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钓寒江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今天读完两万字的黄玉峰的演讲，似乎找到答案，演讲中归纳的教育中五条绳索深刻而切中时弊。

“人”是怎么不见的？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老师黄玉峰）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邓正来教授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这神圣的讲台上，谈自己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谢王德峰教授，骆玉明教授在百忙中为我的讲演做点评。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复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师。自从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为漏写一个字（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产”字漏了，写成了“共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了两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书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现在六十四岁了，还站在课堂上，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1．各位从基础教育来，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么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2．各位都是精英，将来要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教育问题是绕不过的。今天听一听一位中学教师的声音。也许对有利于你们的思考。

3．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们不久都要为人父，为人母。我的讲座，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接着的问题就是讲什么了。

（一）“人”是怎么不见的？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在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 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1）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巴金曾对文学下过定义，他说，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不妨套用巴老的话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要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民教育育家卢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确的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以上这些论述，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讲得很明确，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不该指责的。

  但是，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够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而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一颗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

  关于国家功利主义，我在这里，不想展开，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点思想就不会熟视无睹。我要讲一讲后一种，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遍心态。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王志节目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59页 12月13日米老鼠给马说好听的话，妈就相信了。我对妈说：你不应该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们的。妈说：那我以后就不相信他了。我说：但你要前面相信，后面不信，这样人家就不会恨你了。

61页 1月1日以后，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139页， 11月5日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还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得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的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2）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来实现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应试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么回事？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

　　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   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换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好比，孩子刚刚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

　　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的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几位，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一个个把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事件。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其实，本来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时，沙拉斯通说了一句大自然的报应的话，我们的网上就大骂起来，其实，后来当她看到这么惨的画面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结果网上还是骂不停。韩寒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别人在遭灾时，我们公然讥讽别人。于是又大骂韩寒。那些话之下流，实在是看了为中国人害羞。

　　在这样的专制主义长期的压制和熏陶下，我们不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跟着大呼隆起哄。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我们再追溯到 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的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也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纯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

　　韩国学生杀死了三十二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个灵位，而是三十三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不成其为人了。

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

　　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教育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

（3）第三条绳索是 “训练主义猖獗”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既然要想做一颗螺丝钉，就必须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那还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就更要孩子们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的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两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同样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语学习，考的是学母语人都做不出的那套东西。无怪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哑巴英语。而况外语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学？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英语上。

　　再比如：数学。有没有必要在小学里学这么难的数学。而况我们的数学是在做大量的数学习题，而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苏步青的孙女是我的学生，我去家访，苏步青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特别是小学要加强语文课。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小学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学一下子就懂了。而我们小孩子最佳的学习母语，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错过了。

　　复旦大学曦园有一个亭子，朱东润先生写了四个篆字“书声琅琅”。朱老教导同学们要学会读书。现在的学生上学不在读书，要么在听老师同学分析，要么就在做习题，而且语文课一周只有四五节，只有两个半小时。我再也没听从学校里传出那么动听的琅琅书声。读书人不读书，成了习题人！

　　天天在做练习，做不完的练习，小孩做了十点半，中学生做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

　　连作文也是搞训练。

　　上海作文题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08年《他们》。这些题目都可以用一个模式来套，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06年写：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写，必须跨过与民工差距这道坎；08年写，他们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实上，写这样文章的人，也确实得了高分。还在报上宣传。这样的题目只要事先准备几篇，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还需要读书干什么？

　　对于应试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国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赴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