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款艺术

所谓边款,一般泛指刻于印侧或印背的文字、题记。它起源于隋唐。当时制印部门的工匠,只是在一些官印周围刻上制印年记、编号和释文等内容,虽然还称不上艺术,但已形成了边款艺术的雏形。正是有了这些简短而又草率的原始边款,后来明清乃至当今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边款艺术才得以发展起来。 　　边款艺术的发展与石质印材的发现、应用有极其重要的关系。隋唐宋元时期,官印边款之所以文字简短,可能所用质地坚硬的金、玉等印材有关,与当时印章仍以实有关。而随着印章至明清时已发展成了一种艺术品的艺术性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可以这样认为:边款艺术几乎是与流派印章的兴起步的。明代的文彭、何震在这一领域内是杰出的拓贵了邓石如、丁敬之后,历代篆刻家在边款创作中以用刀风格及种类的变化而各显神通。这一时期的边款风书水准之高,堪称空前,并因此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荣局面,成了边款艺术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边款既可以记事、记兴、记时,也可发表艺术体会与见解,但文句要讲究要清雅有味。同时印款的章法与形式要考虑与印面搭配的效果,使其相得益彰。 　　边款在形式上有阳款与阴款之分,在用刀上有单刀、冲刀、切刀及冲切兼用之别,在书体上融真草隶篆、一体,在风格上雄强与婉约并存,在内容上则由作者单刻印的年月和署名,发展为或有感而发,或叙事抒情,考辨,涉及面极其广泛。这样,边款就成了一门集书法章法、绘画及文学、史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

    自明代中叶以降，篆刻的边款艺术成就与明清流派印章艺术是并驾齐驱的。这一显著特点，倘使说明清流派印章艺术是秦汉印优良传统一脉相承的发展产物，那末，明清卓有大成的边款艺术则是秦汉印苑里所未曾有的全新创作。

　　鉴定一方印章是否为明清时代的，经过识包浆质地，析刀法特征，观印钮体式这样三个过程应该是不难断定的。但涉及具体篆刻名家，则必须依据存世可查的各项物证资料，及印章本身的边款内容风格来仔细考证。严格说来，篆刻家同时也是风格不一的书法家，自书自刻，或者不书而刻的款识，常常表现出一种毛笔所达不到的韵味。有的神似晋唐小楷，有的宛如魏晋草书，有的像北碑，有的像汉简，各种书体神韵毕现，仿佛成了一个微型的碑林世界。

　　篆刻家在印旁刻款，则始于明代。印款除题年月姓名外，有时还加上其他词句，类似跋语。内容多的，占满一面、两面、三面、四面，甚至包括石顶刻上五面。有的书称“印跋”。石章刻边款的始创者文彭，刻法如同刻碑，是先写款字，然后依墨下刀，每一笔双面着刀。继之者何震则开创了不写款字，操刀便刻，每一笔只刻一刀的单刀直刻法。双刀法依笔迹而刻，比较能体现笔意，单刀直切，淋漓痛快，则比较容易表现出刀味与石味。明末清初一批印人，石章边款不论篆隶真草，还是多数用双刀法。直到乾隆年间，丁敬开始全用单刀法，蒋仁、黄易以下群起效之。单刀法遂成气候。

　　五百年来边款艺术的辉煌成就，事实上却是不太为人们，甚至不太为身在印林的印人所注目。古往今来，无数有作为的印人们，似乎是默守着“作而不述”的契约。印款文字是书法艺术在石章上的再现，刻刀则是名副其实的铁笔，印人书法水准的高下优劣，将真实地反映于印款。因此，历来的篆刻家，均不甘愿放弃偌大的足以表现技艺的“疆场”。为了刻款的需要，他们认真地研习真、行、草、隶多种字体，至少精于一体，以免造成印面颇佳而印款难以匹配的遗憾。小中寓大，尺水兴波，印款的篇幅总多于印面，大智慧的印人岂有不做其文章而尽情发挥的？须知，印款文字中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在鉴别名家印章真伪过程中，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全部伪造或部分伪造，如“真款伪印面”或“伪款真印面”。还有他人代刀，如吴昌硕晚年有些作品由他儿子吴臧堪代刀；赵之谦的白文印“餐经养年”印面、四面魏书边款，以及顶端的佛像都是由赵之谦手书手绘后，由其弟子钱式代刻而成。此类代刀的作品可以另当别论。

　　收藏印章，讲究的是真品、精品、完整品。明清以来，印家层出不穷，印作多不胜数，只要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不管是不是名家之作，都是值得收藏的好东西。对于藏家来说，以精为主，先博后精，不失为一种良策，因为收藏鉴赏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没有博，哪来精。然而一味求博，劣石旧印收藏一大堆，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只有在掌握相当的文史知识后，系统分类，有选择地逐步积累经验和知识，由低到高，才能走向成熟和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