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

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在陈丹青纽约的家） 

 

　　生活是好玩的。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文学是可爱的。”

　　不要讲文学是崇高伟大的。文学可爱。大家课后不要放弃文学。文学是人学。至少，每天要看书。

　　开始读书，要浅。浅到刚开始就可以居高临下。

　　一上来听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你会淹死。一开始听《圣母颂》、《军队进行曲》，很好。我小时候听这些，后来到杭州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居然完全不懂。

　　对西方，一开始从基督教着手。要从完全看得懂的书着手。还得有选择。至少到六十岁以后，才能什么书拉起来看，因为触动你去思考，磨砺你的辨别力，成立你自己的体系性（非体系），你们现在还不到这个境界。由俄罗斯为例。可以先是高尔基，然后契诃夫，然后托尔斯泰，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是推销文学，是为了人生的必备的武器和良药。大家要有一把手枪，也要有一把人参——最好是手枪牌人参，人参牌手枪。

　　这样嘛，才能成大器——中器、小器，也要完成。

　　文学是人学。学了三年五年，还不明人性，谈不上爱人。

　　文学背后，有两个基因：爱和恨。

　　各位都有爱有恨，苦于用不上，不会用。请靠文学吧。文学会帮助你爱，帮助你恨，直到你成为一个文学家。

　　“生活是好玩的”。

　　安德烈·纪德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

　　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个，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可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又是要死的——太阳，将会冷却，地球在太阳系毁灭之前，就要出现冰河期，人类无法生存。可是末日看来还远，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连情感，爱，也不在乎了。爱也好，不爱也好，对我好也好，不好也好，这一点，代价付过了。唯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把世界当一个球，可以玩。

　　奉劝诸位：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是听不到快乐的，眼睛可以。你到乡村，风在吹，水在流，那是快乐。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我同福楼拜的接触，直到读他的书信——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谢谢他，他引了很多资料——才切身感受到福楼拜的教育。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我雇人挑了书、电唱机、画画工具，走上莫干山。那时上山没有公车的。

　　关起来读书写书。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长期写下去，很多现在的观点，都是那时形成的。

　　让你的艺术教育你。

　　用福楼拜这句话，意思是：我甘愿为艺术占有，没有异议。回顾这些往事，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承当一些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

　　生活里没有这样便宜。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艺术家一定要有所牺牲呢?我可以彻底地说：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权势、财富，情欲，只有炫耀，不能共享。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天性优美，才华高超，可以放在政治上、商业上、爱情上，但都会失败，失算，过气——放在艺术上最好。

　　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你哪有时间心思去和别人鬼混，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因为你还在艺术的边缘，甚至边外，艺术没有占有你，你也没有占有艺术。所以你的生活不会很快乐，甚至很烦恼。怎么办呢？

　　好办，再回到前面讲的，人活着，时时要有死的恳切，死了，这一切又为何呢？那么，我活着，就知道该如何了。

　　所以时时刻刻要有死的恳切，是指这个意思。
 

　　“二十三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十八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木心（1927—2011），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在“文革”囚禁期间，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陈丹青说，“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著有《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即兴判断》、《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三棵树》、《鱼丽之宴》、《巴珑》、《伪所罗门书》、《诗经演》、《爱默生家的恶客》、《云雀叫了一整天》等书。

    木心说:“贝（聿铭）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尤甚于反讽——五十年代末，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人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令人惊怵不已；八十年代末，他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