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

 

我喜欢精神强度这个词。

非常达利。我在看达利的油画时常常会想起这个词。他反对时间，把时间变成变形的钟表挂在树上，把沙发做成马桶。那种精神强度可以把一切都曲，他的画不凌厉，但看后震憾之是无限的激荡，好象得了脑震荡的人，好长时间会缓不过来。

其实精神真是最形而上的东西。最不可靠，也最可靠！就象过分美于一种植物的叫法。我喜欢铁线蕨这个植物。只是喜欢它的叫法。在蕨类植物类，它有一种突兀的美。我喜欢类似于它的人，干净、倔强、饱满……喜欢长风浩荡，喜欢渺目烟视……内心里越是田野旷人稀，它呈现给艺术的越是生动疼痛。

一个作家说，三十岁以下的爱情不靠。因为完全是利比多分泌太多的结果。三十岁以上，意识形态完全成熟了，步入了一种精神领域，再喜欢一个人，精神的成分要站得住脚。

即使和爱情不沾边，有精神强度的人，不会轻易被打倒。虽然有时候他很脆弱，但这脆弱，其实是艺术里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架，犹如寂寞花园里一朵绮丽的花，安静地开，安静地谢。

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荪。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开中国物理系先河，终生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被说成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交道，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时他背已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撂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是一张椅子。事后有人问过他，觉得寂寞吗孤独吗绝望吗？他答，我有物理，有书，有天空，有深遂的精神。如果不是精神世界的强度，或许他早就和些大师一样选择自杀，投湖或悬梁。他倔强地活在自己芬芳世界里，一直到生命最后。

看杜拉斯传，惦记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强度——她的一生，总在打倒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打倒过。即使爱情。她用她的文字打倒读者，用她的爱情打倒男人。在离别时，她不哭男人哭，在爱着时，她得意地说，你多幸运呀，你爱上我，你爱上这么著名的一个作家！

她一点不卑微，一点不示弱。不，一点也不！

我在她的强度里感觉到了无限的软弱。她没有性别，她是杜拉斯。她说，我渴望堕落。

而大师黄永玉，一直在用画来表达他的精神强度。“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这是黄永玉同他表叔沈从文聊天时说的话。
     黄永玉问表叔，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沈从文答，“懂了就值了。”
     是啊，懂了就值了。

这世间，必有一种懂得是精神，穿越灵魂，幽幽而来。总有那个明白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的惆怅的人，总有发个信儿就刹那间说慈悲的人，因为，他的精神强度恰巧与你在一个线上，不远，不近，你说，他懂，他说，你懂。

即使没有那个一起来看杏花的人，还是饱满的。因为内心是强大的，是篷勃的，是生生不息，是杏花春雨里最美的笛声，是一个人的自斟自饮。是徐悲鸿说的那句，“我就要一意孤行。”

那些有精神强度的人，是金，藏于内心。不显露，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闪现出非常动人的光芒。

即使放在最孤寂的地方，他不凋落，放在最热闹的地方，它不张扬。

它用精神支撑着内心，那个花园里，妖妖地开着一朵又一朵世间难寻的花，如果你进得去，那么你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