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 :今后确实会有千万"失独家庭"
个人日记
一、失独家庭危机被国家计生委精心掩盖
中国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当时就开始出现失独隐患，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就已经占了15.6%。1980年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失独家庭现象不断显性化。一些政协委员早就关注到失独家庭危机，并在议案中也不断提出。《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2004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获奖。 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官员看过该书，认为是一部很不错的报告文学，但是国家计生委认为该书将冲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硬是将该书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给撤下来。
我的《大过空巢》在香港出版后，杨晓升先生委托我找渠道在香港出版，我也尝试找过几家出版社，都无果而终。
失独家庭危机长期被国家计生委精心掩盖。到2012年，媒体很少有关于失独家庭的报道。
二、我2012年在《环球时报》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失独危机
2012年5月我回国作了23场讲座，呼吁停止计划生育。5月9日《广州日报》刊发了失独家庭的文章。孔庆东教授提醒我关注此事，而稍后《环球时报》也约稿，只给了我一天时间。我根据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大致估算：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18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70岁的时候有1656万已经没有了孩子。现在正常人群就有1/8家庭不孕不育了；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而人们普遍晚育，孩子10岁以后夭折，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环球时报》以《“失独”之痛须格外重视》发表了我的文章。但是有些断章取义：
1、将我的结论“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修改为“当务之急是果断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放宽生二胎的限制”，这一修改就等于我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我一直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而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批评了二胎方案，2009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2、我当时估算的2.18亿独生子女家庭，有些是还会继续生育的，即便是失独，部分低龄人还会补生的。因此，如果以25岁之前死亡计算的话，真实失独家庭不会达到1000万。《环球时报》将我的数据分析修改为：“由此可推算，这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2010年后新增独生子女家庭和死亡孩子数量，到2035年也会有1000万失独家庭”。但是将我后面的一句“即便由于成功补生，上述失独家庭数量减少一半，但相对于目前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来说，仍然是数量级的差别”删除了。
2012年5月12日《环球时报》的文章发表后，我当天就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无视失独家庭的壮大》 并呼吁：“今后媒体采访，请不要修改我的结论。”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官方媒体，发行量两百多万份，本身影响就很大，文章当时就引起很大的轰动。
尤其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另一份报纸《京华时报》在2012年8月27日以《失独家庭将达千万多重困境待破解》为题，转述了《环球时报》文章中的观点，一下子就像捅了马蜂窝，被网络媒体（包括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凤凰网、腾讯、新浪、网易、搜狐）漫天铺地转发并热评（都是放在首页），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安徽卫视等电视媒体也都在播放失独家庭的节目。
2012年8月30日我在博客文章再次发表了申明：“其实我原文是考虑到部分补生情况的”：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众多国际媒体也都引用、报道了《环球时报》和《京华时报》文章的观点。其中《纽约时报》采访我的时候，我再次补充，所谓的25岁1000万，还需要考虑到部分妇女会补生。但是《纽约时报》与国内媒体一样，照样没有将我后面的观点发出来。
从此失独危机引起社会（包括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上千万失独家庭”这个概念深入人心。据我所知，至少几十所大学成立了失独家庭关怀组织（好些邀请我作顾问），北京师大等多所大学将失独问题作为心理学博士研究课题。从宣传效果来说，确实是新闻学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三、失独危机只是计划生育恶果之一
失独危机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大家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危害，有助于停止计划生育，也有助于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失独家庭以实际的帮助。但是同时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很多失独家庭也纷纷组织起来，认为他们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做出了贡献，要求得到额外的补偿，要用超生家庭的罚款补偿给他们。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交提案，建议用超生罚款补偿失独家庭。
凤凰网对我采访时，我表示:一方面，失独家庭越来越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假如这个群体确实有困难，国家应从“扶贫”的角度出发，给予一些补偿和照顾。但如果以“我们失独家庭坚守了计划生育政策、帮助国家减少了人口、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为理由要求享受二次待遇，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源自超生家庭的纳税，国家将这笔收入用以帮助失独家庭，对超生家庭来说相当于二次罚款，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假如失独家庭确实有困难，失独者在年老时没人照顾，政府有义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给予帮助和救助。如果一些失独父母较为年轻，家庭状况尚可，经济水平在贫困标准以上，却因小孩过世要求得到一些额外照顾，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给予补偿时不能将“失独家庭”单列一类，而应将他们纳入整个国家扶贫的范畴。从国家福利的角度出发，他们不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获得额外的补偿。大家都是政策的受害者，超生家庭也是受害者。失独家庭的加速增长，不仅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继续目前的人口政策，今后大多只有独生子女，一方面失独家庭数量会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失独家庭。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遏制独生子女家庭增长的势头，减少今后失独家庭的数量；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
我后面没有再就失独家庭进行更为详细的量化，一方面是因为失独家庭只是计划生育所衍生的众多问题的一小部分，而我的重点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没有必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失独家庭危机。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独生子女家庭比例的唯一数据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但是这次抽样调查的质量很差，另外2010年人口普查低龄组重报严重（会导致独生子女家庭数量虚低），也就是基础数据粗糙到“斤”，再去精确研究“克”，是没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教授2013年发表了详细的分析。
四、2015年8月失独危机再度引起广泛关注
最近失独家庭又引起广泛的关注。2015年8月21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是否在北京，要对我进行现场采访，我说我没有回国。8月23日（24日？）《信息时报》发表文章：
8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会上，专家就社会救助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解决方案。易富贤指出，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不久之后的中国，预测会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信息时报》的这篇文章被各媒体广为转载，其中被香港《南华早报》转载后，又被国内发行量最大（发行三百多万，读者一千多万）的《参考消息》转载：《港媒：中国将有千万“失独”家庭 养老问题堪忧》然后又被各大媒体转载。
其实我根本没有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第四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所谓的“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也只是记者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2012年后根本就没有再计算失独家庭数据，也没有什么“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
五、“上千万失独家庭”结论是可信的
有朋友问，“1000万失独家庭”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我认为是可信的：
1、虽然以25岁死亡来推算“1000万失独家庭”，是不可靠的，因为还有人会继续生育、补生，但是补生的难度也很大，生育障碍率是指怀不上或者怀上了但是保不住胎，15～29岁妇女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虽然年轻的父母可能会补生，但是现在普遍晚育，孩子10岁后夭折的话，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2、失独不仅仅发生在孩子25岁之前。依据动态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计算，2000年出生的每100个孩子，超过4个在25岁（父母四五十岁）之前会死亡，超过8个在50岁（父母在70多岁之前）之前会死亡。
3、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教授在2013年第一期《中国人口科学》发表了《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
他也是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但是他的分析比较详细，他认为到2050年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将超过1184万。
中国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当时就开始出现失独隐患，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就已经占了15.6%。1980年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失独家庭现象不断显性化。一些政协委员早就关注到失独家庭危机，并在议案中也不断提出。《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2004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获奖。 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官员看过该书，认为是一部很不错的报告文学，但是国家计生委认为该书将冲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硬是将该书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给撤下来。
我的《大过空巢》在香港出版后，杨晓升先生委托我找渠道在香港出版，我也尝试找过几家出版社，都无果而终。
失独家庭危机长期被国家计生委精心掩盖。到2012年，媒体很少有关于失独家庭的报道。
二、我2012年在《环球时报》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失独危机
2012年5月我回国作了23场讲座，呼吁停止计划生育。5月9日《广州日报》刊发了失独家庭的文章。孔庆东教授提醒我关注此事，而稍后《环球时报》也约稿，只给了我一天时间。我根据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大致估算：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18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70岁的时候有1656万已经没有了孩子。现在正常人群就有1/8家庭不孕不育了；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而人们普遍晚育，孩子10岁以后夭折，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环球时报》以《“失独”之痛须格外重视》发表了我的文章。但是有些断章取义：
1、将我的结论“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修改为“当务之急是果断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放宽生二胎的限制”，这一修改就等于我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我一直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而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批评了二胎方案，2009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2、我当时估算的2.18亿独生子女家庭，有些是还会继续生育的，即便是失独，部分低龄人还会补生的。因此，如果以25岁之前死亡计算的话，真实失独家庭不会达到1000万。《环球时报》将我的数据分析修改为：“由此可推算，这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2010年后新增独生子女家庭和死亡孩子数量，到2035年也会有1000万失独家庭”。但是将我后面的一句“即便由于成功补生，上述失独家庭数量减少一半，但相对于目前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来说，仍然是数量级的差别”删除了。
2012年5月12日《环球时报》的文章发表后，我当天就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无视失独家庭的壮大》 并呼吁：“今后媒体采访，请不要修改我的结论。”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官方媒体，发行量两百多万份，本身影响就很大，文章当时就引起很大的轰动。
尤其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另一份报纸《京华时报》在2012年8月27日以《失独家庭将达千万多重困境待破解》为题，转述了《环球时报》文章中的观点，一下子就像捅了马蜂窝，被网络媒体（包括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凤凰网、腾讯、新浪、网易、搜狐）漫天铺地转发并热评（都是放在首页），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安徽卫视等电视媒体也都在播放失独家庭的节目。
2012年8月30日我在博客文章再次发表了申明：“其实我原文是考虑到部分补生情况的”：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众多国际媒体也都引用、报道了《环球时报》和《京华时报》文章的观点。其中《纽约时报》采访我的时候，我再次补充，所谓的25岁1000万，还需要考虑到部分妇女会补生。但是《纽约时报》与国内媒体一样，照样没有将我后面的观点发出来。
从此失独危机引起社会（包括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上千万失独家庭”这个概念深入人心。据我所知，至少几十所大学成立了失独家庭关怀组织（好些邀请我作顾问），北京师大等多所大学将失独问题作为心理学博士研究课题。从宣传效果来说，确实是新闻学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三、失独危机只是计划生育恶果之一
失独危机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大家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危害，有助于停止计划生育，也有助于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失独家庭以实际的帮助。但是同时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很多失独家庭也纷纷组织起来，认为他们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做出了贡献，要求得到额外的补偿，要用超生家庭的罚款补偿给他们。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交提案，建议用超生罚款补偿失独家庭。
凤凰网对我采访时，我表示:一方面，失独家庭越来越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假如这个群体确实有困难，国家应从“扶贫”的角度出发，给予一些补偿和照顾。但如果以“我们失独家庭坚守了计划生育政策、帮助国家减少了人口、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为理由要求享受二次待遇，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源自超生家庭的纳税，国家将这笔收入用以帮助失独家庭，对超生家庭来说相当于二次罚款，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假如失独家庭确实有困难，失独者在年老时没人照顾，政府有义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给予帮助和救助。如果一些失独父母较为年轻，家庭状况尚可，经济水平在贫困标准以上，却因小孩过世要求得到一些额外照顾，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给予补偿时不能将“失独家庭”单列一类，而应将他们纳入整个国家扶贫的范畴。从国家福利的角度出发，他们不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获得额外的补偿。大家都是政策的受害者，超生家庭也是受害者。失独家庭的加速增长，不仅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继续目前的人口政策，今后大多只有独生子女，一方面失独家庭数量会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失独家庭。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遏制独生子女家庭增长的势头，减少今后失独家庭的数量；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
我后面没有再就失独家庭进行更为详细的量化，一方面是因为失独家庭只是计划生育所衍生的众多问题的一小部分，而我的重点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没有必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失独家庭危机。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独生子女家庭比例的唯一数据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但是这次抽样调查的质量很差，另外2010年人口普查低龄组重报严重（会导致独生子女家庭数量虚低），也就是基础数据粗糙到“斤”，再去精确研究“克”，是没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教授2013年发表了详细的分析。
四、2015年8月失独危机再度引起广泛关注
最近失独家庭又引起广泛的关注。2015年8月21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是否在北京，要对我进行现场采访，我说我没有回国。8月23日（24日？）《信息时报》发表文章：
8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会上，专家就社会救助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解决方案。易富贤指出，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不久之后的中国，预测会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信息时报》的这篇文章被各媒体广为转载，其中被香港《南华早报》转载后，又被国内发行量最大（发行三百多万，读者一千多万）的《参考消息》转载：《港媒：中国将有千万“失独”家庭 养老问题堪忧》然后又被各大媒体转载。
其实我根本没有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第四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所谓的“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也只是记者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2012年后根本就没有再计算失独家庭数据，也没有什么“根据2013年人口数据推断”。
五、“上千万失独家庭”结论是可信的
有朋友问，“1000万失独家庭”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我认为是可信的：
1、虽然以25岁死亡来推算“1000万失独家庭”，是不可靠的，因为还有人会继续生育、补生，但是补生的难度也很大，生育障碍率是指怀不上或者怀上了但是保不住胎，15～29岁妇女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虽然年轻的父母可能会补生，但是现在普遍晚育，孩子10岁后夭折的话，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2、失独不仅仅发生在孩子25岁之前。依据动态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计算，2000年出生的每100个孩子，超过4个在25岁（父母四五十岁）之前会死亡，超过8个在50岁（父母在70多岁之前）之前会死亡。
3、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教授在2013年第一期《中国人口科学》发表了《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
他也是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但是他的分析比较详细，他认为到2050年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将超过118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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