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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刘伯承、饶漱石、高岗、粟裕的位置。

1949年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林彪为中南王，彭德怀为西北王，刘伯承为西南王。从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到1959年庐山会议，除了林彪因病身免，“五王”中的“四王”全被整倒。是谁整倒四大野战军的军事指挥主官呢？

中国共产党自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到高岗事件之前只见过有“路线斗争”，没见过有“反党集团”。从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起才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个“新生事物”。以前的路线斗争都算政见之争，不曾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不曾见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只涉及代表人物，不牵连追随者。代表人物只要承认错误同意改正就能继续任职。“反党集团”则按敌我矛盾处理，沾上了就不得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一牵连一大串。

一、谁整了高岗、饶漱石？

高岗、饶漱石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高岗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高岗一事开了个先例：反对刘少奇个人就是“反党”，即便大政方针上没有分歧。而主持会议给高岗定性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从此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一术语，开创了反对某个人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仔细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

第二年，1953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

第三年，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四年，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年，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六年，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第七年，1958年，邓小平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刘伯承挨整，粟裕挨整。

第八年，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

注意这个时间关系：刘少奇、邓小平1956年主持一线工作之后，三年内四大野战军的四个军事指挥主官被整倒了三个，平均一年一个。除了林彪因病身免，凡当时在职“做事”的三个名将名帅一个也没跑掉。而所有这些军事指挥员的挨整全部都与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直接有关。算上1953年的高岗事件，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告发高岗的是邓小平——又与刘邓直接有关。高岗也是军事指挥员出身，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怎么邓小平进中央之前中央从来没那么多事，从来不曾有过“反党集团”?邓小平一进中央，立刻接二连三出事：1952年邓小平进中央，1953年告发高岗，1954年高岗倒台，1956年邓小平当总书记主持一线工作，1957年邓小平主持反右，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1959年刘少奇整倒彭德怀——这是偶然的吗?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玩弄权术、整肃功臣。这种说法无论往好了想还是往坏了想都站不住脚。

往好了想：毛泽东自1956年“八大”起便退居二线，把刘少奇当作接班人培养使用，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一线工作。1961年毛泽东当面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可见至少到1961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充分信任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威信。既然如此，那一切问题就都按“自己人”的内部问题处理，

那么第一，毛泽东即便与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组织原则办事：“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上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公开暴露分歧。

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反映的情况，除非明显荒谬，身居二线、不直接接触每项具体事物的毛泽东没有理由无端怀疑——假如你是警察局长，你派出巡警巡逻，巡逻中巡警向你报告发现情况，只要报告的情况不是特别荒谬，你信是不信?

第三，毛泽东历来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都要勇于斗争。如果自己充分信任的主管干部报告部下有错误观点错误倾向，要求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只要给出的根据充分，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有什么理由反对?毛泽东只能在发现情况明显荒谬时予以干预--实际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住了最后一道关：不得混淆敌我，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无论是粟裕、刘伯承还是彭德怀，毛泽东都没有逾越这条底线。即便是对高岗，毛泽东也依然是这个态度——据《高饶事件始末》，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把高岗一棍子打死，还想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二、谁整了彭德怀？

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根据如下：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刘少奇，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 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另外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1966年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是谁。)

刘少奇在这里突如其来就给彭德怀新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大帽子——庐山会议决议中没有、他私自强加给彭德怀的吓人的大帽子——整高岗时说高岗“里通外国”，整粟裕时说粟裕“里通外国”，整彭德怀时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时也没有说他“里通外国”，可见爱用“里通外国”这一罪名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毫无证据、舌头一翻就把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铁血军人说成“里通外国”，这不叫整人叫什么?这不叫玩弄权术叫什么?

三、谁整了刘伯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1月6日登载的文章“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的四大元帅”说：“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整刘伯承的是彭德怀。

但这篇文章同时给出了以下事实：

第一，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直到1956 年11月30日，彭德怀收到邓小平批转的第二封关于“教条主义”的信才开始动作。——如果彭德怀憋着劲要整刘伯承，收到第一封信就可以动手了，为什么彭德怀一开始毫无动作，直到邓小平插手?这里边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背景?

第二，当时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而不是彭德怀。——出了问题是现场总指挥的责任，还是具体执行人的责任?

第三，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而实际结果呢?“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尽管“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还不得不“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这是谁的责任?毛泽东明确指示“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为什么结果恰恰相反?“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是一句无头告示，回避了责任人——既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说“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那如果是彭德怀强迫刘帅抱病检讨，则根本用不着隐瞒。不肯说责任人名字，自然是因为犯忌讳。但是文章煞费苦心藏着掖着不说又瞒得过谁?谁的“领导小组组长”谁的责任——“县官不如现管“，凭其”现管“的职权难道连保护刘伯承不必亲临现场检讨这样的事都做不了?

工作分歧产生矛盾是正常现象。夫妻都免不了拌嘴吵架。盲目学外国、搞教条主义确实有历史教训。如果说对此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人“，那就等于说夫妻之间不能吵嘴，否则就是要闹离婚。毛泽东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就是为了弄清是非，以利工作，本来就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把刘伯承打倒。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整人“，是挑拨离间；把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上纲上线火上加油，是挑拨离间；无限夸大这种工作分歧，罗织罪名向毛泽东诬告刘伯承、粟裕，更是挑拨离间——孙子兵法中的”反间“计。别忘了孙子兵法的结论：”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毛泽东本来就没打算打倒刘伯承，邓小平所谓“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之说从何说起?如果真要保护，那为什么凭“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这个“现管”的实权连保护刘伯承免于抱病出席会议检查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人身保护都不肯做?

第四，从文章的描述看，“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下的“反教条主义”跟“文化大革命”颇为相似：“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如果去掉“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这个标题，说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也照样贴切。可见“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丑恶情况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创，早在8年前，在邓小平这个“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反教条主义”时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算在毛泽东头上。(也可以看出是谁一贯整人。)

第五，文章只描述彭德怀如何如何“过激”、如何如何“极端”，却没有说明彭德怀这些言行是工作分歧的结果，还是别人挑拨离间的结果——如果“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等顶头上司带头上纲上线、挑拨离间，那矛盾激化是谁的责任?

第六，彭徳怀疾恶如仇，做事认真，工作中不免得罪人。但彭德怀没有个人野心，说彭德怀整刘伯承找不到个人动机。但有些人则不然：本来平级，资历又浅得多，突然成了同僚的上级，不把昔日平起平坐的搭档整垮怎么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怎么能坐稳权位?——皇子即位，头一件事就是防范自己的兄弟：本来平起平坐，现在突然高人一等，不防范给个下马威可能吗?利用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挑拨离间，制造出个“彭德怀整刘伯承”的表面现象，在军内制造纠纷、孤立彭德怀，为一年后打倒彭德怀打下伏笔、扫清障碍、预做准备——这样看才更合逻辑。彭德怀驰骋疆场杀伐决断，君子坦荡荡，哪想得到自己早被一要报高岗一箭之仇，二要清洗军中异己的野心家盯上了?

第七，刘少奇把彭德怀跟高岗算成一个“反党集团”。如今谁都平反，唯独高岗不平反——这说明给彭德怀平反是假的，是反毛的需要：以为可以把整彭德怀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所以给彭德怀平反，否则照样不平反——属于同一个“反党集团”的高岗不就坚决不平反吗?给高岗平反，整高岗的刘少奇的帐怎么算?告发高岗的人的帐怎么算?平反不平反的着眼点是妖魔化毛泽东：给彭德怀平反是认为这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不给高岗平反是认为这不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为转移——“饿死三千万”的省委书记能平反，不利于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的高岗却不能平反，“饿死百姓事小，不利刘邓事大”。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四、谁整了粟裕？

1958年粟裕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向党要权”、“告洋状”。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邓小平通知粟裕：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不必到部队去跑了——明令粟裕从此不得接触部队。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是这样形容的：“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这显然是在将帅之间挑拨离间。整彭德怀时如此挑拨粟裕，当初整粟裕时还不知怎么挑拨的彭德怀呢。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粟裕光明磊落不上当，既是幸，也是不幸。幸：没有被利用当枪使。不幸：不为所用，平反自然遥遥无期。)

究竟谁整粟裕?为什么?

如果说是毛泽东整粟裕，那么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粟裕就该平反了。如果说是跟粟裕“搞不好关系”的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整粟裕，但陈毅1972年去世，聂荣臻1992年去世，彭德怀1959年以后就不管事。也就是说，最迟到1992年就不应该有人阻挠为粟裕平反。事实是粟裕迄今没有正式平反。在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传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什么人做梗，连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杨尚昆都“只能先办成这样”?)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文章《追忆粟裕同志》，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跟当初给处分、专门下文件、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的严厉处理相比，跟粟裕的平反要求“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相比，这一切羞羞答答只能算是变相平反，不是正式平反——给其他人的平反都没有这样躲躲闪闪的。关键还是“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1958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粟裕挨整是他当年的“政绩”。

更重要的是，粟裕的彻底平反涉及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

《淮海战役究竟是谁指挥的?》说明解放军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是粟裕。自从粟裕蒙冤，军史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笼而统之地改为“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如何如何，根本不提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被从历史上抹去。而解放军三大战役中最大的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员也从粟裕变成了“前敌总书记邓小平”。

如果给粟裕彻底平反，就势必承认他的历史功绩，就势必承认他是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就势必推翻邓小平的一个结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究竟是谁冒功，要把指挥淮海战役的功劳归于自己?

但是从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这同一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就能指挥解放军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队80万人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得如此轻松，如此愉快，既不用亲临前线也不用担惊受怕，既没有绞尽脑汁也没有呕心沥血，这是不是也太神了?

粟裕的平反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历史的事实和指挥淮海战役的战功，更涉及了当前的权力。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发表于1989年11月20日——“89风波”刚过，是最需要把握兵权、控制军心的时候，最怕的是军心不稳、军队不服。要巩固军心，最有效的办法是证明自己战功赫赫，战无不胜，用有目共睹的战功说话。

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高岗（1905年10月25日～1954年8月17日），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红26军政治委员。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成立红15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

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