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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体制创新办法(一)

个人日记

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体制创新办法
发源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金融危机，阵次发作，已经开始向世界波及传染，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为了防止被吸进次贷旋涡，中国中央政府已于世界二十国金融峰会前夕，迅速采取了十项政策措施,形成了总额达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也上行下效，累积扩大投资规模将达到十万亿以上。在非常时刻，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对于鼓舞人心，化解风险，战胜困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对物产经济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有些担心，将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那么怎么样才能跳出次贷金融危机和通胀紧缩的怪圈和旋涡呢？或者说，我们的政策措施，要想达到预期效果，还必须提高认识，还必须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领域,也要采取非比寻常的政策措施，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特色，体现出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确保取得全面胜利。
我们知道，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辨证看来，这场危机恰恰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小的方面说，在南方打工的农民，提前反乡回家，失去的是受剥削和压迫的锁链，得到的是建设家乡的自由。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需要人才的，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是需要新生力量的，农民工返回家乡又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又何尝不是福音。在海外留学打工的学子们不是也争先恐后地回国就业么？从大的方面说，就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在美国召开的二十国金融峰会，不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风险，共同迎接挑战，共同克服困难的一次思想宣传动员会议么?过去是西方工业化七国集团独自主宰世界经济命运，从这次危机开始，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自身革命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说，共产主义将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并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开始。那么，已经召开的世界二十国金融峰会，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不就是新的里程碑么？现实的初级共产主义要求我们在协商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同时，首先要独立自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稳定发展之外，我们还应当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更积极、更主动地采取技高一筹的政策措施？工人理论家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就是战场，做任何事情也都需要照章依法办事。既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突破了旧的章法，用党的领导代替人民当家作主，那就让我们在新的特殊形势下，抓紧建立军事共产主义战时新政策、新章法,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即使在特殊 情况下,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做到程序化,法治化。从现在起,就制定与四万亿的“救市”政策措施相配套，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通过开展体制革命和创新运动，进一步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摆脱通胀-紧缩-扩大投资-再涌胀-再紧缩的怪圈旋涡，健强体魄，改善制度，增加新本领，发挥出我们的政治优势，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特色，为迎接新困难，完成新任务，取得新胜利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如同我们使用的电脑一样，在系统软件需要升级换代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更新和升级查杀“病毒”软件，既要防“病毒”，也要防“黑客”。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体制系统的模式选择问题，徐景安与陈奎元的理论之争，实际上就是选择美国的“微软”模式，还是中华民族的“神舟曙光龙芯”模式。是贴牌生产，还是独立自主，创自主品牌生产的问题。当前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就是以现行的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制改革，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经过一段量变积累之后，再照搬照抄韩国、日本和台湾的资本主义体制模式，修改《宪法》，实现与国际社会领导体制的“接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就是参照韩国的新村运动而开展的社会实验么？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名称等等不都是与外国的名称一致了么？这就代表了一种发展态势。另一种选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在稳健发展中，预防和反对腐败，逐步建设和谐社会。反对搞激进的资本主义革命，主张党内民主，反对搞普选直选，主张维持现行领导体制，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渐进改革。当前这两种理论观点已经激烈交锋，以徐景安和陈奎元为的冲突最具代表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以工农劳动大众为主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主张开展独立自主的新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改进和完善党的八大领导体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向人民联盟公社自主劳动股份合作三三立宪制的方向升级换代。通过体制革命，来实现体制创新，来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对于第三种体制模式和思路方案的可行性，工人理论家认为：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决定了协商合作的紧密性。议会机关就越来越成为单个主体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体。政府机关只不过是为劳动生产一线服务的后勤辅助部门，属于第四产业，工作业务属于简单劳动范围，相当于一个劳动服务总公司。目前政府的垄断经营也同样面临着市场分工精细化的挑战。资产经营者们用金钱和美色腐蚀着这个官僚垄断权力。劳动生产者们为了避免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女人成为资产阶级的牺牲品，就只有用科学的发展理论引导和教育处于权力中心的领导干部们，使他们认识到，以国家的名义垄断政府劳动服务是产生所有腐败弊端的根源，所以，就要按照市场细分化的要求，理顺政府机关的内部分工。比如说，美国实行的是两院制的议会制度，我们就实行四院制的议会制度；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社会领导体制，我们就实行七权分立的公社领导体制；比如，英国在新旧体制过渡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形式，我们就实行“三三自主劳动立宪制”等等。目前中央政府的十项“救市”措施，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主政时的英雄气魄和革命精神，那么，就请你们一鼓作气，乘势而上，把正确的目标方向与勇敢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方式方法有机结合，一举建立共产主义科学发展的新型社会领导体制。让中华民族这艘巨轮，乘风破浪，迎接金融海啸的考验。
作为自封的毛泽东主席的特使和网络人民联盟公社的代表，作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孟德斯鸠，工人理论家的主张大体如下：
    首先，就是要按照社会领导体制的发展规律办事。当前的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我们应当把它简略地看成是股东会与监事会、董事会和经理会“四会”合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领导体制。既然政府机关应当依法行政，照章办事，那么，中央政府最新出台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和十项政策措施,就应当经过人大和政协常委会的讨论啊，既然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讨论，就说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与国务院办公会议，就是“四会”合一的领导体制。假如，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上行下效，也不经过人大、政协常委会的依法讨论审核程序，打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幌子，实行的是为自己，为外资、为房地产开发商等资产经营者们谋利的勾当，又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举不胜举了）。我认为：就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反垄断法》的规定，把这“四会”相对分开。起码应当明确，股东代表都是谁，董事会成员都是谁，经理会成员都是谁，监事会成员又是谁，各自的职责是什么。也就是，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监分开。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要想承担无限责任，就需要把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常设为共产主义联盟公社参议会，并且与人民政协主席团会议相结合，组成三三制的人民联盟公社参议会，立宪行使司法裁决权。三三制是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是人类社会目前最科学的组织形式，是毛泽东主席对世界人民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共产主义社会领导体制的一般模式。所以，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要把政府的行政机构与股东代表会议相对分开。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企业家协会、经社理事会、工商联合会等社会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由国家股东会与外资股东会和民营社会资本股东会一起，共同组成投资经营者股东代表大会。象董事会与监事会相对分开那样，把监察部、审计署与中纪委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人民监事督察委员会及其督察院。也要向政府、法院、检察院那样，独立自主的向人大、政协和股东“三会”报告工作。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监察部、审计署从政府机构中分立出去以后，新的政府行政机构还要再分成五大系统。分别是垂直管理的公共管理系统（国务院）、经济社会合作发展经营理事指挥中心系统、政务外交公共关系系统，综合统筹与组织协调系统以及专门负责考绩考评考核系统，各系统要向政府执政总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人大、政协和股东“三会”的询问、调查与审核。最重要的是明确议会机关的职责身份及分工。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劳动生产者，政协委员的身份是界于劳资中间的，具有双重份的公职工作者和纳税人代表。公社参议员（常任党代表）是资源产品的消费者。股东代表的身份就是资产经营管理者，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后台老板。当身份明确、分工合理、权责清晰，协作有序，责任到人之后，体制内的各方面关系也就理顺了。比如说，香港、奥门、台湾的立法会就相当于人民联盟公社参议会。需要健全的地方是，再组建人大、政协和股东“三会”。大陆地区则需要组建一个股东代表会。然后还需要恢复和改进以往三三制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改变目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度。实行平衡对称的三大联盟及其政党照章依法的协商合作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将民盟、民进、民建等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组成中华人民民主联盟及其人民民主党。将民革、台盟等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国民进步联盟及其国进党，将中共党代会的常任党代表改称为中共社会主义人民共和联盟及其人民共和党，三大联盟及其政党，要进一步按照共产党人的标准，按照五分之一的比例，经过自选互选和推选，选举出各自联盟的常任代表，并共同组成人民联盟公社委员会。然后，再以三比一的比例，向全体人民群众推荐公社参议会的参议员人选，经过地方和基层全体议员的选举，最终产生人民联盟公社参议会。由此看来，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简单地说就是大陆的国民党与台湾的国民党怎样协商合作，共同组成“蓝绿联盟”。复杂一点说，就是大陆怎么样和台湾人民一起，共同把台湾人民的宪政主导权，从日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来。这是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不过说起来也容易，就是打铁先须自身硬，要战胜别人，先战胜自己。也就是，他有“两院制”议会，我们就有“四院制”议会，他有三权分立，我们就有七权分立。他们有君主立宪制，我们就有三盟三党公社自主劳动立宪制。
其次，参照《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而制定的中华共产主义联盟公社共同章程》和《中华人民联盟公社宪章》将规定：第一，所有的公职领导干部，都必须定期申报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所得。不申报者取消任职资格，就地免职下岗，与工人的下岗待遇一样。第二，凡是有失职腐败等自私自利争议的领导干部，只发待岗工资，等调查清楚后，再竟聘上岗。不能一边是省委组织部提拔市级领导干部的公示人选，一边是人民群众联名状告的贪官。不能一边搞腐败，一边又异地升职升官。对于边腐边升的干部，谁提拔谁负责。是集体提拔的，就集体下岗，不是有“三个代表”吗，另外换一组社会主义同盟团体来代表共产党人执政，既然是集体负责？当然就应当共进退吧。第三，新组建的人民监事督察委员会要比政府统筹组织执政委员会低一个体制层次，并且没有行政初级立法决策权，但有参议发言权、监事督察权和职位替代优先权。
二，健全社会领导体制，实行总分结合、双重复合的人民联盟公社 三三立宪民主集中制。
   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当好家，作好主，那就得实行总分结合、双重复合的人民联盟公社三三立宪民主集中制。与现行一长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公社三三立宪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是：少数团体遵从多数团体，多数团体尊重少数团体，一切平等公开，一切照章依法办事，一切协商合作，一切由公社司法裁决。现行一长民主集中制的服从结果是，一切听从一把手的命令办事，一切按一把手的指令裁决。现在的县、市委书记，因为没有竞选上岗，没有考核评比、没有监督制约。所以比中央领导还有实权。权力过分集中到了个人手中，腐败当然就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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