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唐朝安史之乱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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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关于这场叛乱的起因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持红颜祸水论，有人认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奸相误国，更有人认为是这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一次反扑。笔者能力有限，只分析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如何兼任三镇节度使，最后率领15万兵马叛唐，而且安史之乱竟持续了8年之久。解析其中唐玄宗有多少的无奈，和安史之乱的某种必然性。
安禄山为什么受到重用
玄宗时因为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遭到极度的削弱。中央和内地的兵员总合只有8万人。由于边疆局势紧张，玄宗为此专门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让节度使在边地征兵，边境军队高达49万人。从此,外重内轻的格局形成。
在这种新形势下，皇帝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安禄山竟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什么原因导致唐玄宗对安禄山如此的重用？我们来看一下传统史书关于安禄山是如何解释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的。
开元二十八年（730 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搞视察工作.安禄山“百计谀媚”张利贞，又舍得出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吃人家嘴短,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安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以后,对过往的使者，安都督都尽力巴结,照方抓药,暗中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
那么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仅仅是因为安禄山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贿赂使者和善于拍马屁，以及李林甫对他的支持。安禄山在前面说的那些话，只有小孩才会相信是真的。唐玄宗怎么可能因为那几句话就认为安禄山对自己忠诚无二。裴宽是以廉明清正、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而名垂青史，他随声附和总不至于也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吧。
如果我们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安禄山的升迁之路，那么安禄山被重要的某种必然性。
唐玄宗时期,契丹和奚对大唐的威胁很大。唐朝和契丹的交战互有胜负，一直没办法平定契丹，彻底解决东北边防问题。而且在与契丹作战的同时，大唐还在西北与吐蕃进行鏖战。唐玄宗决定对契丹、奚采取守势。所以东北边防的负责人绝对是重要的，因为事关大唐后方的稳定。不可能仅因为安禄山几次贿赂再加那廉价的马屁，就让安禄山最后兼任三镇节度使，负责整个东北的边防。
安节度确实是骁勇善战,依仗他熟悉塞外的山川井泉，经常率领三五个骑兵出去巡逻，却往往能生擒数十个契丹人回营。让他多率领一些士兵出击，更是所向皆靡。当时名将张守珪之所以把安禄山受为义子，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安禄山的骁勇善战。除了骁勇善战外，安禄山还有具有其他将领不具备的优势：安禄山是生长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各种民族语言，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地区发挥作用。
陈寅恪先生对安禄山得势曾分析: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于是“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性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可以说出了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的真实原因吧。
除了安禄山的骁勇善战，混血胡人血统之外，安禄山的势力迅速膨胀，也与唐玄宗驾驭节度使的策略有很大关系。唐玄宗时外重内轻的格局逐渐形成，很可能引起唐玄宗内心的不安。而外重内轻的格局,不是唐玄宗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 .唐玄宗所能做的,就是运用权术驾驭各节度使。
西北之朔方、陇右、河西、河东四大节度,负责防御吐蕃、突厥,拱卫京师,故而兵力雄厚,尤其是抗击吐蕃入侵,朝廷更加重了对西北边防的经营。在抗击吐蕃的过程，西北节度使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王忠嗣在开元二十八年代牛仙客领朔方、河东节度使,天宝五载又继皇甫惟明领陇右、河西两节度.“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王忠嗣一人兼任四镇，可以说是西北力量的巅峰。
而西北是很靠近长安的，一旦王忠嗣反叛，那么唐玄宗将毫无反抗能力。最后王忠嗣因不从玄宗之命而获罪, 继以李林甫使人构陷, 于是被解职。在一般人看来，这又是李林甫陷害忠良的例子。其实从这件事上,体现了唐玄宗对西北节镇的不信任，李林甫的构陷不过是表明原因而已。而为了使各大节镇的实力达到平衡，遏制西北节镇的势力，唐玄宗自然会想到在东北的安禄山了。安禄山远在东北，对长安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西北各节度使。这样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节度使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唐玄宗之所以重用安禄山，一方面是为巩固东北的边防，另一方面是利用安禄山来节制西北军事集团，达到各镇势力相互牵制和平衡。
唐玄宗完全信任安禄山吗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因为唐玄宗过度的信任安禄山，最后导致安禄山势力过度膨胀，发生了安史之乱。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天宝之时，偏重之势太甚，君相不早为之计，而徒荒淫纵恣，耽宠怙权，则神州陆沉，因不得不任其责耳。”吕思勉认为唐玄宗没有节制安禄山，而是一心耽于享乐。岑仲勉在《隋唐史》中写道：“窃以为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禄山而招惹其野心”。而唐玄宗真的过度信任安禄山吗？
前面已经分析了唐玄宗重用安禄山既有军事目的,也有政治目的;那么唐玄宗在重用安禄山的同时,也重用与安禄山矛盾很深的哥舒翰和安思顺。自然也有利用他们制约安禄山的目的了。
哥舒翰在安史之乱前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的矛盾在下面的故事中可以说是公开化了。
天宝十一年冬天，两个人同时来朝，唐玄宗让宦官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摆御宴特地款待他们两人。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尉迟氏，安禄山在酒席宴上特意和他套近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的母亲是胡人，父亲是突厥人，咱们俩的血统一样，应该亲近些才是。”哥舒翰很倔,回答说：“古人曾说，山野中的狐狸对着洞窟而嚎，那是忘本的行为。”安禄山认为这是哥舒翰在讽刺他是胡人，大怒，指着哥舒翰骂道：“你这个突厥野老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立刻也要开骂，一旁的高力士急忙劝阻。
天宝十年正月, “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 以致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玄宗于天宝十二年让哥舒翰“进封凉国公, 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 寻拜西平郡王”。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矛盾在天宝十一年就公开化了，唐玄宗不可能不知道.而在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后，唐玄宗依然让哥舒翰“进封凉国公, 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 寻拜西平郡王”。唐玄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用哥舒翰来节制安禄山，使东西两个军事集团的实力达到平衡。
安禄山与结为兄弟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也不睦.“始, 安思顺度禄山必反, 尝为帝言, 得不坐。” 陈寅恪先生认为:玄宗虽然极为宠任安禄山,但也兼用安思顺,委以劲兵,盖所以防制安禄山,维持均势。王忠嗣曾经兼任四镇节度使，而安禄山自始至终都只能兼任三镇节度使。说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也是有限度的。
唐玄宗和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养子, 在宫中为他演出了一幕三日洗儿的闹剧, 实际上就是按照安禄山生活的那些少数民族的习俗加以笼络, 用一种“ 亲属” 关系来保证他对唐室的忠诚。唐玄宗还一再给安禄山加官晋爵, 厚加赏赐, 天宝九载安禄山入朝时, 礼遇隆重, 在亲仁坊为他新造宅第一座, 唐玄宗敕令但穷壮丽, 不限财力, 特别交待监工的宦官“ 胡眼大, 勿令笑我” 。这些都带有政治目的, 不能单纯视作奢侈糜费。这样看来,唐玄宗为了笼络安禄山,也是煞费苦心的。
可以说,唐玄宗一方面对安禄山进行防范;另一方面因为安禄山的势力过于庞大,不得不对他采取笼络战术,而不是激烈的消藩措施。不过,这一切都对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来说,没有用处。
安史叛军为何背叛朝廷
以往的史书都注重于解释安禄山为何要背叛唐朝，过于看重安禄山个人的力量。以为只要安禄山一死，什么问题都会解决，而实际上安禄山在起兵反唐两年后（757年）就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可是安史之乱并没有被迅速平定，安史叛军没有自动瓦解。甚至到了最后，安史之乱虽被表面平定，但实际上河北藩镇还是不臣服中央。这恐怕不是安禄山的狡黠就可以解释过去的。
安禄山的实力是惊人的，他兼任三任节度使，手下的兵力占天下兵马的30%多，可是杨国忠却一心想逼安禄山造反，难道仅仅是因为杨国忠被对安禄山的仇恨遮蔽了双眼，而过高的估计了唐朝廷的军事力量。杨国忠在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洋洋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要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他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而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很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唐朝对东北的边防军并没有什么亏待，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一起去造反。可是安史叛军与朝廷对抗了八年之久。那么安史叛军为何要背叛朝廷呢？
关于这点，陈寅恪提出了“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安禄山将领中最被信用和最以悍勇见称的也多有奚和契丹人，如孙孝哲是“契丹人”;张孝忠“本奚之族类”;王俊武,出自契丹怒皆部“;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安禄山事迹》一书中写道“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确实可以看出安史叛军中契丹。奚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的民族关系远没有那么紧张。安禄山虽然多次出兵攻打契丹，但是安禄山统治的地区，民族矛盾并不尖锐。安禄山并没有刻意制造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冲突，而是十分重视搜罗和重用有文化的汉人。这些人自安禄山萌发叛乱念头开始, 就成了安禄山的谋士, 为安禄山搜集情报, 分析时局, 提供信息, 研究对策, 帮助安禄山度过难关, 摇扶直上, 成为当时唐玄宗之下的头号人物。安史叛军之所以跟着安禄山谋反，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民族矛盾如此简单的，而是主要是安禄山给予他们恩惠。
那么安禄山给了他们什么恩惠呢？官职。这里要谈到唐朝武官选任制度的变化。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实行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这样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从而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于远在边疆戌守作战的将士来说，他们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来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以往史学家过于关注唐朝皇帝对节度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其实玄宗始终防范这节度使。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让节度使负责对所属军队的军官的选任。节度使因为军事原因不得不久任，而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政治权力。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住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与节度使的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形成节度使与便将之间的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节镇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再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因为种种原因而在久任节度使，这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这样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整个军队的支持。
安禄山可以得到整个军队的支持，手下又有骁勇善战的契丹等少数民族士兵，还有一帮汉人为他出谋划策，在这种情况下谋反的成功几率是很高的。 内地的军队只有8万，而且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百姓几十年不识兵戈。内地的军事力量薄弱再加上富裕，这一切都可以引起安禄山的野心。这样安禄山的谋反也就很正常了，杨国忠不过是安禄山谋反的催化剂而已。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关于这场叛乱的起因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持红颜祸水论，有人认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奸相误国，更有人认为是这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一次反扑。笔者能力有限，只分析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如何兼任三镇节度使，最后率领15万兵马叛唐，而且安史之乱竟持续了8年之久。解析其中唐玄宗有多少的无奈，和安史之乱的某种必然性。
安禄山为什么受到重用
玄宗时因为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遭到极度的削弱。中央和内地的兵员总合只有8万人。由于边疆局势紧张，玄宗为此专门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让节度使在边地征兵，边境军队高达49万人。从此,外重内轻的格局形成。
在这种新形势下，皇帝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安禄山竟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什么原因导致唐玄宗对安禄山如此的重用？我们来看一下传统史书关于安禄山是如何解释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的。
开元二十八年（730 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搞视察工作.安禄山“百计谀媚”张利贞，又舍得出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吃人家嘴短,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安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以后,对过往的使者，安都督都尽力巴结,照方抓药,暗中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
那么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仅仅是因为安禄山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贿赂使者和善于拍马屁，以及李林甫对他的支持。安禄山在前面说的那些话，只有小孩才会相信是真的。唐玄宗怎么可能因为那几句话就认为安禄山对自己忠诚无二。裴宽是以廉明清正、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而名垂青史，他随声附和总不至于也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吧。
如果我们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安禄山的升迁之路，那么安禄山被重要的某种必然性。
唐玄宗时期,契丹和奚对大唐的威胁很大。唐朝和契丹的交战互有胜负，一直没办法平定契丹，彻底解决东北边防问题。而且在与契丹作战的同时，大唐还在西北与吐蕃进行鏖战。唐玄宗决定对契丹、奚采取守势。所以东北边防的负责人绝对是重要的，因为事关大唐后方的稳定。不可能仅因为安禄山几次贿赂再加那廉价的马屁，就让安禄山最后兼任三镇节度使，负责整个东北的边防。
安节度确实是骁勇善战,依仗他熟悉塞外的山川井泉，经常率领三五个骑兵出去巡逻，却往往能生擒数十个契丹人回营。让他多率领一些士兵出击，更是所向皆靡。当时名将张守珪之所以把安禄山受为义子，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安禄山的骁勇善战。除了骁勇善战外，安禄山还有具有其他将领不具备的优势：安禄山是生长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各种民族语言，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地区发挥作用。
陈寅恪先生对安禄山得势曾分析: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于是“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性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可以说出了安禄山被唐玄宗重用的真实原因吧。
除了安禄山的骁勇善战，混血胡人血统之外，安禄山的势力迅速膨胀，也与唐玄宗驾驭节度使的策略有很大关系。唐玄宗时外重内轻的格局逐渐形成，很可能引起唐玄宗内心的不安。而外重内轻的格局,不是唐玄宗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 .唐玄宗所能做的,就是运用权术驾驭各节度使。
西北之朔方、陇右、河西、河东四大节度,负责防御吐蕃、突厥,拱卫京师,故而兵力雄厚,尤其是抗击吐蕃入侵,朝廷更加重了对西北边防的经营。在抗击吐蕃的过程，西北节度使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王忠嗣在开元二十八年代牛仙客领朔方、河东节度使,天宝五载又继皇甫惟明领陇右、河西两节度.“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王忠嗣一人兼任四镇，可以说是西北力量的巅峰。
而西北是很靠近长安的，一旦王忠嗣反叛，那么唐玄宗将毫无反抗能力。最后王忠嗣因不从玄宗之命而获罪, 继以李林甫使人构陷, 于是被解职。在一般人看来，这又是李林甫陷害忠良的例子。其实从这件事上,体现了唐玄宗对西北节镇的不信任，李林甫的构陷不过是表明原因而已。而为了使各大节镇的实力达到平衡，遏制西北节镇的势力，唐玄宗自然会想到在东北的安禄山了。安禄山远在东北，对长安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西北各节度使。这样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节度使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唐玄宗之所以重用安禄山，一方面是为巩固东北的边防，另一方面是利用安禄山来节制西北军事集团，达到各镇势力相互牵制和平衡。
唐玄宗完全信任安禄山吗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因为唐玄宗过度的信任安禄山，最后导致安禄山势力过度膨胀，发生了安史之乱。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天宝之时，偏重之势太甚，君相不早为之计，而徒荒淫纵恣，耽宠怙权，则神州陆沉，因不得不任其责耳。”吕思勉认为唐玄宗没有节制安禄山，而是一心耽于享乐。岑仲勉在《隋唐史》中写道：“窃以为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禄山而招惹其野心”。而唐玄宗真的过度信任安禄山吗？
前面已经分析了唐玄宗重用安禄山既有军事目的,也有政治目的;那么唐玄宗在重用安禄山的同时,也重用与安禄山矛盾很深的哥舒翰和安思顺。自然也有利用他们制约安禄山的目的了。
哥舒翰在安史之乱前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的矛盾在下面的故事中可以说是公开化了。
天宝十一年冬天，两个人同时来朝，唐玄宗让宦官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摆御宴特地款待他们两人。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尉迟氏，安禄山在酒席宴上特意和他套近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的母亲是胡人，父亲是突厥人，咱们俩的血统一样，应该亲近些才是。”哥舒翰很倔,回答说：“古人曾说，山野中的狐狸对着洞窟而嚎，那是忘本的行为。”安禄山认为这是哥舒翰在讽刺他是胡人，大怒，指着哥舒翰骂道：“你这个突厥野老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立刻也要开骂，一旁的高力士急忙劝阻。
天宝十年正月, “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 以致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玄宗于天宝十二年让哥舒翰“进封凉国公, 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 寻拜西平郡王”。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矛盾在天宝十一年就公开化了，唐玄宗不可能不知道.而在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后，唐玄宗依然让哥舒翰“进封凉国公, 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 寻拜西平郡王”。唐玄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用哥舒翰来节制安禄山，使东西两个军事集团的实力达到平衡。
安禄山与结为兄弟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也不睦.“始, 安思顺度禄山必反, 尝为帝言, 得不坐。” 陈寅恪先生认为:玄宗虽然极为宠任安禄山,但也兼用安思顺,委以劲兵,盖所以防制安禄山,维持均势。王忠嗣曾经兼任四镇节度使，而安禄山自始至终都只能兼任三镇节度使。说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也是有限度的。
唐玄宗和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养子, 在宫中为他演出了一幕三日洗儿的闹剧, 实际上就是按照安禄山生活的那些少数民族的习俗加以笼络, 用一种“ 亲属” 关系来保证他对唐室的忠诚。唐玄宗还一再给安禄山加官晋爵, 厚加赏赐, 天宝九载安禄山入朝时, 礼遇隆重, 在亲仁坊为他新造宅第一座, 唐玄宗敕令但穷壮丽, 不限财力, 特别交待监工的宦官“ 胡眼大, 勿令笑我” 。这些都带有政治目的, 不能单纯视作奢侈糜费。这样看来,唐玄宗为了笼络安禄山,也是煞费苦心的。
可以说,唐玄宗一方面对安禄山进行防范;另一方面因为安禄山的势力过于庞大,不得不对他采取笼络战术,而不是激烈的消藩措施。不过,这一切都对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来说,没有用处。
安史叛军为何背叛朝廷
以往的史书都注重于解释安禄山为何要背叛唐朝，过于看重安禄山个人的力量。以为只要安禄山一死，什么问题都会解决，而实际上安禄山在起兵反唐两年后（757年）就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可是安史之乱并没有被迅速平定，安史叛军没有自动瓦解。甚至到了最后，安史之乱虽被表面平定，但实际上河北藩镇还是不臣服中央。这恐怕不是安禄山的狡黠就可以解释过去的。
安禄山的实力是惊人的，他兼任三任节度使，手下的兵力占天下兵马的30%多，可是杨国忠却一心想逼安禄山造反，难道仅仅是因为杨国忠被对安禄山的仇恨遮蔽了双眼，而过高的估计了唐朝廷的军事力量。杨国忠在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洋洋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要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他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而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很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唐朝对东北的边防军并没有什么亏待，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一起去造反。可是安史叛军与朝廷对抗了八年之久。那么安史叛军为何要背叛朝廷呢？
关于这点，陈寅恪提出了“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安禄山将领中最被信用和最以悍勇见称的也多有奚和契丹人，如孙孝哲是“契丹人”;张孝忠“本奚之族类”;王俊武,出自契丹怒皆部“;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安禄山事迹》一书中写道“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确实可以看出安史叛军中契丹。奚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的民族关系远没有那么紧张。安禄山虽然多次出兵攻打契丹，但是安禄山统治的地区，民族矛盾并不尖锐。安禄山并没有刻意制造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冲突，而是十分重视搜罗和重用有文化的汉人。这些人自安禄山萌发叛乱念头开始, 就成了安禄山的谋士, 为安禄山搜集情报, 分析时局, 提供信息, 研究对策, 帮助安禄山度过难关, 摇扶直上, 成为当时唐玄宗之下的头号人物。安史叛军之所以跟着安禄山谋反，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民族矛盾如此简单的，而是主要是安禄山给予他们恩惠。
那么安禄山给了他们什么恩惠呢？官职。这里要谈到唐朝武官选任制度的变化。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实行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这样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从而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于远在边疆戌守作战的将士来说，他们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来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以往史学家过于关注唐朝皇帝对节度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其实玄宗始终防范这节度使。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让节度使负责对所属军队的军官的选任。节度使因为军事原因不得不久任，而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政治权力。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住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与节度使的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形成节度使与便将之间的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节镇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再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因为种种原因而在久任节度使，这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这样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整个军队的支持。
安禄山可以得到整个军队的支持，手下又有骁勇善战的契丹等少数民族士兵，还有一帮汉人为他出谋划策，在这种情况下谋反的成功几率是很高的。 内地的军队只有8万，而且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百姓几十年不识兵戈。内地的军事力量薄弱再加上富裕，这一切都可以引起安禄山的野心。这样安禄山的谋反也就很正常了，杨国忠不过是安禄山谋反的催化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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