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杰

一、社会环境
 

   （一）中小地主的窘迫境地

　　自明清以来，商业逐渐发达，商业资本的活动在手工业、纺织业等行业有所发展，但由于湖南处于中国内腹，除少数大城市外相对比较闭塞，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仍然是经济的主体。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相对于沿海地区受到的强烈的西方资本与文明的入侵，湖南的自然经济所受触动较少，在道光、咸丰年间，主要还是传统的土地兼并的矛盾占主要地位。

　　在当时，湖南境内土地兼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即以湘军最为集中的湘乡为例。湘乡出卖土地的方法是一种“田不分售”的办法，据《湘乡县志》记载，“原额买入若干亩，售出必如其额。有分买其十之四五者，少间必责全卖，否则坐拼滋讼，甚成命狱。富户既少，原额价多，河清无期，作茧自缚，往往千金之家，负债一二百金，其始不忍以少价让多地，其继债息孽长，减价出田，应者无人。不十年，尽售之，不足偿债。”这种办法，是一种完全偏向大地主、大富商的作法。因为将土地全部出卖，总价必然高，一般只有大地主、大富商进行接触，而大地主之间已经形成联手压价的默契，其他人则摄于其势力与气焰，纵然田主“减价出田，无人应之”，最终结局大多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全部土地。在湘乡周围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都如此。

　　这种局面，不但使广大普通农民处于无地无业的境地，对中小地主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虽然不致破产，但生活是日渐窘迫了。曾国藩的家庭，在其曾祖时还有数千金的产业，到他父祖辈时已经是个典型的中小地主了。至少在曾国藩为官之前，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都要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乃至他为官之后仍然在家书中叮嘱诸弟要让子侄们种菜、养鱼、养猪，多多劳动。而湘军的另一个巨头左宗棠家境或许更差些。在左宗棠幼年时，家中共十口人，每年地租收入不过四十八石谷，最多也只算是个小地主。左宗棠后来也提到他父亲“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生计之窘，迫可见一斑。湘军其他将领如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其经济状况也大都如此。

　　正是这种相同的经济状况，形成了湘军将领共同的思想特征和政治倾向。一方面，他们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深为不满，希望能恢复封建盛世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社会的动荡、农民的怨愤深为不安，担心会一朝祸起，毁掉他们的家业和统治地位。因而，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由自己动手，恢复过去的秩序，挽狂澜于既倒，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改变自身窘迫的经济地位和状况。

　　由于中小地主窘迫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与社会中下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从而对社会实际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曾国藩早年的奏折中就说：民间有三大疾苦，“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则“退缩”、“琐屑”，外官则“敷衍”、“颟顸”。对于农民起义，曾国藩也说过“推其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左宗棠的分析则更为激烈，他说“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

　　当然，虽然这些中小地主对现状有诸多不满，但对清王朝他们是非常忠心的。首先，他们生活虽然窘迫，但仍然保有其统治地位，他们仍然可以出仕做官，政治道路并未完全堵死。其次，他们自身所受的儒家教育培养了他们的忠君思想，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有序、尊卑有等、各安其分的社会。他们批评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清政府能够作一些改良，革除弊政，缓解矛盾，重现“天下大治”的封建社会。对于起义农民，他们都持坚决镇压的态度。例如曾国藩就主张“痛加诛戮”、“纯用重典”，并说“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后来同太平军的征战中，他也“身体力行”，因而博得了“曾剃头”的“雅号”。
                               


　　然而，比较困难的生活历练、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毕竟给曾、左为代表的湖南中下地主集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使得他们都具备了一种实干、实用的精神。他们能够从实际出发，采取较为灵活实用的策略，对士气、民心的维持也比较注重，曾国藩曾作《爱民歌》在湘军中传唱，教育官兵要爱惜百姓，作《官兵歌》以融洽官兵关系。其次，使得他们具备了一种开通、学习的态度。湘军军制就是以他们对清朝军制的一种大胆变革。同时，他们也是较早接受“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的一批人，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其中大多数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骨干。第三，使得他们具备了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湘军将领打仗大多以坚忍出名，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都是如此，因而湘军能够屡遭重创而不倒，这与他们早年的艰苦生活磨练是分不开的。

　　而在当时，满族大员昏聩、腐败已极，就连肃顺都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清廷以往依靠的八旗、绿营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堪一击。这就使得以曾左为代表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显得佼佼不群，当统治者们遇到巨大的危险和严峻的考验时，很自然的将依靠他们来度过危机。


      （二）社会的动荡和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境内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极度尖锐。

　　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产业，破产的农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对湖南的手工业特别是运输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前，因为清朝政府只开广州一口通商，凡外国运来货物，由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各地；而中国丝、茶运往国外的，也先在湘潭装箱再运至广东。所以当时湘潭周边地区商业极其繁盛，尤以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盛，当时的运输工人竟有十余万之多。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增多，湘潭逐渐萧条，原来依靠这条商道的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为失业者。

　　这些数量众多的失业农民和工人的存在，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不少人加入会党，互相联结，迫而无奈则铤而走险。而湖南人的倔强、戆直的性格特征，又使得他们一旦“激而不复反顾”，其反抗也就更加激烈、彻底，破坏性和危险性也更大。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至太平天国前后，湖南的各种武装斗争和会党起义就达五十多次。旧有的秩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严峻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的湘军将领们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担忧的盗贼蜂起、天下大乱的时刻已经逼近了。但同时他们也看到，由于农民的淳朴和政治上的单纯，这些失业农民和工人经过拉拢和整编，可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潜在兵源。他们开始积极的筹策解决的办法，少数有职有权者，开始创办团练，吸收失业农民与工人从军，利用他们镇压农民起义。最早兴办团练的，是后来成为湘军重要首领的江忠源，他在1847年就募勇成团，镇压湖南新宁雷再浩的起义。这为后来湘军的创立作出了最初的尝试和成功的示范。

                                        

      （三）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决策的失误

　　清朝的政治统治，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因而满族贵族对汉族人民一直有一种歧视和戒备的心理。在中央政府中，虽然名义上满、汉各半，人数对等，实际上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地位上，满族官员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地方政权中，督抚、将军、都统等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汉族士人位居督抚的实为凤毛麟角。汉族士人要想荣升高位，实际参与高级政权统治是十分困难的。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太平天国运动晚爆发几十年，各种社会矛盾继续发展，而广大中小地主、汉族士人政治权力受到限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经济地位日渐低下，“报国”无门，走投无路，其最终结果只有走上同旧政权决裂之一途而已。

　　而太平天国兴起之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两年之间，横扫东南，定都天京，八旗、绿营及大批满族官吏望风而逃，充分证明了清政府现有的军事力量衰朽已极，根本不足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在这样危急之时，清政府被迫放宽政策，因而给予了以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参与政权的机会，他们感到自己实现抱负、大显身手的时刻来临了，纷纷起而在各地兴办团练，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继而逐渐汇集、壮大，最终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湘军。

　　同时，由于太平军决策上的失误，给了湘军以创建、巩固和壮大的机会。首先，在太平军初起之时，只是在湖南穿省而过，也未能在湖南迅速扩充力量，从而将湖南广大失业农民留给了后来的湘军，使得本来可以成为太平军的潜在力量反而成为了太平军日后的死敌。其次，在太平军西征过程中，再次轻视了湖南的战略地位，在统军将领、战略战术上都存在严重的失误，未能乘湘军组建初期、立足未稳之时将其扼杀。湘潭战役太平军大败反，湘军得到了喘息、巩固、壮大的机会，并逐渐建立起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信心，而太平军则节节败退，最终彻底退出湖南。李秀成将湘潭战役列为“天国十败”之一，确实是事后沉痛的反思。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兴起是湘军得以产生的催化剂，而其决策的失误又给了湘军巩固壮大的机会。

 

二、人文背景


 

　　社会环境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孳生壮大的土壤和条件，但湘军将领相携从军人数如此之多、地域如此集中、作用如此之大，还有其特定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 经世致用、讲求实效的学术倾向

　　清代学风，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逐渐流露出繁琐、空泛的弊病，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由盛而衰，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经世致用的学风逐渐兴起，而这种学风又以湖湘士人最早倡导力行。

　　湖南经世致用、讲求实效的学风最早可追述至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主张，至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人时基本形成，于咸丰年间在湖南兴盛。曾国藩、左宗棠、刘蓉、罗泽南等一大批湘军将领都是经世之学的倡导者和实行者。曾国藩虽为理学大师，但其学术却颇具经世色彩，他将经世之学看做是与义理、考据同样重要的学问，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等十四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过认真的讲求。左宗棠年轻时屡试不第，对科场失去了兴趣，转而对经世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又如罗泽南，他本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塾师，常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的抱负，其弟子曾国荃、李续宾等人都受其影响颇深，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中的骨干。其他如刘蓉、江忠源、郭嵩焘也是如此。这些人都具有相同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那就是勇于用世、讲求实效。正因为如此，当时机来临之时，这些书生士子不是畏懦避事，也不是空言论道，而是纷纷踊跃而起，或投笔从戎，或为之出谋划策，从而迅速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湘军。


      （二） 互通声气、互相扶持的紧密关系

　　早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湖南经世派士人集团，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扶持。他们通过在朝为官的曾国藩表达他们对时政的意见看法，曾国藩也通过他们来寻求支持和拥护。曾国藩在奏陈重要事情时，也往往将奏折录往一通寄给湖南士子，以表“国藩忝居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负故人之期望”。除此之外，湘军将领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师生、亲友关系。除了上述的罗泽南的师生关系，还有曾国藩与彭玉麟、李鸿章，罗泽南与胡林翼的师生关系，胡与罗、罗与曾、曾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的亲家关系。这样，湘军将领就结成了以书生为主体，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紧密群体，并在日后的战场和官场上表现出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这种紧密群体的形成，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是由于这些人志同道合，有类似的经济地位，有共同的学术倾向，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抱负。这里不再重复。

　　另一方面，也是当地的民风使然。湖南乡人有着极重的乡土观念，以湘乡、湘潭为例，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之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屋门口人”与外乡人争斗，则不问曲直必助之，虽至破财伤生而不顾，常有因此而至大规模械斗者，及至今日而此风不改，我亦屡见不鲜。湘军将领生长其间，不同程度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例如曾国藩就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曾国荃则用人“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种态度和思想，在今天看来颇有狭隘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却确实对增强湘军的内部凝聚力，从而提高其战斗力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湘军将领的这种思想也为湖南人才的脱颖而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不是说其他外省人才就不如湖南，而是相对而言湖南的人才得到机会更多一些），从而刺激了湖南人参加湘军的积极性。

     （三）深受儒家正统影响的忠君思想

　　湘军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方面使清王朝统治者欢喜鼓舞，另一方面也十分疑忌防范。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很久都保持着“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在诸多事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牵制，极不顺利。到了后来，因时势使然，不得不对湘军放权，清朝统治者也还是采取了分化和防范的策略，戒心依然存在。可是曾国藩始终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不时还要向清廷表一表忠心。到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湘军一时权势达到了极盛，如王闿运《湘军志》所说“湘军则南止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当时各省总督共八缺，湖南人占了五个，巡抚刘蓉、曾国荃、郭嵩焘也都是湖南人。有清一代从未有哪一个势力集团有如此大的控制力。而曾国藩反而裁汰湘军、自剪羽翼，而湘军将领也都相继解甲归田。这跟历史上地方势力壮大后导致地方割据、军阀争霸的一般规律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本质上是一群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书生，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湘军将官中出身于书生的占58％，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是有功名的士人。他们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恪守儒家的君臣礼义和伦理道德。他们投身营武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抱负，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上下各安其位、尊卑有序的理想封建社会，他们因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对清朝统治者感恩戴德。这种思想使得他们一方面对自身所受的一时不公能够隐忍妥协、委曲求全，就如刘蓉致江忠源的信中说：“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佥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以共济。”；另一方面，他们在掌握大权没有进一步的野心，反而谦恭谨慎，自剪羽翼，从而避免了地域性势力坐大对中央政权的离心现象。也正因为湘军将领在处理同清廷的关系过程中一贯忠诚谨慎，从而逐渐消除了满清统治者对他们的戒心，对其逐渐委以重任、给予支持，这也是湘军集团得以壮大并且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