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倾城

 

文/记者 顾倾城

图由车刚提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后来中国美术发展史影响深远的“85思潮”喷薄而发，人们试图摆脱旧有的框架模式与思维，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新鲜的血液，当年那一批批怀着激情与理想奔赴西藏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非凡才华与创造力创造了西藏文学艺术的蓬勃春天。

记者:当初进藏的初衷是什么？

车刚：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别人有的是大学毕业，有的是十八军后代，比如像罗浩，他的父亲是当时十八军的随军摄影师。我呢，属于80年那个时候搞的一次汉族大批外调，实际上当时从西藏被调走的大多都是骨干力量，然后各领域人才奇缺，不光是文化界，新闻界、经济界、农牧界所有口都缺人。最后呢，西藏自治区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让各个行业自己找人去，比如说借调。借调呢一般呢都是两年左右，然后你针对本单位的这个口去借，借完以后年限结束，如果本单位还需要且自身也愿意留下来，而且身体条件也还行的话，就可以继续留下来。我就是这样调来的，当时从辽宁丹东到西藏日报借调两年，后来期限满了之后，仍旧留在了西藏。
 

 

车刚：生存条件很差，那个时候不光我们那群人的条件差，整个西藏的经济、交通、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精神是快乐的，最起码比现在要纯粹快乐的多。另外，大家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纯粹和高度融洽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和谐的一种关系。

当年好玩的事儿很多，从外面来的人也很少。但是从1982年开始，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大学生工作分配，有一批年轻人就被分到了西藏，各行各业的都有，有搞文学的，有当记者的，有搞摄影的，有搞美术的，一帮子文艺青年，大家经常会凑在一块。

谈及当年的聚会，很有意思的。那个时候生活都比较差，不像现在餐馆林立，当时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去拉萨河对面的太阳岛，当时叫咕吗林卡，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开发，很完整的郊野荒滩地带。每个人带几个菜，有的单位食堂菜丰盛的，做的好点的就从单位食堂打一点，有的自己做一点。当时的条件很艰苦，物质生活也不丰富，但是人们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而且当时的通讯啊交通啊这些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旦有人进藏，马上就会带来一些趣闻轶事和新鲜资讯，大家便会聚在一起分享讨论，然后回去思考研究。

 

记者：讲讲《干杯西藏》里的人物故事和各自的人生轨迹？

车刚：在拉萨有个人叫张治中，现在是西藏文化厅的副厅长，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那个时候西藏的一大批人，早期是以龚巧明为首的，那个时候她是老大姐，那副著名的《干杯西藏》也是因为她才有的。她是一个为人非常好的老大姐，在她的关心帮助下，西藏出了好几个年轻的画家诗人，像色波啊这些人，都是在她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西藏文化环境比较差，但是她他能把大家聚在一起，对这些人后来的成长帮助很大，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后来西藏文化的发展。

记者：罗浩提及这幅画的创作初衷时表示，当初于晓冬只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载体来简单纪念大家相聚的时光，当时想模仿《最后的晚餐》，画了13个人，觉得不够饱满大气才添加到23人，最初名称也是叫《最后的晚餐》，后听从马原建议才改成《干杯西藏》。

车刚：对，是这样的，后来有的西藏当年很有名的文化界人士，现在回过头来谈这事儿的时候，就有些调侃意味的自嘲：当年怎么没画自己呢。像吴雨初曾经就讲过类似的话，其实吴雨初是最应该进入到那幅画的。当年西藏文化的崛起，吴雨初的功劳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他当年在藏北那曲地区，一开始在县里，后来到文化局，在培养藏族作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带起了一帮汉族藏族的作家，像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加央西热（已去世），画家李发斌，文艺家李双艳，包括现在的嘉措。

当时拉萨文化界人士就奔着藏北去，实际上，当年马丽华写的散文集《追你到高原》、诗集《我的太阳》等，这些都是追寻藏北文化和追随吴雨初后写出来的，所以吴雨初是很有魅力的，算是一位大文学家，也是极富个人魅力的官人。

这幅画给那个特殊时期留下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它给上世纪80时代在西藏从事文化创作的人的生活以及创作划上了一个永久的句号。

 

记者： 80年代西藏的文化状态对现在西藏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车刚：在那个时候，其实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80年代，像美术界的韩书力、余友心，文学界的扎西达娃、嘉措都留下来了，马原回去了，摄影界，我留下来了，罗浩走了后来又回来了，其实当年的那个群体给整个西藏文化界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记者：马原曾经将你们这一批人称作是“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当初的理想是什么？是否仍在延续？

车刚：那个时候确实有理想，大家都快乐，精神自由，有激情，有理想，有欲望，也是敢于尝试和创新的。马原可以踩到雪豹皮的垫子上，赤裸着上身穿着大短裤，在白墙上写书法，而我人生中穿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是马原的夫人皮皮给我买的。另外为了吃到白菜，我们跑到西藏日报社大院里，把篮球扔进温室大棚，趁假装找篮球，其实是趁机赶紧偷白菜。

从现在看，是一种精神消失了。最初来西藏都是很纯粹的，单一的，都很简单，不管是派来的、分来的还是自己愿意来的，不像现在，有功利的成分在。那时候友谊也是真挚的纯粹的，大家很和睦。那个时代的这两点东西消失得比较多。但是在文艺创作上，有一部分还是在受其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的马丽华（左）与觉果。马丽华是涉藏题材的知名作家，曾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觉果现为新华社西藏分社高级记者，西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记者：您的摄影作品见证了西藏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前后时期的不同环境背景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对个人心态和精神面貌呢？ 

车刚：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工作追求的是唯美的艺术创作，偶尔也拍纪实，但新闻第一，其次才是光影。现在回想，纪实的拍得少了，真正记录老百姓生活 的作品太少，当时缺少这种时代观念。

对个人的精神面貌来说，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首先我不出于功利主义，不追求有多大影响和社会地位、名誉职称。在西藏，是这种特殊环境和这里的老百姓教会你怎么做人，把心态放平，先学会怎么做人，然后拿好手中的照相机，帮忙传播正能量，关心弱势群体。

记者：对于未来，有哪些期待？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车刚：自己有一些专题想拍。拍东西是终身的职业，有生之年，想多拍些能够记录西藏的发展和人性光辉的东西，包括反应西藏文化民俗的作品。既然能够在西藏这片土地生活工作，那么我就有责任把这些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