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的风

     在不知不觉中间，我走出的这条山路已有好长一截了，要倒回去与向前走是同样困难的。也许倒回去还更困难。那么，只好向前走了，在丛丛榛莽中开拓生活、事业的路。——杨忠兴

                第一章：我的苦难童年

细细回想生活，这37年的路，想翻山越岭一般，有过登高峰的时候，不胜风光，但也有走在低谷中仿佛再也见不到天日，而有时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便可以走一截坦荡的路。但是，决定这高低，迂回、曲折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追问过自己。生活毕竟不是道理，生活这本无字书常常讲不清楚。也许，生活就是一条山路，必定有曲折迂回有高低。

夜，深沉寂静，清冷的月光照着那苍白的面容，多少往事伴着这个慢慢长夜萦绕在我心头。

37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已经不算短了。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下来，回想起这37年来所走过的路的时候，自然联想到自己遭遇到的风风雨雨，很感叹，但不再忧伤，因为一切都承受过来了，还能承受下去的。

虽然，我对自己的生活描写是“承受”而不是“享受”，而这样的描写不一定轻松，可我的体会是，只有承受过生活的人，才能享受真正的生活。

公元1968年11月5日，我出生在安徽省当涂县龙山公社百峰大队第四生产队。我的出生给本来贫苦的农民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也给父母增加了生活的压力。

抓周，是我国民间风俗。当婴儿满周岁的那天，家人给其沐浴修饰，穿上新衣服，在其面前放上诸如：纸笔、算盘、弓矢、金钱、食品，玩具等物品，任其抓取，来看其意向知趣。我小时候也曾接受过抓周考验。记得父亲生前曾跟我说起这件事，说我始终抓着纸和笔不放。

因为我父亲是个流浪儿，在33岁时才有了我，加上我抓周时抓着纸和笔不放，住在向山大黄山同宗族的杨义城爷爷给我起名：忠兴，和父亲姓名的最后一个字联系起来：高兴。意境深远，振兴中华靠后代。可是，正因为一支笔一页纸，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几经风雨，饱经沧桑，历尽坎坷。

从我能记忆时起，初步了解到我的祖籍是安徽省肥东县。“文革”后，省政府决定将划拨肥东、肥西两县的一部分合并为长丰县。现在要说起来我的祖籍应是长丰县埠里乡杨圩村李小郢队。

祖父是旧社会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可惜的是我未能亲眼目睹，但从我六叔毛笔书法中课件祖父对他的严厉。祖父母一共育有八个子女（六男二女）。生活的困顿，疾病的缠身，似的我的祖父母早已仙逝。我没有享受到祖父母的爱，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憾事。

或许是命里注定，我是个苦命儿。家父在1984年11月4日撇开我、尚年幼的弟妹、瘦弱的母亲，撒手而去。幼小的心灵过早地蒙上了本不该有的阴影。自此在今后日子同一天的傍晚时分，我总是格外的伤感，格外怀念我的父亲。

人，有时候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命运。

世代为农，家境是贫寒的。我父亲10岁就帮人家放牛犁地，一直没有进过学堂，受尽了折磨。父亲没有文化，性格耿直，在生活工作各方面吃亏很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期间，即1960年，我父亲从肥东农村逃荒要饭来到江南，先是在向山大黄山扒铁矿，后落脚在当涂县龙山公社白峰林场。

在林场，父亲勤勤恳恳，刚正不阿、平易近人，被大家推选为厂长。可是任期不到三年，便被有权势的人排挤下来。父亲在林场工作期间，曾多次被当涂县农林局评委“先进生产者”。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被挤，没有去理论，也没有去找组织申诉。用父亲后来跟我说的话，我深知单名独姓，流落异乡，不与人结缘的父亲的良苦用心。

1966年，而立之年的父亲经向山大黄山杨长城爷爷和奶奶的撮合，我父亲与从江苏高邮镇汉东村农村来到向山矿区做苦工的母亲相识。一张床，一床破旧的棉被，一只木箱，是我父母结婚时全部家当。皆是流浪者，父母亲从白峰林场搬到百峰大队第四生产队安家落户，他们只得租房住家。通过五年的勤劳节俭，父母买了生产队的两间土墙草房，添置了一些如水缸、碗筷、木桌等日常生活用品。

贫苦的生活，食无荤腥，菜无油花，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生活面也能勉强过得下去。

我8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学校，从此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初进学堂的那种喜悦心情是无法表述的，我的启蒙老师是一对中年夫妇，时至今日我仍清楚记得两位老师的名字：陶世旺、姜惠暄。由于我的聪明好学，深得这两位老师的喜爱。在他们的关怀和教育下，我小学一年级直到小学毕业，一直是班长，也是“三好学生”。

在“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横行的日子里，只抓革命，不搞生产，家乡的人民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尽管我那时年纪还不足以让我理解认识的艰辛和愁苦，但是从长辈们常显忧郁的神态里，也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生活的不易，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在我单纯质朴的脑海里，开始装进了长辈们的困苦、愤懑和种种不幸的心酸。

那个年代，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的课本的第一页，是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认识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我们的每一天都市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的。我每天哼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城，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

那时的家里没有收音机，村头的大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响起，开始曲目就是《东方红》，歌声一响，爸爸妈妈就要开始起床一天的劳作了。

小学里每天做广播体操，旋律的一开始就是激励振奋的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现在做第六套广播体操……。”

教室里的黑板上方用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犯了错误写检讨时抬头也一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无往而不胜”……在所有的公共设施上，在每个村庄的道路两旁，每个农舍的外墙上，都刷写了毛主席语录。

每个家庭都有毛主席画像，有红宝书，有毛主席的各种纪念章，像空气一样，毛主席在人们的每次呼吸之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保佑着每个家庭，那里没有她的画像或者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里就不安全。

我们同村的小伙伴，不管是穿着破烂，空着肚子，流着鼻涕的，还是依着整齐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将来做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

1976年9月9日的下午，初秋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刚刚放学的我和小伙伴们在田间地头割着猪草，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什么。突然，一阵异常低缓沉重的声音从村边的大喇叭里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沉痛宣告：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至今还能清晰地回想起那声音从我们幼小胸膛碾过后，久久的沉默，小伙伴们和我都惊呆了。那一年，我刚刚步入学校大门，才八岁。噩耗传来，当时的感觉远非“惊呆”能够形容的，真的好像是天塌下来了。毛主席逝世了，人民如末日般惶恐不安，人们已经离不开毛主席，山河倾斜，日月停摆，全国连续三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也不许大声喧哗和谈笑。在我的印象中，大人们的表情都很凝重，在一起时只是闷声地抽着两头烧的“丰收”香烟。

我和同村的小伙伴在大人们的带领下，像大人一样带着哀悼的黑纱，胸前别着纸扎的白花，一队一队排着，去设在向山的灵堂吊唁，像大人一样，呜呜地哭着走来，抽泣地回去。

“你办事，我放心”，这个“你”会是谁呢？直到有一天早晨，大人们悄悄地接到通知，到村庄中间的小学操场上开会。我感到好奇，便偷偷跟去了。很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人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严肃地宣读，大人们都静静听着，至始至终到散会，没有议论没有掌声，也没有喧哗。事后我才知道“你”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1976年的冬天以及来年的春天，每个家庭必须张贴画主席的画像。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中国历史在我心目中，被1949年切开一道分水岭.1949年以前乃至五千年的历史，都是黑暗里充满了罪恶，演绎着一幕又一幕吃人的惨剧。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尤其是10月1日以后，中国才开始翻开了新的篇章，人民才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

共产党不仅仅掌握这绝对的权利，更是革命信仰的精神支柱。每个加入队伍的同志，首先要接受党的阶级思想斗争教育，激励起阶级仇恨，民族恨。阶级仇恨就是对地主、资本家等一切剥削阶级的仇恨，民族恨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得恨。这几座大山才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让四万万同胞过着牛马不入的生活。

铁的组织纪律，超越了自私自利，崇高的革命阶级感情，汇聚成一股洪流，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穷苦人们醒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一切反动派，才能推翻三座大山，才能翻身得解放，做国家的主人。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因为是当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万恶的旧社会拯救出来的，而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是党的具体化身，所以忠于党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就是忠于党。

是的，我们曾今有那么的英雄偶像，他们很多人都牺牲了。有少年的、青年的、壮年的、老年的；有战争年代的，有和平年代的；有战士、干部、工人、农民、学生、还有外国人，古代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干部。我们通过学习英雄，效仿英雄，我们同样可以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百峰村”的由来或许是因为所属村庄都在群山环抱中而得名。我家单名独姓住在一个有姓徐的望族组成的村庄上。这个村由四个生产队组成，有近二百农户，在方圆十几公里堪称第一大村落。我家的房屋在村西边。山村旁边，有条在朦胧月色下好似白带的小河，蜿蜒而过，哗哗地奔流着。

身在他乡为异客。我的父亲为人老实本分，忠厚耿直。但有时候免不了要遭受别人的欺侮和嘲弄，这与他从林场场长被挤下来有关联。百峰村第四队队长是村书记的儿女亲家，也不知什么缘故，他经常以各种借口扣我父亲的工分。在那个年代，公分意味着养家糊口的“命根子”。

我清楚的记得，“双抢”季节，我的父亲被生产队长分工加班脱粒稻谷，整整一夜。队长给我父亲只记两分工，却比被人少了一分工。母亲因生养我的小弟弟在家“坐月子”，我母亲听父亲回来这么一说，便去队长家门外找队长理论，被队长的老婆以“晦气”为借口，责难我母亲，引起争吵，队长的老婆揪住我母亲的头发，又打又骂。我母亲承受不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家又哭又闹，撕衣服，砸东西，跳“忠字舞”。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抹上了一层阴影，挥之不去，给我日后的生活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我的外婆接到父亲拍去的加急电报从苏北农村火速赶来，照顾我的仅有四个月的弟弟，五岁的妹妹和我的生活。为了医治我母亲的病，舅舅姨妈给予了大量的资助。我们能够暂时度过这道难关，与他们的亲情关系永远也分不开的，我终身难以忘记亲人们对我家的关怀和援助。

我放学回来，常见年迈的外婆在灶上汗流满面的烧饭，就悄悄的放下书包，帮助拎水、喂牲口，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到星期天，我便整日跟着外婆在地里劳动。这个时期外婆交给了我许多劳作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着慈祥的外婆。由于外婆的左小腿小时候生病落下了残疾，她老人家照顾我们的时候，经常瘸着腿到塘边拎水、洗衣、做饭。

我的父亲陪着母亲到南岭县精神病院看病，住院一年多，康复出院回来时，我已经整整十岁了。在农村非常重视小孩满十岁，要摆酒庆贺的，这一习俗已经流传几千年了。但是，我的家庭此时很穷，我没有过分的奢望，我非常羡慕富家孩子做十岁时那种幸福满足的神态，常常背着我的父母暗地流泪。当时给母亲治病，欠下了400多元的债务，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致使原本贫穷的家庭更加贫穷。

为了能给病后的母亲精神上增添欢乐，我唯有发奋读书，帮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经常听到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加劲读书，考上大学，永远离开这穷地方。只有你出去了，我们做父母的死后就能瞑目了。”这句话，就像锥子一样深深地扎进我的心灵深处终身难忘。因此，我攒着劲儿苦读，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获得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墙壁，在学校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我拿着奖状，捧着奖品回家，母亲笑了。这让平时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要还钱送我读书的父母十分高兴，也让相邻们羡慕不已。大人们总是拿我当做榜样教育孩子，谁家孩子捣蛋不听话，大人一开口就是：“你瞧瞧人家忠兴，为何不学一学呢？”

小学期间，陶世旺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先烈的故事，他们生前为了革命抛颅头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能够幸福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学习文化知识，是这些烈士前辈们用生命为我们创造的，应该倍加珍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这首诗——（七律、《长征》）无数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他们不止一次朗诵过，吟唱过。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的红军人数为八万六千零五十九人，这些人中，指挥官——包括从班长到军团长直到最高决策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而普通士兵的年纪只有19岁！让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却完成了令整个世界为之目瞪口呆的惊天下壮举！

在整个长征的368天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几乎每天在某个地方和敌人发生一次遭遇战；有整整15天时间，他们在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有235个白天，他们在不知疲惫地行军；有18个夜晚，他们再摸黑赶路；在剩下来的100天里，他们有56天在四川西北部转战；他们总共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天走70多里路才能休息一次；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山脉，其中有五座终年被冰雪覆盖着；他们度过了24天湍急的河流；他们穿越了12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

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多万前堵后追的敌人，携带者数量庞大辎重，在一个地球最为险峻的地带，坚定信念，勇往直前，最终征服了两万五千里艰难险阻，这一切，只能让今天的人们长久的发出一声“神奇”的感慨！

“红军精神”时刻第鞭策着我，这可贵的精神在我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给我前行的坚定信念。

当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学，怀着兴奋新奇的心情跨进中学的大门时，在短暂的生活史上，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学，这里是一个多么广阔的空间啊！它是人才成长摇篮，他是采撷知识的海洋，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但又异常陌生。

理想是人生的灯塔，志向是生活的路标。中学时代正是立志的最好时代，也是人生征途中至关重要的黄金时代。

中学生已经跨过了童年朦胧的时代，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逐步摆脱对父母家庭的完全依赖，日益与瞬息万变的社会活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促使我不断思考探索自身的前途和人生价值。

是呀！童年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说不出童年带给我有多少快乐，但童年时单纯的，似乎显得安宁。现在，我总被无名的孤独缠绕着，又不想和人说，又不知道哪儿不适合。

年幼时，因为人生才开头，还只是一大片光辉的希望。对幸福的要求很绝对，很苛刻。慢慢地，我领略了人生的辛酸苦辣以后，那要求不由得降低了。

我在白峰小学读完五年级即将毕业时，江蕙暄老师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的家境很贫穷，你的父母含辛茹苦地供你上学，真的不容易，你要好好学习，不骄不躁，争取将来成为栋梁之材，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家庭一定要不吃馒头（我们这儿的主食是米饭）——争口气！”老师的亲切话语像那清澈的泉水滋润着我心田。

在我一生中，我始终忘不了陶世旺、江蕙暄两位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资助，我恐怕连小学也读不完就辍学了。在我走上社会的1986年春天，我曾今到这位夫妇新的教学点藏汉中心小学拜访过，受到他们夫妇热情地招待，也听说了我家中变故，对我十分同情惋惜。他们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我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又到了开学的日子，我穿着父亲给我买的新衣服，背着一个崭新的帆布书包，和同村的同学一道，翻山越岭，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位于龙王山脚下的龙山初级中学，宁静的校园顿时欢腾起来。同学们个个面带微笑，三五成群走进校园。操场中间的旗杆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注： 我的空间从现在起即将分十来个部分发表《生活是条山路》自传，作者是杨忠兴，是他用血泪写成的自传！杨忠兴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折射出中国农村意识形态书，一部磨难史，一首不屈抗争的悲催歌曲！其文学性思想性可读性较强。杨忠兴是我的学生，我们既是师生更是益友，一同走过近三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