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四合院的英国人

闲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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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马珍形容胡同里四合院的生活是“带有乡村表象的社区生活”。她在欧洲的家位于法国南部乡下,在北京她住进了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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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帆  摄影◎潘铭­

        英国人马珍认为,在北京生活,就应该住在四合院里,哪怕在四合院里天天吃黄油吐司,冬天喝苏格兰清汤而不是紫砂锅煲出来的土鸡汤。她是《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合理利用职权,将办公室设在了日坛公园内一个名叫“神库”的四合院中。她和在路透社北京分社做记者的丈夫住在东单东堂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

        马珍是第三次在北京长住。她在英国上大学时学的是汉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没什么,我爸爸才牛呢,他会讲客家话”。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两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的社长,在北京先后生活近10年。2005年因丈夫工作调动,她又回到北京生活至今。在北京待久了,还是有些不习惯北京人的说话大声,不习惯北京人的“不见外”,可回英国看望妈妈又有故乡是他乡的错觉,“每一次回英国我都要琢磨,这个场合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大笑,与人交往是不是应该谨慎点,我都不清楚了”。相比之下,北京更让她放松。­

        前两次在北京,根据当时的规定,她不能租普通民房,只能住外交公寓。建国门外的那片外交公寓外观端庄,内部每个房间都方方正正,有精致的水磨石地面和宽大的阳台。在北京住西方人发明的公寓,太不中国了,直到2005年第三次来中国,马珍才住进四合院。四合院所在的东堂子胡同有800年历史,是北京名人故居最多的胡同。胡同里槐树成荫,“每到5月槐花开出蜜一样的香气”,四合院“看似封闭,实则被开放的胡同环绕”,马珍说。她很迷恋这种气息和环境,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她形容胡同生活是“带有乡村表象的社区生活”。­

        马珍住的四合院是租的,房东是位马来西亚华侨设计师,他对这座一进的四合院做了改造。改造走的是“凝固老的,注入新的”路子,这是近几年四合院修缮常用的思路。“凝固”指的是不能让老建筑再衰败下去了,并对它表示出敬意;“注入”就是要添加适应现代生活的新元素。四合院原有正房和两座厢房,内部空间能够满足现代生活的居住要求。设计师拆了内部的几堵墙,加大了起居室、卧室、厨房和餐厅的面积,并隔出独立、现代的卫生间、洗衣房、储藏间、衣帽间,格局更加现代。房间内部不做吊顶,让屋顶高敞,空气流通很好,保留了木头人字形梁、栋,刷成黑色,犹如英国乡间农舍。屋梁成为很好的装饰,空间不显得单调,还可以把吊灯、射灯的底座安在上面。为了保留中式传统民居的特色,窗户没有改成塑钢的,还是木料框架。­

        设计师适当做了加法,增加了一个玻璃U形回廊,将正房与两侧厢房连通起来,在院子中央围出一个天井。玻璃回廊是个巧妙的思路。廊是半公开性质的活动场所,有了它去各个房间不必再经过室外,在北方是非常实用的。给回廊加上玻璃墙,首先解决了住平房最头疼的采光差问题,其次室内外多了一个过渡空间。按中国传统的营造学理论看,玻璃墙是古代槅扇的现代表现形式。槅扇其实是种轻巧的墙,有了它们,在室内随时可以迎接和风丽日,观赏园内的景色,让建筑空间和大自然空间没有了丝毫阻隔。有建筑评论家说,玻璃幕墙是20世纪建筑业最伟大的发明,它打破了一直被封闭的建筑空间。马珍的设计师房东将这一发明缩小落实在了一座小四合院里。­

         梁思成说中国合院式的住宅“予居住者在庭院内的‘户外生活’”,北京的秋冬季节,至少有5个月天冷风大,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玻璃回廊可以做阳光房,满足了“户外生活”的需求。玻璃回廊里摆设了桌椅卧榻,冬天阳光好的时候,马珍多在这儿消遣,待的时间多过室内。回廊尽头挂了一幅扎羊角辫中国小女孩的油画,先生肥猫胖丫头的生活理想被勾勒出来。­

        天井地面铺上防水木条,在天井里看,由衷地觉得玻璃真是奇特的材料。它透明,将本来孤立在中央的庭院气息,自然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庭院中的植物枝叶透过玻璃投射到房屋外墙上,树影婆娑,“好像看到郑板桥月下静观白纸窗上的树影,泼墨挥洒墨竹”。玻璃回廊一圈都装了窗帘,拉上窗帘,玻璃反射出园内花花草草和忽隐忽现的黑猫,减轻了院落围合带来的视觉压力。马珍用有光泽的银红色面料做窗帘。是《红楼梦》里贾母让她灵光闪现,第40回中贾母说:“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绿纱糊上,反倒不配。”马珍想,那就用老太君推荐的“银红色”吧,可惜找不到“霞影纱”。红色帘幕衬上院里的绿树,倒是符合西方人的东方美学想象。马珍还学了中国人的做法,把窗帘做成夹棉的,春天挡沙尘,冬季挡寒风。­

        四合院是男性化的建筑,“我觉得北京、四合院太缺少颜色了”。厨房、过道、与回廊相接的外墙,所有不够充裕或不算开放的空间,马珍都用了白色。此外多用偏女性气息的粉红、桃红色调来软化四合院的方正强硬。她给墙上挂的黑白摄影作品都配了桃红色相框,超出了常规的做法。另一重要的软化道具是纺织品。马珍把家庭照片翻拍印在靠垫上,是亲切的回忆。她去新疆旅行,买回维吾尔族妇女做裙子的当地特产印花布,铺在床上做床盖,富有异国情调。记者职业让马珍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旅行,玻璃回廊、室内的每一件装饰品都记录下了她的每一段行程:桌上的银饰是贵州女人的传统首饰;墙上相框里的钱币是伊拉克萨达姆执政时期发行的货币,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它们已成为历史;玻璃廊通往小院的门上挂了一幅绘有蒙娜丽莎的彩色竹帘,来自越南;地毯,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工匠手工编织的。家具的风格更偏向现代,夫妇俩在中国搜集的传统中式家具都放到欧洲的家里去了。­

        住在四合院里,马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熟稔感。她在中国大陆开放伊始便来到中国,很了解中国。她在发回英国的稿件中谈北京胡同的垃圾处理问题,批评急功近利的老城改造,称赞央视大楼的设计,也有巩俐加入新加坡籍引发争论的八卦。说起来马珍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已有200多年。马珍原名叫简·麦卡特尼(Jane Macartney)。麦卡特尼家族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成员中有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乔治·麦卡特尼伯爵(George Macartney,又译乔治·马戛尔尼)。乔治伯爵是英国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个特使,那段著名的“磕头罗生门”就发生在他身上。1793年乔治伯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为名,企图就扩大对华贸易及发展与中国关系展开谈判。乾隆皇帝要求他行三跪九叩之礼,据乔治伯爵回国后撰写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经过谈判,乔治伯爵最后行的是单腿下跪礼。但清史料记载,乔治伯爵行了叩头之礼。据使团副使、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乔治·斯当东编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初版于1797年)记载:“特使决定在不损伤自己国王的尊严的前提下,尽力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他同意可以下跪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尊敬,但应当消除这种举动对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附属地位的印象。特使提出条件来:假如坚持叫他磕头,那么,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朝衣朝冠在特使携来的英王陛下御像前也要行同样的磕头礼。”(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得祖先之福荫,马珍也有贵族头衔,但她对祖国始终有游离感。她出生于马来西亚,直到上高中才回到英国。回国后,她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比青春期还困惑的问题——阶层。英国人听口音就能立刻分辨出你属于哪个阶层,“去找工作,对面的人一听你的口音就能判断出你的阶层来,然后决定是否跟你接触”。马珍虽有贵族姓氏,仍然极不适应,异常失望,很难理解英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种疏离感,让她和丈夫把他们在欧洲的家安在了法国南部乡间。­

马珍在中国住四合院,其实传统四合院是最讲究秩序的。她是中国通,当然知道如今北京四合院的居住者是哪两类人。他们位于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城市贫民,一头是精英阶层。穿过东堂子胡同,一路看着两旁破败拥挤的大杂院走向马珍的家,一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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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 住四合院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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