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轩

纵观中华印史，唯齐白石翁以极端个性化的表现方法，成就了一大流派——齐派，且就目前印坛而言，齐派仍居“绝后”之位。

当今印人皆知齐氏之刀法独一无二，还不曾晓，此翁之篆法也是举世无双、独步天下。

笔者习金石之始，亲近齐派，自诩为“白石门外弟子”。经年琢磨齐氏印作，亦受益前人评析，对其篆法有“三绝”之悟，即：杂体入印、简字入印、斜笔入印。

深究此三绝，又得一悟：三绝是与齐氏之章法、刀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此三绝，只能出于齐氏之章法刀法；齐氏之章法刀法，必定由此三绝来体现。

赵之谦和齐白石都曾治一印：“印奴”，表明了印人中一种视印如命的价值观。其实，印人中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情感，把入印文字看得太过神圣：乱不得字体、错不得字形，杂不得笔画。这便是“字奴”。

齐氏以其篆法三绝，脱了“字奴”之窘之苦。

是而，以此为题作文，求教于同好。


一绝：杂体入印

常人篆刻，当然地讲究入印文字字体的统一，用小篆皆必小篆、用缪篆皆须缪篆。这是形成共识的，似已成为印坛金科玉律，少有人不遵循这个规则。

文人治印，更甚。因有学识，除大小缪篆，甲骨、钟鼎、石鼓、八思巴……皆可拿来入印。原体中没有的字，便要依着那个规律、面貌做出来。是个必得维持字体一致的意思。实在做不出，这个印便刻不成了。前面说的“字奴”即是这个样子。

齐氏篆刻前期，亦如此。

他曾有言：“每刻钟鼎文字，若原文只有两字，则此一印章，即无法镌刻，故所刻字为钟鼎文中所无者，须以己意刻出，又须有古文笔意，使见者一望而知胎息钟鼎文中而出”。

当然，只是如此说说，齐翁刻古文印极少，自己践行的机会并不多。

到他“胆敢独造”，探索自己的道路时，就行了“大逆不道”之事，破了这个规矩。

此翁“以己意刻出”了许多字，却非“一望而知胎息# #文中而出”了。

读齐印，很多字从字形特点、从笔画风格来看，亦篆亦隶亦楷亦魏亦行，或篆中有隶有楷有魏有行，甚至于不知归进什么体里法里。如他的“山、画、平、古、土、上、门、多、月、西、五”之类的字。

有人在研析齐印时，说某印中某字是隶书、或楷或魏或行。如下面诸印：

依笔者看来，这只是后人的牵强或想象，是自己陷于“字奴”的禁锢里，低看了乃翁的境界。

齐印中，除偏旁尚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篆书的形式，如“亻、木、扌、艹、阝”之类，其它局部的结体随心所欲，完全不受字体的约束，也不顾忌字体统一的常法，有太多的不合篆体规例的形制或笔画。

显而易见的是，齐氏结字时，是不会着意地去考虑这一笔要用楷、那一笔要用隶的。就那么写、就那么刻，就成了那个样子。

除上面五印，又如下面六印，你看这些字的形制或笔画，如何来论定是什么体何种法呢？而这类的字，在齐印中太多了。

管它什么体什么法，只要合体合法就行。以齐氏的性情、看齐氏的所为，这大概就是他的想法。

齐氏与人谈书法时，留下了一句名言：“字就那么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就是真性情。

齐氏治印的字，是个“杂体”。

齐翁治印前期，学丁敬身、黄小松、习赵之谦、黄士陵，摹三公山，天发神，取法古玺、封泥……虚心之极、勤奋之极。

但是，不论学谁法谁，齐氏并无意于模仿、追随，更不会进门入派，更多的是了解、借鉴、参考、研究，以“拿来主义”广取众长，致力于走出自己的路子。终至厚积薄发，实现“衰年变法”，自成一家。

体现于其篆法结字，便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面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门无派、无拘无束、无法无体。

所以，与其说齐翁“杂体”入印，不如说是“无体”。

以老子学说，圣人之为是“无为之为”。“无体之体、无法之法”，当是印人驾驭文字的最高境界。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齐氏虽然如此大胆大量地使用杂体入印，但不至于乱来一通，是有一个底线坚守着：总要使印面大方得体，有美感、有品味。这就是考虑到章法、刀法的需要，或与章法、刀法相配合。结字再随意，也不能乱了章法、悖了刀法。所以，从印面效果来看，他那些杂体，往往用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既别出心裁、又妙趣横生，既清新简洁、又韵味悠长。

这就是齐氏超越前人、异于常人，能开宗立派的一大因由：只做“印奴”，不做“字奴”！

如果说，赵之谦以他独特的小篆入印，能称之为治印的“赵体”，那么，可以将齐印的用字，称作“齐体”。

二绝：简字入印

在秦汉印中，为章法所需，古人已将一些笔画繁杂的字进行简化，如“善、万、寿、庆、异”之类。至明清，文人治印也造简用简，但是，非常谨慎，不敢多用常用。

被简化的字不能入“正册”，称为“俗字”。这便体现出前人把“正字”置于太过崇高的地位，心里充满了敬畏之情。

齐氏没有这种敬畏。大胆地造简、大量地用简，在名家大师之中是再无第二人的。由此，大量用简也就成了齐印的一大鲜明特色。

齐氏为何用这么多简字呢？

一是适应其刀法。

齐氏刀法为“单刀侧冲直进”，尽显凌历迅猛之力、刚直不阿之势。用简字更能体现此刀法的效果。

最典型的如“氵”。缪篆的“氵”，前人简化有三种形式：长三竖、短三竖、短三横。齐氏独用长三竖。皆因其刀法唯长三竖才痛快淋漓，才出味出彩；短的三横或三竖皆不适应此刀法，没法刻。参见“满江红、湘潭人也”。请留意：

“满江”两字只用了一个“氵”。

“年、斋”等字也是一样的道理或原因。如下两印：“吾年八十矣、浅欢斋”。

二是配合其章法。

齐氏治印，喜大面积留朱（留白），印面大朱大白、大疏大密，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过于繁杂的字形就没办法这么做了。

如“丽轩、冰清玉洁、画师齐白石”印中，“丽、洁、画”若不用简，就没有这种简洁明快的效果了。

三是方便辩识。

齐氏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为何？其作品贴近民众当是原因之一。

其印作亦如此。印文内容即多有大白话、家常话，如“白眼看它世上人、草木未必无情、牵牛不饮洗耳水、学工农”之类。内容既如此，尽量多用简字自是情理之中。皆为方便大众识读。

“无”字，原篆体一般民众较难认，齐氏便极少用，多用的是隶书形的和似现用简体的“无”。如“无畏”。

齐氏所用“西、年、长、言”之类，对于完全不识篆的民众来说，也无辩识的障碍。

齐翁造简用简花了不少功夫和心思，久之形成了三种现象。

一是创立了一批独家字。

如：“白、少、长、斋（齐）、年、疏、父、时、州、言”等等。这些字都有鲜明、独特的齐氏造简风格，与别家造简大不相同。

浅欢斋

如“客久子孙疏、和父、古潭州人、浅欢斋”。

如“斋”字，齐翁之前，多数大家名师虽然更多的是用繁体，但偶尔也造简字。丁敬的省了下面的三竖，与“齐”一样了。吴熙载的省去了里面下部的“示”。钱松的则是上“品”下“示”。赵之谦的见“郑斋”印。赵之琛造过几个简“斋”，最简的一个形如“州”（见“宝彝斋”）。
相比之下，齐氏之“斋”最为大胆、大气，既简单，又不失形似神似。

“古潭州人”中这个“州”也是简化得非常有味的。不是更加的形似了么？

书远每题年

黄士陵印

再说“年”字。齐氏治印前期，多向黄士陵取法，简“年”似是学黄的，但此“年”非彼“年”，黄“年”连续用了近于等长的四横画（见“书远每题年”印），齐氏自然不会照搬，把第三横改为短短一横，置于竖的左侧。四两千斤，轻巧一改，立增动感，陡现活力，更显趣味（见“良年”印）。

齐氏独家字中还有一妙：把宗教里意为“万”的符画入印，就做了“万”字来用。

其实，在汉印中，就有了近于今字的“万”，已经简到不可简了。齐翁舍此而用彼，可见，乃翁并非为简而简，还有一个情趣的追求。（见“万花如海、万象在旁”）

二是喜用三角形。

大师们的结字技法中，常表露出某一种喜好。邓石如喜用“扁圆圈”；吴昌硕喜用“墨团、墨点”。白石翁呢？喜用“三角形”。

最多见的是“幺、阝”旁，如“红、后、慈、纪、经”等，如“阳、隐、阴、陵”等。

另有一些局部也用三角表现，如：“公”字的中间，“虚、室、屋”字的下部，“今、金、斋/齐”的上部，等等。

“孙多慈”是三角形用得最多的一枚印，全印仅3个字，却有7个三角。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三角不仅出于简化字形减少笔画的目的，还有调节印面气氛的作用。在多为平直的横竖线条和方折中，这些顽皮的三角打破了板滞，活泼了印面，显现出轻松活泼的意境。这也是齐翁“老顽童”般的幽默。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齐氏许多处理字法、笔法的奇异、诙谐、稚气的方式，只怕皆是出于他“老顽童”的心态和性情。

三是简到极致。

如“善”字，比现行的简体还要少三笔。“弓”旁、“之”旁，只用了带着小弯的一笔。“室、屋”再无简的余地了。如下印：不善书、张逸奄、无声诗室、白石吟屋。

齐氏造简时，有些字成建制地省掉某个部位，如“恐”字省了“凡”，“假”字省去“亻”旁，“堂”字去了“口”，等等。

齐氏造简，有些字甚至过头，到了难以辩识的地步。如“不贪为宝、天思老人”之“宝、思”。宝字用现行的简字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再省去小小一点；“思”字本来就不繁，简成这样反而不好认了，有的印谱中就错译作了“恩”。

三绝：斜笔入印

有印以来，印文中便免不了斜笔。这个“印”字便是最常见到的一例。

但古时的工匠也罢，元明后的文人也罢，对斜笔入印十分吝啬，甚至有些排斥。

汉白印讲究横平竖直、中规中矩。治印专用体的缪篆，便是想方设法地只用横竖两种笔划，虽有一些不得不用的斜笔，也只能是次要或辅助或短小的笔划。

至于元朱印，追求轻盈飘逸、圆润圆滑，用的几乎全是曲线，更是容不得硬朗刚直如剌的斜笔。

在齐氏印中，斜笔却用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