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竹

 

熟视有睹

            ——胡弦《水龙头》阅读心得         

                                                                                              高鹏程

胡弦有一首题为《水龙头》的诗，网上看到有很多人从多个角度做出了解读，但似乎和我的阅读理解不尽相同，这里想狗尾续貂，谈谈自己的看法。这首诗不长，先引述于此：

弯腰的时候，不留神

被它碰到了额头

很疼，我直起身来，望着

这块铁，觉得有些异样

它坚硬，低垂，悬于半空

一个虚空的空间，无声环绕

弯曲，倔强的弧

仿佛是突然出现的

——这一次它送来的不是水

而是它本身

这首诗表面上很简单（事实上很多好诗表面上都很简单）。看起来似乎是一首顿悟之诗。这首诗的前两段，用极简练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日常情景：诗人某一次弯腰使用水龙头时一不留神被它碰到了头，由此引起了他对水龙头的观察。后一段写他观察所得，也即由此获得的顿悟：

——这一次它送来的不是水

而是它本身

但是，我的兴趣并不在于此。我的兴趣在于，胡弦为什么会写下这首诗？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这首诗，若非妙手偶得，则肯定是作者一次精心策划的带有某种明确企图和用意的诗。

我们不妨用逆向思维来考虑这首诗。诗的最终结果是让我们看到了水龙头的“本身”，也即剔除掉附于在其上的一些因素。很多情况下，我们提到某件事物，的确更多的是指向了它的附着物或者衍生的东西。比如我们提到蜡烛，肯定想到的是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隐喻功能。提到火柴一般也是指向了擦亮的火柴头。就像水龙头，在我们的直觉和思维里，它肯定是和水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这么说，当我们提到水龙头，我们更注重的，其实是它的“出水”功能，是它送来的水。至于水龙头本身，往往被我们忽略。

事实上，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在更多的领域，我们其实经常有类似的思维定式。比如中国人提到月亮，马上就会和团圆、乡愁等等一系列文化语境、基因联系在一起。比如提到乌鸦，则马上想到的是报忧不报喜、不祥之兆等等。我们很少能跳出这样的思维定式，或者回到事物的原点去审视。很多时候，对于一件事物的本身，我们经常会熟视无睹。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忽然“有睹”， 就有了某种重新发现的可能，正如胡弦看到的水龙头：

它坚硬，低垂，悬于半空

一个虚空的空间，无声环绕

弯曲，倔强的弧

这里，胡弦用了一系列精心选择的词语：坚硬（水龙头的质地），低垂、弯曲、无声环绕（它本身的姿态），悬于半空、一个虚空的空间（它在某个环境中的处境），精准、细致地写出了水龙头本身的存在状态。这里，胡弦在一首极短的诗里不惜用如此众多的词语描摹出水龙头的“本样”的用意何在？用意就在于，这个本样给了他另外一种感觉：异样。这种异样，恰恰证明他摆脱了某种思维定式。证明他回到了水龙头作为某个事物的起点、本源。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倔强。相对其他词语的客观描摹，这个词，明确带有某种主观的意图。那么他使用这一个词的意图是什么呢？这里暂且搁一搁。

与水龙头的倔强对应的，是另外一个词：不留神。谁的不留神？“我”的。发现水龙头送来它本身的“我”，也即观察和写作的主体。在“我”长久以来熟视无睹，并未发现水龙头本身的某种状态之后，因为水龙头的“倔强”和“我”的不留神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我熟视有睹，注意到了水龙头本身。而此间付出的代价是：很疼。

    这里也有必要再一次对诗中的“倔强” 一词予以关照。胡弦在一首语言极其平实的诗里面，使用了这样一个具有强烈主观、拟人色彩的词，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回到事物本身，回到词语能指，这不仅是写作者的事，也是事物对写作者的期待，是语言对写作者的要求，是诗歌对诗人的呼唤。胡弦把这首诗放在了他的诗集《阵雨》开篇，亦即表明了他对于这种期待和呼唤的自觉承担。

胡弦的诗善于用一种沉思的状态去辨析事物内部的纹理，在词与物之间的联系中获取精妙的诗意。和多数人一样，胡弦的诗也多从经验中来。但他和多数诗人的区别在于：“他不但写出了经验本身的意义，而且他的很多诗篇恰恰演示了这种从经验向形式归化的过程，重要的就是这个过程，那也是事物向词语进行转化的过程，他的诗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方面便是展示了诗歌语言的生成性。如果说，现代主义者重视的是呈现经验，而后现代主义者注重的是经验进入意识的过程，那么，胡弦则站在了一个可以随时出发的临界点。”（——马永波《从经验到形式——阅读胡弦》。即便在这样一首貌似简单的诗歌中，胡弦也为我们呈现出了这种经验进入意识的过程。

胡弦是一个诗人。诗人当然是要注重文本价值的。那么《水龙头》的价值在哪里？在作出这个判断之前，我想撇开一笔，提一提另一首诗。一首有关火车的诗。

　　旷地里的那列火车
　　不断向前
　　它走着
　　像一列火车那样

——于小伟《火车》

提到火车，我想大家马上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联想。作为一个稍有写作经验的人，也许马上会想到与之相关的很多隐喻。比如命运、生活等等。但是，就在大家以火车为题，尝试各种隐喻式的写作时，于小伟却及时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后撤。像一滴水珠，在诗歌的浩浩水流中逆流而上。一首名诗由此诞生。

我不主张诗歌要完全抛开隐喻。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技术，隐喻对一首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种隐喻的指向（也即语言的所指）毕竟有限。而且一味地趋同，会导致我们的思维的惯性滑动，最终导致诗歌文本的千人一面。所以于坚一直强调拒绝隐喻，并且写下了一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这样的渗透明显诗学主张的作品。

比如当我们读到中国诗人有关月亮的诗歌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几乎是在读同一首诗。或者类似的诗。月亮几乎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老外婆。但当月亮“出国”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不再是我们那个熟悉的月亮了，它弯了不再是乡愁的钓钩，圆了也不是回家的车轮。它重新成为了悬挂在我们头顶的陌生的存在物。我们由此获得了诗歌阅读的新鲜的感受。

当一个词，它包含的隐喻成分（所指），被多数人使用时，我们有必要设法剔除它，让它回到词语本身（能指）上来。把日常物象从诗歌惯常的隐喻中解救出来，也把我们的思维从惯性的滑动中解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身和词语的能指，然后重新出发，获取不同的发现。就像胡弦，从一次偶尔撞击中（或者就是他文本抒写需要的而虚拟的一次撞击？）获得顿悟。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水龙头》一诗的价值作出评判。它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发热的惯性思维踩了一脚刹车。让我们从一条脱缰的河流回到它的滥觞之地，让我们得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它的本样、它的走向，去创造另一种可能。

“很疼。”这是胡弦面对水龙头获得顿悟的代价。也是他告诉我们的，从思维惯性中抽身出来付出的代价。但无疑，这种代价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