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倾城

记者：野夫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报的专访！在这里向您的新书《乡关何处》送上一句迟到的祝贺！这本书一经上市便好评如潮，您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野夫：我觉得是我笔下的人物以及他们身上具有的独特气质影响了一批有良知的读者吧。书中的一些人物是真正的草根人物，是我的偏僻故乡中默默无闻的寻常百姓。但是这些人身上，有我们这个民族一些高贵的品性遗留，他们善良、真诚而坎坷，却始终保持着一些古老的气质——一些被时代丢弃了的美德和操守。我记录这样的一些真名实姓的贫贱之交，是希望读者还能知道，我们的人生还可以有另外的活法，还有一些高贵的平民，值得我们去仰望。
 

记者：在《乡关何处》出版之前，您还有《江上的母亲》、《父亲的战争》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对故乡亲人的追思和对社会、对文化的反思。为什么会有如此浓厚的“怀旧”情结和“反思”态度？它们对您创作的当下和未来，有着怎样的影响？

野夫：我的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各种命运，可谓既普遍又特殊。实际上类似的故事很多，但是却少有记录。一方面我对父母的早逝很歉疚，个人需要还情感债；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下，对这段往事还是欲说还休或语焉不详的，没有过去就没有当下，不深刻认识当下，民族也难有美好的未来。我写作的起点，是想要大家先了解许多悲剧历史的来源。
 

记者：故乡在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占据着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企及的位置。您现在客居云南，对于生长大的湖北老家，您有着怎样的特殊情感？故乡对于您如今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野夫：我小时候生长在利川的一个小镇上，我们那个地方和湘西本质上、从文化上是一个土地，只是从地理上有意把它割裂成两个省。我们童年成长的时候，我生长那个小镇，也充满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些边镇的气氛。我觉得我在那个土地上的生长，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性格上的力量，我自己回过头来，到五十岁而知天命的年龄，再来回看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故乡的传统人文，那些精神，那些民风、民俗都对塑造我还是有巨大影响的。

记者：许多描写故乡题材的作品和作家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今，故乡似乎是一个最能抓住大众心理的题材之一，您觉得在城市化日益加快的时代，故乡对于都市群体的生存状态有哪些意义？

野夫：故乡几乎是一个老旧的概念了。在中国，很少有人说我的故乡是北京或者上海的。城市化淡化了故乡的情感，像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以上的人，还那么眷恋于故土情节了。故乡，应该说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和情怀。福克纳、沈从文等无数作家，一生都在写他们的故乡。我们根植于各自的文化故乡，情感和经验皆是从那里启蒙，故事自然也源自于斯。我的散文会写故乡这些美好的事物，但我的小说，则可能要解剖曾经的各种丑恶了。每个人的故乡，都会不仅是真善美的，也会有无数的哀伤与绝望。
 

记者：如今，许多的年轻人拼命的涌向都市，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都市生活之后，失望之余又返回老家，然后再经历、再失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年轻人而言，故乡意味着什么？

野夫：按照古老的习俗，谋生的人要背井离乡，濒临死亡的人要归根还乡。我能理解一代一代的山里青年，都想远走高飞投奔异乡的缘由。沈从文先生那辈人如此，我们乃至以后若干辈皆会如此抛离故土。在遥远的年代，我们那里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里安葬的，这是因为不想成为游魂。魂无归宿，似乎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这种乡土意识越来越弱化。无数人情愿寄居于别人的城市，抵死也不欲归土。因为，本质上既无祖田，也无故土了。土地都是那个不知名姓的集体所有了。
 

记者：临近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您对于故乡、亲人的追忆，对于社会、文化、人性的反思让我们在快节奏的时代愈加深刻而清醒。您的家国之情愁、文人之感怀来自何处？又将往何处去？

野夫：四川名士王怡说，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理解此言的意思是，今天的故乡已经远非我们记忆中的纯正了。这种差距是确实存在的，物质主义的时代，人心也在物化。传统的乡人和今天的市民，肯定大相径庭。今天邻里半生，几无一言，哪里能找到过去的故乡。所谓乡愁，很多时候似乎也仅仅体现在味蕾上那一点回甘了。我虽依旧每年还乡，但“故人日已稀”之后，对今天故乡的种种不堪，往往是怅然若失的。
 

    野夫，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 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凭借《江上的母亲》获台北2010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