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上高楼

　　一是人们散步或停留时，总爱把两手反扣在背后，据说这是祖先被反剪双手押入四川一路养成的习惯，遗留给了后人。

　　二是把上厕所说成“解手”，也是因为祖先进川时被捆着手，在途中需要大小便时，就向押送的官兵请求解手，于是后人们便习以为常地把上厕所叫做“解手”了。

　　“湖广填川”的人是否是被捆着押入四川的？无足够的史证。也许有官府强行移民的做法；也许有一家人移往四川时，年轻人不愿去，父辈担心他们半路逃离，押着一路前往。

　　“湖广填川”是一个移民的大话题，主要是说清朝初期的移民。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南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所谓“湖广填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人口迁居四川。

　　其实清初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是湖北、湖南，还有其他一些省的人，如朱德元帅的祖先原籍是广东韶关，清康熙末年到川北，定居仪陇马鞍场大湾。而其中以两湖的人入川居多。

　　据载，早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有李寿自贵州安顺一带引僚入蜀，次年诸僚至巴西渠州，汉昌一带始有僚人。其后蜀汉地区僚人居其半。古巴州乡间山野多有“蛮洞子”，据说这是僚人死后安葬的洞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僚人同当地土著人融合同化了。不过，清朝初、中期的“湖广填川”是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

　　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各地奉命招民垦田。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颁行四川招民条例，命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可谓是清初“湖广填川”开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10年起科，就是移民开荒者，耕种满10年才征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规定凡留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其地亩给为永业，后来人们称“插占为业”，就是垦荒者自己划占一片土地为自己垦殖的田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令各省编审人丁，将增加之数进行统计上报，另立清册，永不加赋；这一年湖广人民来四川垦荒者甚多，湖广人民来巴州垦荒者自此年开始，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准各省入川人民每户酌分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

　　从清世祖顺治末年到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60多年间，入川移民达100多万，其中因湖广人民移居四川的占多数，所以“湖广填川”成了后代川人对移民的通用语。而且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据考证，不一定都是来自那个地方，而是当时麻城、孝感是移民集中起程前往四川的出发地之一。由于一些移民文化程度低，或者人年轻，移居后对自己具体的出生地淡忘，而对移民的出发地印象深刻，所以大都说他们是来自麻城、孝感。

　　一些史学家研究，秦灭巴蜀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之多。

　　第一次发生在秦灭巴蜀到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迁六国富豪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入蜀。

　　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蜀，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三国时刘备带荆州兵万余人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阳平等6郡流民数万家逃饥入蜀。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后，金兵南下，陕、豫、甘等地难民纷纷入四川避难。

　　第四次发生在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后，近20年战乱。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湖北地区红巾军明玉珍部千人及随军乡民入川。明初，四川人口稀少，明王朝平定四川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人口多的地方的人移往四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川”。

　　第五次发生在清初，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初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巴中人民印象最深的“湖广填川”，应当说是第二次“湖广填川”。

　　第六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东北、华北、华东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  

　　以上六次移民，唯清朝初期规模最大，在四川人民中影响最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重大的移民活动？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四川境内人口急剧减少。据通江县志载，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查丁口时，全县摊丁入亩数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折合4867人。四川人烟稀少，大片田土荒芜，人口较多的湖广移民入川，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川”是否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引起的？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坤，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舆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 （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

　　实事求是说，张献忠入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入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入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

　　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入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入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入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

　　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雄，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刀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

　　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

　　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氵预 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

　　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

清初从湖广入川的移民，据说是走时自己带着本家前三代人的灵牌（死了的）或神位（没死的），作为到四川后敬奉祖宗的偶像，立在堂屋的神龛上，每逢佳节，必备香蜡纸帛和供品在神龛前跪拜。访问不少老人，都承认这一说法。

清初规模空前的南北各省客民入川垦殖，使四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在战乱、灾荒、瘟疫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了四川的经济社会。垦田数从康熙十年（1671年）的14810顷猛增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431221顷，50余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29倍有奇。粮食、经济作物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丝绸业、矿业，盐井、造纸、酿酒等手工业生产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入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入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
       2015年7月29日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