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鸣

1977 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 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 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 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 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