦莲司不能认同，她说：“这不见得是中国士大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必经几次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
韦莲司说到了点子上，中国式学问，往往感情多于理性，文采大过实质，诡辩之术大受欢迎，逻辑推理则极不发达。胡适经韦莲司这一点拨，回头再想，可不是！那些将“物竞天择”挂在嘴边的人，有几个真的知道进化论之科学依据的？
可以想见，特立独行的美国女子，给这个中国书生带来的摧枯拉朽式的影响。胡适是求知若渴的人，认识韦莲司之前，他在美国已经待了四五年，读了不少书，见过不少人，做过多场的演讲，收获一定是有的，但都是在旧的基础上的累积，是物理性的。而韦莲司，这个新锐的女画家，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轻易地颠覆了胡适大脑中的诸多成见，她教会了胡适一件事：原来还可以这样想！
胡兰成当年与张爱玲相处时也如此，他小心地说，西游记比外国名著好。以为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张爱玲却淡淡地说，本来就是这样啊。
胡兰成那样说，是腔调，张爱玲那么说，却是常识，说起来常识是最为寻常的东西，但最容易被各种腔调遮蔽，能够披枝拂叶，瞬间抓住常识者，TA的灵魂不但真诚，而且强大。
胡兰成说张爱玲让他看了天眼，胡适则直接在信里称韦莲司为“舵手”，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日记里他说得更没有顾忌：“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为一人耳。”
自从他认识韦莲司之后，他对女子的见解为之大变，在过去，他觉得最好的女子就是贤妻良母，是为家庭教育之预备，韦莲司的出现，让他发现，女子教育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由此看出韦莲司在胡适心中的分量。不错，她原非美人，现在又不修边幅，不通过饰物与装扮强调自己是个女人。她的魅力在于——用我才看到的一个词吧，她是一个健谈者。
安迪•沃霍尔说，我其实不特别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一种人。跟在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多了。
有追求者都会欣赏健谈者。林徽因反感别人称她为“林下美人”，说，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我没有别的事情做了似的，我有好多事要做呢。当然，她也太健谈了点，只要有她，别人都可以免开尊口了。张爱玲则说，有美的容貌，以美貌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虽然她貌似自谦或赌气似的来了句：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但语气后面，分明有一种自傲，似乎这么并列，是有思想者的降尊纡贵。
韦莲司大概没想这么多，真正的健谈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她只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惟其诚实，才不落俗套，俗者众也，真话都是不俗的。而中国式的基础教育，大多在谆谆教导从众的技术，这方面，胡适已经修行得不错了，碰到一个韦莲司，犹如醍醐灌顶，给他另外开了一个世界。
和韦莲司湖边漫步的一个多月之后，胡适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信中写道：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惆怅，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一张。
我简直没法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要是这么说有违此地的社交规矩，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交规矩本身是不对的。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跟韦莲司说起过中国折柳赠别的典故。朋友之间，别情依依，这一点也没问题，问题是，纽约和绮色佳之间，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且绮色佳又是韦莲司的父母家，她必然在两地常来常往，用得着这么惆怅吗？还把这几个月的友谊回顾一遍？
如果这封信是徐志摩写的，我们不用有任何怀疑，诗人的感情向来热烈，用词向来潇洒，给寻常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写得缠绵。可是胡适，这是一个多么步步为营的人啊，在他现存的书信里，这是最为主动最为柔情的一封了，甚至，在这之后，他给韦莲司的信里，都没再把这个情调延续下去。
周质平称之为“艳体”，江勇振称之为“少年维特式”书信，似乎，大家都看得出来，胡适对韦莲司有特别的感情。虽然韦莲司比他大六岁，像胡适这样一个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留学日记里多处体现他对于比翼齐飞的婚姻之羡慕的人，他爱慕韦莲司这样的女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是他的初恋。
再见面的机会很快到来。1月18日，胡适应邀，去波士顿演讲，结束后顺便来到纽约。第二天早上，韦莲司陪他去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午他们一道吃了饭。
当天下午，胡适乘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去看望朋友，值得一说的是，他在日记里称道了这个朋友志同道合的婚姻，羡慕地说，这是婚姻之上乘也。
23号早晨，胡适再次回到纽约，这天下午，他和韦莲司又见面了，地点是她的寓所。
她的窗户对着赫贞河，当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虚虚实实，似有还无，风景绝佳，他们亦“纵谈极欢”。遥想那样一个场景，连我都在若干年后生出向往之心，人生总是被现实塞得紧紧实实，总有浮生半日闲，碰上的也多是不相干的老僧，有几回，能邂逅相知者，在被现实遗忘的角落，纵谈极欢？
但这世上有彻底的欢愉吗？常常我们一边欢喜，一边紧张，一边快意，一边怀疑这样快意对不对。那天下午的胡适，也是这样且快乐且紧张的吧？因为他很快做了件煞风景的事，跟韦莲司建议，不妨打电话请他们共同的熟人，一个名叫张彭春的人来吃饭，这还不算，他回去之后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韦莲司她妈汇报了一下。
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韦莲司老夫人听说胡适去了纽约，就问他有没有见到韦莲司，胡适如实回答，说去看了韦莲司两次，韦莲司老夫人又问，都有别人在场吗？胡适说，有一次没有。韦莲司夫人便大大地震惊了说：“啊，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
关于韦莲司夫人的个性，咱们前面已做介绍，连在电车门边脱手套都被她视为有伤风化，胡适和韦莲司，居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在韦莲司的住处畅谈三小时，实在挑战她的心理承受极限。
她立即写信给韦莲司，训斥之余，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所以叫张彭春来，就是因为他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
这一说法正中韦莲司命门，她可以不在乎不相干的人怎么看自己，但若让胡适不安了，就是她的大不对了。虽然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礼数岂为我辈设，“最高层次的人，总是追求人类更高发展的美，灵魂不断受到激励去力求实现这种美。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之间的‘礼仪’是一种属于思想上的东西。”
但是，假如胡适真的像她母亲指出的那样，当时确实感到了不安，那么她就有必要还向他道个歉。在信中，她还说，请原谅我当时的“略嫌无礼”的举止。
在当时的语境下，“略嫌无礼”一说，并不难理解，也许韦莲司当时高谈阔论过于畅快，举止随意，如同史湘云在大观园，大说大讲，或倚栏，或席地，原本无所谓。现在经她妈一提醒，她也许觉得跟胡适虽然谈得来，但他未必像自己一样无所谓礼仪，那么她的某些说法与举止，就显得不那么淑女了。另一方面，韦莲司其人思想虽不拘一格，待人接物却非常客气，在给胡适的信里，经常用到“我很抱歉”这样的字眼，这里，为个什么事儿，随便抱个歉也是不难理解的。
可是，咱们的文人，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也是，不复杂如何成文啊？于是，唐德刚认为“略嫌无礼”四字大有文章，他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向大家介绍当时美国女生宿舍里的风景，说是“周末一到，全院同学皆涂脂抹粉，穿戴整齐，在宿舍房间内，坐候新旧男友的电话。走廊内公用电话铃声一响，大家就蜂涌去接。真是只一人得奖，却个个争先。结果一人含笑下楼去者。大家再等下次铃声。如是铃声不绝，妆楼也渐空。等到天也黑了；人也倦了；铃声也不响了。最后只剩下几位“孤魂野鬼”。在绝望之际，有的难免自伤命薄，倒于牙床之上，便号啕大哭起来（美国女孩子是极其坦白天真的）。可是几次一哭，也就惯了；因而性情日益乖僻，那就更问津无人了。”
在他眼中，韦莲司正是这样一位经常哭倒牙床的悲摧女生，胡适也说了，她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在唐德刚眼中，这样的女人“土”死了，怎么会有人要，他对敬爱的胡老师也不由生出悲悯之心——可怜他竟然将这样的女人惊为天人啊！谈及此，不免要想，唐德刚心中不“土”的女子是何模样，
在唐德刚看来，无人问津的韦莲司女士是饥不择食，才会在种族歧视相当严重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一个黄种书生卿卿我我。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打算以身相许，所以，当胡适“显有所求”时，遭到了韦女的峻拒，那句为“略显无礼”的举止的抱歉，便落到了实处，唐德刚的意思是，是胡适无礼的进攻在先，韦莲司没办法，只好还之于无礼的抗拒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唐德刚那小头脑里的场面，也着实可笑，胡适化身为动手动脚的小男人，韦莲司则狡猾地享受他的追求而不让他占到便宜，行文至此，我只能引用佛印说苏轼的那句话，你自己是牛粪，看到的才是牛粪，我竟然有点怀疑，唐德刚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了。
他的说法也遭到了老友夏志清的反对，夏志清认为：“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
这回，轮到韦莲司倒追了，倒追没问题，可是人家不过“略显无礼”而已，二位就演绎出这么多，难道一男一女在一起，非得有一个动手动脚的？
说到底，还是前面说的，中国男文人，不大习惯于跟女人做朋友，像胡适，只是发散一下绮思倒也罢了，唐德刚和夏志清这一对难兄难弟，直接奔上床的路子而去，真是可笑，而又可哀。
撇开这鬼鬼祟祟的小哥俩，把这这些人都搁下，我们重新回到正在通信的胡适和韦莲司那里。胡适很快给韦莲司回了信，他承认了一点，他给张彭春打电话时，确实感到了不安，但并不是像韦莲司她妈说的那样，认为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是错的，而是，他不愿意把他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既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的批评的。”
此说符合胡适惯于体谅别人的个性，但是，对于一个二十五岁刚刚开始初恋的男子，这也太理性了吧？换个多血质的人，即使理智要求他必须顾及到所谓的规矩，也会有魔鬼，用诱惑的口气一再制止他这么做。不过，胡适的理性并不是那一刻的自我控制，尽管他对韦莲司有爱慕之意，但那爱慕，不足以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变革。
就在他给韦莲司写下那封情意绵绵的“艳体”信的前几天，他跟室友谈及婚姻，说“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
好吧，我们可以想象，纵然他们倾心吐胆，谈到一室皆春，满心欢喜，谈到不知今夕何夕只是天长地久，他还是会微笑地，找个空隙，收住话头，对她说：不如，我们请张彭春来？他清楚自己是要将她定位为一个智识上的朋友的。
想起张爱玲说苏青：“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很少有‘玩味人间’的成分”借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对于胡适，一个妻子就是一个妻子，于他自己，可以相伴；于社会，有个过得去的交代；于家人，可以得到照顾。胡适的作风里，很少有纵情随性的成分。
而徐志摩说，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胡适内心的这番曲折，不易为常人了解，包括他母亲。在徽州乡间，有人传言，胡适和美国女人连孩子都生出来了，胡母因此写信去问，胡适斩钉截铁地告诉母亲，没有那回事。他说“儿久已认为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自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
此言不差，韦莲司从一开始就知道胡适是有未婚妻的，她还知道胡适的这位未婚妻既不能写也不能读，她也觉得很奇怪，但又觉得也无所谓，“说不定这种在智性上南辕北辙、无法沟通的关系，反而还可以让一个可能会很棘手的问题婚姻关系简单化呢！”
这说法得到了胡适的呼应，虽然他也曾希望江冬秀识文断字，把闺房变成执经问字之地，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有遗憾，但并不十分沮丧，而是通达地想，他的母亲也不识字，却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一个女子。
在之后的信上，胡适甚至告诉韦莲司，他听说江冬秀的母亲病危了，他感到沮丧，但“爱莫能助。”
胡适不是个矫情的人，韦莲司也不似唐德刚夏志清所言，对胡适有什么觊觎之心，所以两人通信往来十分地坦荡。他们谈学问，也谈政治，谈中国的形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莲司偶尔跟胡适抱怨一下自己的老妈，他们的往来书信中，大多围绕跟胡适有关的话题而谈，可见韦莲司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
想想那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体验，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倾听，你所有的说法都会得到回应，有时是赞同，有时是温和的反对。相同的心性使得你们互相能懂，不同的成长背景，正好可以互相对照补充，这种智性上的伴侣让你如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又像一面镜子，让你一照再照，最终确定自己。
确实符合胡适“得之于友朋”的规划，但是，你确定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时日渐长，爱慕有增无减，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对她的用心，那就是，他曾使出格物致知的功夫，试着欣赏她的画。
那是在1915年10月，胡适已经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他的宿舍与韦莲司所住的公寓很近，两人经常见面。十月底，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张彭春，去韦莲司的住处，看了她的三幅画。
我们知道，韦莲司是一个新锐的女画家，在思想上，胡适能跟她沟通共鸣，但是，如韦莲司在后来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言，胡适缺乏对美的敏感和认知。他能够将具象的东西说出个一二三来，若给他一副山水画，他也能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可是，当韦莲司那些抽象的画作推到他面前时，胡适傻眼了。
这情形后来也在他的那位本家身上重演，张爱玲拿自己的画给胡兰成看，胡兰成无话可说，与他所预期的完全不对。可见鉴赏画作，尤其是抽象画作最为考验人，具象的作品，怎么着都可以东拉西扯，胡兰成，一说就说到背景啊宗教啊天地啊上去，把不了解他的人蒙得七荤八素的，但一幅抽象的画，没有留下任何抓手，像猜谜，一说就错，胡兰成也少不得小心翼翼，只敢说喜欢而已。好在张爱玲也没指望他能懂，就含糊过关了。
韦莲司与张爱玲的不同在于，她更多地将胡适定位为一个知己而不是恋人，而知己，有着比恋人更懂自己的义务，这种期许让胡适很痛苦。最要命的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张彭春，却能说得头头是道。
胡适痛苦了一个礼拜，这用功的人，现在却没地方用功，他又不像胡兰成有东拉西扯的本事，只有老实地给韦莲司写信说：“我一想到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画，让你感到非常失望，这让我极为痛苦。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想告诉你，除非我能摆脱从二手资料中所得到的一些成见，并能言之确凿，我绝不再强不知以为知地堆艺术作品妄下评断。”
的确，胡适是研究者，善于凭借各种各样的二手资料，而艺术，凭的是一眼望过去的直觉。胡适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还是说：“你引发了我一个新的兴趣，一个新的态度，且让我们希望，（这个新兴趣和心态）能带给我一个新的欣赏能力，这个能力在此刻使我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看来胡适是认了输，然而所谓峰回路转，就在胡适写完这封信之后，他当夜就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再次看见了韦莲司的一幅画，胡适说：“有如鬼魅附身，有种被勒住和窒息的感觉。醒来之后，我又试着回想那张画，我很惊讶，闭上眼睛所看到的那张画竟线条色彩如此分明，而这个鲜明的形象又带给我被勒和窒息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极难受的。我想逃避这种感觉就设法回想你的另外两幅画。而（呈现在我脑海中）的这两幅画和第一幅一样的色彩鲜明，甚至比我初见实物时尤有过之。因为在回想时，画里的色彩细部结构淡化，而主题却更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