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个人日记
第一类手法是，诱导和鼓励行政干预。
最新的案例就是，一些人建议政府和监管部门打压市场，包括重演2007年的“5·30”上调印花税那一幕。在长江证券(16.22, -0.81, -4.76%)公司通过公开研究报告臆测“马上要上调印花税税率”之后，某券商公司人员又通过自媒体散布类似谣言，称6月16日新闻联播将宣布上调印花税。
事实早已证明，突然调整印花税的做法对投资者是一种伤害，对政府权威也是一种伤害。除了上调印花税之外，还有人建议大量发行股票，叫停融资融券业务等。这些建议的核心诉求是用行政的手给市场降温，其实就是打压市场，直到点位“回归”到人为设定的“合理标准”为止。这种诱导和鼓励，本质上是与改革的导向相背离的。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涉及资本市场的每一项政策措施，也都应当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处于股市第一线的专业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专业机构，应该率先垂范，坚守底线：一是态度明确地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公众信心；二是对宏观形势和政策的判断有主心骨，拒绝以讹传讹。如果国有控股的专业机构都“盲流化”了，那真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希望这些机构在重大政策话题上谨言慎行。
第二类手法是，曲解和阻止制度创新。
当前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对融资融券的“围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尹中立6月17日说，监管层叫停了场外配资，所以这一轮行情就结束了。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即中国股市不该牛，牛市是靠杠杆造出来的。
笔者仔细查看了有代表性的关于杠杆率的言论，较为普遍的一种测算结果是，目前场内外融资额约为4万亿元，即场内2万亿元、场外2万亿元。但有一个“牛人”，在4万亿元之外，又“找出”了5万亿元，称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投向股市4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1万亿元。笔者认为，第一，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投资股市的金额是如何得出的，并无可靠依据；第二，银行理财产品早已有之，其本身不是融资行为。
杠杆率即融资额和总市值之比，如果按2万亿元比68.4万亿元(6月17日数据，下同)计，则杠杆率为2.92%；如果按4万亿元比68.4万亿元计，则杠杆率为5.84%；如果按9万亿元比68.4万亿元计，则杠杆率为13.2%。
那么，究竟该以哪个口径为准呢？笔者认为，应以场内投资者借贷的合同为准。丢掉这个依据，就会鱼目混珠；甚至拿着放大镜看融资现象，越看规模越大。认为融资是行情上涨的主要推手，认为政府鼓励各种不规范金融行为，是对融资融券业务的严重曲解。
由此曲解“生成”的政策主张就是，严控场外融资，压缩场内融资，以图“还原市场真相”。但是，融资融券本身是发达市场的正常业务，我们为了规范它，已经在制度上严扎篱笆。所谓场外融资，与规范的场内融资没有直接关系。场外借贷行为，应该按照现行的金融法规来规范，不需要搞运动。
第三类手法是，直接推倒凝聚共识的股市创新概念。
自“改革牛”提法诞生以来，得到市场参与者普遍支持。“改革牛”的内涵是先有改革，后有牛市，而不是相反。笔者要特别强调，中央政府不需要制造一轮牛市来“救改革、救经济”，而是只要坚持依法治国，扎扎实实抓经济增长、抓制度改革，股市自己就会走牛。所谓“国家牛市”概念，与“改革牛”概念不是一回事。
有人质疑，改革开放38年了，为什么没有“改革牛”？偏偏现在有了“改革牛”？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看到中国股市伴随整个改革进程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没有看到股市发展对于改革的巨大支持。改革开放38年，其中也有曲折，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否则，就不需要现在“啃硬骨头”、“涉险滩”。始于2012年11月的新一轮改革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彻底，其红利预期难以估量；并且，仅仅过去两年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新型大国关系的红利已经初步呈现出来。
笔者认为，我们历史上并非没有“改革牛”行情，1999年起的“5·19”行情，2005年下半年起的股改行情，也是“改革牛”。认同改革对股市发展重大支持作用的人，已经越来越广泛，“改革牛”行情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继续深度演绎。
第四类手法是，丑化和妖魔化我国的所有制模式。
在有关杠杆率的讨论中，有人反复提出，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其实很低，所以，杠杆率远高于20%。彭博社就说，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40%，而日本是75%，美国是94%。而按照我国监管部门的统计，我国股市流通市值占总市值的80%。
如果按照所谓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40%的说法，中国的国有持股就必须放出来，只有“私有化”了，才能流通起来。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剂“温柔的毒药”。其实，美国、日本的各种大股东们，也没有把他们的股份都“流通”起来，他们也不肯放弃他们的控股权。
当然，通过创新制度设计，让我国的国有股权更具交易性，是需要突破的课题。但是，我们不能被流通市值过低的表面说辞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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