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5母校矾中（二）矾中的感受回忆录

悠悠岁月5母校矾中（二）矾中的感受

回忆录

二、矾中的感受

    我喜爱母校——矾山中学。
    敞亮的教室、宽大的黑板、高高挂起的吊盘灯、半平半坡面的课桌，给我一种特殊豪华之感觉。
   我、王海、庄凱甲、许宝鸿、王通、李建平、侯玉生、张仲英、王孝平、张元仓、杨兴祥、杨恩甫、宗奇、庄治禄、赵玉林

十五个人一间宿舍；大家挤在一排挨窗，一排靠墙的两排钉在木桩上的大通铺上；两排通铺中间是不足两米宽的过道，顺过道从两头墙上拉过一根铁丝，供大家搭毛巾用；过道中间安有取暖用的铁炉子；靠近门口有一张平面小桌，是给大家摆放零星用品的。那个时候，大多是的同学家庭经济状况差，被褥都很简单。一次，王海的父亲来到我们宿舍，掀起庄凱甲同学那床板上面唯一的，又窄又短的粗布小褥子，感慨地说：“这个褥子都不够尺寸！……”我们这些穷住校生，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条件多差，也不爱听他人评说我们经济条件的好坏。大伙在一起过集体生活，感觉很快乐。冬天我们最喜欢吃那在炉底上烤得糊香糊香的烤土豆、烤花卷。星期天同学们回家归来，带回各自家里的特色食品、水果等，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住校生多数人都享有每月3元到5元不等的助学金。我每月4元助学金加上3元多钱的粜粮款近八元的生活费，这些钱主要用作伙食费，当时我们学生基本上都是2分钱一份的烩菜；老师们吃一角钱一份的炒菜，老师偶尔改善生活吃2角到3角的肉菜；3角钱的肉菜，对我来说别说吃连想都不去想它。就这2分钱的烩菜有的同学还因嫌贵而不吃呢，为了省钱他们自己从街上买回一角钱咸菜加2分钱的酱油，半个月的菜就解决了。那时候花钱，确实是欲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好在我们学校不用在外面买菜，而是师生们自己种菜。校院东北角有一块菜地；食堂前面即小礼堂与少年之家之间，也有一块菜地；再就是南大门外学校大操场周围的菜地，这么多的地，我们吃菜则可以自给自足了。学校食堂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也设法给大家改善生活。一个星期吃两顿白面馒头；一个月能吃一顿黄米面炸糕；过节吃顿油饼或大米饭；遇有伙食费结余，还能吃一顿免费肉菜。
    有一段时间厨房里的人手紧，每逢星期天中午，抽一个学生到食堂帮厨，帮厨的人交六两饭票，可以放开肚子随便吃；那时候由于口粮有指标，多数同学平时只能吃个半饱，有此机会，焉得不饱餐一顿。
    我们常常利用星期天到黑龙池捞虾。说来很简单，其用具是：一个较大的用以装虾的脸盆、一只篮子、一根绳子、一块石头。具体方法：先用绳子拴住篮子，再把石头放进篮子，然后把篮子沉到龙池里，过三分钟拉上篮子，篮子里就会有一层活蹦乱跳的小虾，把虾倒进盆里。以同样方法反复操作，直至满意为止；回到学校，开水烫熟放上盐，盛入盘中，鲜香红亮，诱人食欲，几个同学一起美餐一顿。
  钓鱼就没有捞虾容易了。一个星期天我和张仲英一起到三堡水库钓鱼，半天，张仲英钓了一条小嘎鱼，而我一条鱼也没钓上。以后很少去钓鱼了。

我在校3年多，我只向父亲要过一次钱，正是因为这一次要钱，受到了我父亲的批评。那是某月我的生活费因遇特殊情况花亏了，捎信给父亲，我父亲托矾山公社的应堂升书记给我带来2元钱，在拿钱时我对应书记说了四个字“才两元钱”，这四个字又传给我父亲，因而在我回家时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父亲要过一分钱。

1966年初我们学校通了电，电灯取代了煤油吊盘灯；教室里换了新顶棚，安装了电铃，那截旧钢轨也完成了它在矾中的历史使命，它和蔡大爷先后从矾中退役了。
我在十五班最初的同桌是住在矾山南关的刘明凯，我管他叫凯凯。凯凯很聪明也很成熟，他绘声绘色的给我讲他和父亲去北京如何如何玩，如何如何吃。他说：“北京的紫菜汤好吃极了，汤里的紫菜又软又光滑，你在碗边轻轻一吸，嘴里还没感觉到，呼溜一下就到了肚子里”。后来不知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中途辍学了。

1966年5月16日

党中央发出了一个《通知》，即以后所说的《5.16通知》，通知点了彭真的名。当时我们也是懵懵懂懂弄不清形势；同学们也议论纷纷，感觉中央可能有大的行动……。过了几天，侯玉生同学给我悄悄地说：“中央搞文化革命，就是要收拾刘少奇”我听后感到很吃惊，但又考虑侯玉生的爸爸是高干，消息灵通，也就半信半疑了。种种迹象预示一场“史无前例”即将到来。

玉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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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儿

丁

独上高楼

向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