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未尽

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是作者徐力用了几乎与“八年抗战”相差无几的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碎片中精心淘洗打捞，又以话语寻租的方式，创作而成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巨著。作者越过漫长而辽阔的时空经纬，从云遮雾罩、扑朔迷离的历史幻像中，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拾掇了中国五十年代以降，被遗弃的历史碎片，捕捉到中华民族闪光的历史瞬间；从厚重的历史记忆中，发掘出震颤心灵的抗战故事，修复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让我们返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经历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感动与激情，体验了一回回价值理性的追寻与思考。于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种十分幽默而自信的自我判断——历史是什么？我们明白了！

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以执着而真诚的文学叙事，颠覆了历史的选择性，颠覆了我们对历史错误文本的指认。作者打开历史的黑匣子，撕开那些被华丽的历史锦缎包藏起来的血醒真相，让人们了解到了76年前在华中这块苦难的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于是，历史被文学勘误。这不知道是文学对历史的讥讽，还是历史对文学的幽默。然而，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历史真相关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它本应该离我们很近，却因为体制内学者的遮蔽和隔离，而与我们相距遥远。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则越过那些媚骨的学者，让我们直接面对历史残肢的伤口，嗅出了历史的血醒。我们的灵魂因为迟到的真相而感到剧痛。剧痛的表情，只属于当代中国，它隐喻着一个“脑残者的幸福”时代——丧失了对于历史疼痛感知力的时代。但也正是在剧痛中，我们终于重新找回了历史的良知。

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徐力在纪实文学文本中的所有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南怀谨先生说：“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为尊者讳，为圣者美——讳其不光彩的事情，把其光彩的事情夸张美化，甚至编造出来。与此相应，则是为卑者曝，为敌者丑——卑者的什么不光彩的事情都给他曝光，对他的“好事”则讳莫如深；对于敌者极尽丑化之能事，甚至连他的“好事”、“美事”也能说出坏、说出丑来。”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在一些人看来，历史就如小姑娘般可以随意打扮，朝代的更替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让这个小姑娘不得不经常变换造型，博得当权者的欢心，可一经细看，小姑娘却早已金玉其外、遍体鳞伤。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而中国历史的书写与教学则建立在“历史就是宣传，就是关于当下的宣传”这一信条之上。

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解构了“历史理性”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民间个体经验的自由形态，重现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时空穿透力和思辨性，所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视角。从而使读者摆脱了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唯一合法性”的迷信，意外获得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和真实感。徐力不能不将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出来，不能不以文学的尊严，还给那些逝去了的生命以尊严。因此，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于是，当我们的心灵和精神需要的锐利文字，已经成为稀缺品的时候时，读到这些呼啸而来的文字，看到一个个恐怖而无望的场景，我们在深感震撼的同时，内心便不能不感觉到一种锐利的刺痛。

历史通过表象而存在，表象需要洞悉才能够看清里面的深刻内容。“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这个问题总让我们失语，因为史实遭到肆意修改后，已经很难得知真正的历史面貌。所谓正史，难免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疑虑。但是我认为，凯旋门下，胜利者应该有勇气承认历史的真相。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随意剪裁历史、拼接事实。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中国人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相信有公正的历史；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中国人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不过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也就是说，历史如果不能沉淀出真实，不能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价值定论，那么，传统的价值伦理秩序就会受到根本动摇，人们对历史的不信任，会直接导致对现实的狐疑。

还原事实真相，既是为了事实本身，也是为了后来。因为人们要从历史中学得经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们这种帮助。虚假的历史、片面的历史——不是历史本身虚假、片面，而是写历史的人虚假、片面——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在失去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

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让我们穿越时空去亲近历史：翻开一页页发黄的历史故事，体验一次次民族基因的脉动，经历一回回抗战激情的感染。貌似无序的历史，踏着有序的脚步，匆匆地行走在时间的隧道上，我们永远都只能跟随在历史的背后，追踪远去历史的背影。那些曾经影响甚至改变“八年抗战”命运和进程的历史人物，在以武汉为中心的辽阔的中原大地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与日寇血战数月，用血肉之躯，阻滞了敌人疯狂的战争进程，他们伟岸的身影，曾经让地球抖动、颤栗。于是，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惊奇于自己的收获：在恢弘的中国文化中，我们终于打捞到了深藏在历史人物与命运背后的奥妙与玄机、智慧与悟性。看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英雄与魔鬼的搏奕中生成，在满目沧桑的战争废墟上展开。

二、历史遮蔽与图像复真

在当代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看到的历史图解、受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教科书式的官方历史，而这种历史却是一种“遮敝式呈现”的历史，是掌握在少数官方史学者手中的历史。中国既没有汤因比这样能写《历史研究》非人力可及者出现，也缺少“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那套长时段视野。大众和民间的历史认知大都是依靠话本、演义甚至电视剧等文学活动演译来完成的。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人侵略了中国，而不知道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真相；大多数武汉人都不知道武汉保卫战的惨烈与悲壮，甚至不知道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个充满悲情和耻辱的日子。对于76年前的中国全民抗战，他们只能从那些娱乐化、嘻戏化，内容荒诞、形式拙劣的电视剧上获得被扭曲了的抗日印象。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对于成千上万中国军人喋血战场的壮烈场景，武汉保卫战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中国主流历史学者的集体忌讳和沉默，大部分中国人一无所知。

事实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军”与日本激烈会战达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其他战斗3万8千多次，英勇殉国的将领，少将以上200多位，民众死亡至少2千万人，官兵殉职322万人，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1938年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在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武汉会战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规模最大、参战部队最多、牺牲最惨烈、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役。在武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用生命捍卫国家生存、民族血脉，这些历史都不应遗忘，也不应擅改。忠于历史，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责任。因为抗战八年，是中华民族的一页血泪历史，任何对这一页历史的缅怀，都必须立足在真实无偏的历史事实上。

而在我们的教育中，从幼儿启蒙读本到中小学教材，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却总是三緘其口。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大陆上人们，脑海中的八年抗战就是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对于淞沪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常德和衡阳保卫战不甚了了。很多人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一段史实，还是电影“血战台儿庄”，大概还是因为后来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是那次战役主官的缘故。

我们从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一书所还原的战争场面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打得相当顽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田汉歌词中的那句“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用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点都不过分。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为什么国民党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了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任何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拙劣歪曲，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舞台上，金戈铁马，千古英雄驰骋沙场，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震撼历史的精彩故事。了解历史，我们必须走进这些被鲜血浸染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有开始，也有终结，而每一个故事所张扬的民族精神，将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积、堆垒成一座座绚丽璀璨的文化丰碑。如今，他们的时代已经与我们遥隔76年，战场上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英灵，也大多没有留下英雄的面相；他们的坟前没有墓碑，甚至根本就没有坟墓，然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历史无言，精神不朽，走过时间的沧桑，人们回忆起76年前那场悲壮激越的反法西斯斗争；回忆起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争中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回忆起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那些悲壮义举和铁骨忠魂，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遗忘。

在长篇抗战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叙述中，徐力先生用细节接近真实，试图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内，将被丢失、遗忘了的现场碎片和那些被“历史理性”刻意删除，却依然沉淀在民间的史实，按历史原样组装起来，复制出一个由众多当事人参与现身解说的历史片断粘贴链；一个富有历史质感的阅读现场。让读者感兴趣的，不是著作者的历史叙述能力，而是他呈现历史原初碎片和再将碎片重新组装的隐秘冲动——实际上是一种将历史事件符号化的智慧，它与其说呈现了历史的逻辑线索，不如说是复述了历史原本的非理性结构。

在中国，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不是中国文明的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知识精英和点头哈腰的学者教授。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文明的主体和创造者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可是民众知而不能言，他们没有话语平台，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没有书写的能力，更何况他们“羞于解释常识”。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普通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是什么精神支撑了徐力，能够将自己的笔尖落在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群体？在文明主体长期丧失话语权的情况下, 徐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对那些深沉海底的历史真实进行抢救性的打捞，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应该说，徐力是时下中国最诚实、最具血性的作家之一。我们可以不认同徐力对历史的解读和描述，但你却不得不折服他直面民族历史的道德勇气和他对历史叙述的诚实。弥漫在他文本中的那种热血激荡的澎湃情感，是徐力对生命的痴恋，对国家的深情、对理想的执着的体现。徐力以大气和血性延续着历史的良心，将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的刚性和雄健，顽强地灌注到现代汉语之中，并沿路播下自省自励的种子。历史借助于徐力的文笔，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徐力的执着让我们真切地懂得，在我们生存的家园，仍有着高贵和尊严。徐力以笔为旗，挥动着民族自爱与尊严，他的每一个字都显示着赤裸裸的真实，都是带有血腥味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