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的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使我们的长辈们不得不想起一个人——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

曾希圣同志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向重视农村、农业、农民，殚精竭虑，卓有成效地抓只淮河，抓“三改”，抓责任田，充分体现了他关心群众疾苦，勇于战胜困难的胆识和才干。

1954年1月1日，《安徽日报》发表了曾希圣同志亲自撰写的文章《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指出“三改”就是：第一，在经常遭受到涝旱灾害的地区，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增加比较稳产保产的夏收植物的比重；第二，因地制宜的改种高产植物改种耐旱植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式，主要是油菜有点种改为育苗移栽；第三，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大量积攒农家肥，实行深耕细作和精细管理。现在看来，“三改”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做法，对今天的发展农业，避灾增产仍有现实意义。

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五风”肆虐，安徽农业经济收到了严重破坏，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不寻常的现象。曾希圣同志经过调研如何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认为必须改变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加强联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样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在八十年代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把家庭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举措率先在安徽全省落实到位。

“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劳动的积极性，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也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次突破性改革。

有实验，才有成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当年底，我家就还清在生产队里借的四百斤口粮和历年来的超支款。父母脸上挂满了笑容。

寒冬腊月，家家户户忙着过年。我家也不例外，父母也上街去备年货去了。当他们回来刚走到村口时，邻居告诉我父亲，我家的耕牛在牛棚里不明不白地死了。当时父亲呆滞半晌，一脸木然，放下年货，奔跑来到牛棚，看看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牛，伸开四腿僵直睡着，父亲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即使当年给母亲治病欠下了那么多债，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父亲也挺过来了，父亲居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叹息一声。

这一年的春节，我家和泪水度过的。

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路崎岖的偏远山村，没有耕牛怎么种田？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伤心的父亲。唉！命运之神为什么给我总是那副冷冰冰的面孔，路在脚下，尽管等待我的仍然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我却不能望而却步。擦干眼泪，强忍痛苦，努力去学习，因为我即将初中毕业。如果我不能静下心来，那这些年的寒窗苦父母的培养就会付诸东流。

然而，家庭的事始终缠绕着我，无法摆脱，在我父亲多次向村委会申请给予贷款买条耕牛时，却始终得不到村支书的同情和支持，而他的亲家（与我家合伙耕牛的农户），当着我父亲的面轻而易举批到了贷款卖到了耕牛。

这位村支书就是当年挤掉我父亲林场场长的那个人，他始终处处为难我的父亲。

82年的初春，，县委响应中央扶持贫困户的文件精神，在全县农村实行这一政策。按照政策规定，我想我家一定会被列为贫困户的。出乎我的意料，比我家境好上百倍的家庭都能被定为扶贫户。而像我这样一个方圆几十里内闻名的穷家庭却没有这种待遇。我很气愤，拿起稚嫩的笔给县委书记写信，恳求解决这件事。我利用星期天的机会，找到民政局负责人在当涂县城的家，向他诉说了我苦难的家史，经过调查核实，县委领导指定我家为扶贫户。

有了一定扶贫资金或平价化肥，给我家带来了致富的活力。父亲用扶贫资金养了一头老母猪，卖小猪崽的收入，还清了为母亲当年在南陵精神病院治病欠下的债。无债一身轻，父亲在劳动之余常常唱一段家乡的庐剧。父亲告诫我，说：“孩子呀，你要努力学习，做有用之才，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我默默的点头。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家的和关怀。我不断地努力，通过我的同学孙宗龙（团支委）的介绍，在班主任李光明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冲破来自有关方面的阻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至今我难以忘记入团是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图案的章程，我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保卫祖国，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夜阑人静，我还在昏暗的灯下看书，突然被屋外门前大路上沉重仓促的脚步声干扰了氛围，打断了思路。我悄悄地从门缝里看见月光下五六个人抬着树进了村支书的侄儿家，学习任务的繁重，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是，星期六，我和村上的伙伴上山拾柴时，看到山上长了30多年的大松树被砍掉了几十棵，我当时心里很震惊。我想，要是这样长期下去，那么整个山，整片山的松树就有可能被砍光，多么美好的家乡风貌就会惨遭破坏。我们国家的林业部门一再重申，要保护松树，绿化环境，保持和控制水土流失，但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徐训金却带头砍树为其子盖房，制家具，其家族亲朋好友都跟着这样做，却无人敢过问。

或许在山区，我对大山具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我每天清晨都要和同村的同学翻山越岭十几里到龙山中学读书，夕阳西下的时候又放学回家。我非常喜欢品读陶铸的文章《松树的风格》：松树，它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它可能不如杨柳婀娜多姿，也不如桃李那么绚烂缤纷，但它却给予人以启发深思和向上的力量。

我的家乡群山环抱，郁郁葱葱，参差摇曳，青翠欲滴，这儿风景别具一格，我爱家乡的自然风光，更爱这四季常青的松树。它苍劲挺拔的的姿态，它那呼呼作响的涛声，每每会引起我的无限情思和遐想。

秋天，枫树的叶子开始凋零，一片片红叶飘下来，就像飞舞的彩蝶。树上结了很多果实，圆圆的，带着许多刺，就连松鼠也不敢碰一碰。此时，仍然见到松树的针状叶子还是青青的，松树上挂着许多松球散发着阵阵清香。

冬天凛冽的寒风刮着，松树却像巨人似的挺立着，把寒风卷起的风沙挡住，与严寒进行搏斗着。

1982年7月9日，这是我中难忘的日子，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时间节点，人生的抛物线演变了拐点。我亦曾考虑过后果，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能等同。由于家乡周围乱砍乱伐之风盛行，为了不让再遭到破坏，我终于下定决心与之斗争；为了不让这件事连累我的家人，我匿名给县林业局领导写信，检举揭发村干部带头砍伐松树的事实，引起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县林业局派遣武进生，会同乡林业站刘公武调查，村支书徐训金依仗县乡两级都有亲戚当官，百般隐瞒事实，但调查结果还是查出了我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

没成想，徐训金的侄子只受到轻微的处理，罚款200元了事，而徐本人只听了几句批评的话。更令人难以置信是，武进生和刘公武经受不住徐训金的鱼肉烟酒的诱惑，到处查找写信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森林法》中的有关规定。他们最后在我就读的龙山中学查对到了我的笔迹，汪校长找我谈话，面对校长桌上放着的信和我的作文本，我勇敢地承认了。

徐训金知道真相后，从此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分田承包时，我家和另外两户合伙的耕牛不明原因死了，因为前两天轮到我家放牛，我给它喂草，牵着它喝水，还是好好的。我父亲向村委会反应，要求调查耕牛的死因，徐训金毫无反应，而且还不许任何人调查或者向乡里反应汇报。

无牛犁田，我家只能等到别人家插秧结束，才能租牛犁田，往往过了季节，秋收时总是减产五六成，合伙耕牛的一户，他父亲家有牛，不用贷款。当我家恳求得到一点贷款买牛时，徐训金从中作梗，致使我家一直没有贷到款，我恨，我怒，我上访百余次又有何用？

徐训金仍不满足，1983年初春，徐以“没牛耕种田地，不能使田地荒芜了”为借口，强行没收了我家全部责任田地，整整一年。我全家只能靠我父母亲每天凌晨步行到十五里外的丹阳镇贩卖豆腐、油条、臭干子挣一点钱买米度日，维持最低生活需求。那是我兄妹三人都在上学，负担过重，父亲又苍老了许多，很难再看到父亲的笑容。

84年初春，我放弃学习，跑乡里，到县里，找有关部门领导解决归还我家责任田。官官相护，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使我万分伤心。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为官一任也是为人民的，可是有多少官员真正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我跑县城百余次，给县委书记磕头，在县政府门前长跪，才还给了我家田地。

我无法静心学习了，李光明老师，我的班主任发现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下降，上课经常打瞌睡，课后找我谈心，我含泪告诉了他，自从写了那封检举信后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他震惊了，连忙安慰我，要求我坚强些，他无私的关心我，爱护我，使我今生难忘他的师恩，更是感动的是李老师的爱人给我做鞋。现在想起来，那时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关爱，我可能会不在人世了。

我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在他们父母呵护下，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而我却在承受着远不是我这个年龄段所承受的生活中重重折磨。无脑海中曾经冒出杀死徐训金的念头，以了却我心头怨恨，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李老师经常开导我，做人子要体谅做父母的苦，认认真真地学习，堂堂真正做人，可是在如此困境中要求自己坚强些，与谈何容易？

更可怕的是，身为基层干部的徐训金，目无党纪国法，绞尽脑计，唆使怂恿他的兄长一家，找我家吵，并且大打出手，我父亲被徐训金侄子用扁担打成重伤。家境困难，我和母亲只能请乡间医生（邻村金家村姓夏）给我父亲用草药疗伤。一个多月过去伤势恶化了，夏医生叫我想办法借钱送父亲到医院救治，一天也不能拖了。当我跑到丹阳刘王庙村找表姑借钱，请本村的四位叔叔把父亲抬到向山杜唐医院，医生检查过后告诉我和母亲，我父亲的伤势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住院20多天，医生明确告诉我，把你父亲接回家，不要住院了，心中仅成的一点希望破灭了。

我只得含泪请人把父亲从医院抬回家。

在我父亲被打伤的五月中下旬，母亲种了一亩多地的香瓜。晚上，我在地里看护，白天我和母亲挑着瓜到向山去卖，因为向山是马钢的“粮仓”，南山矿凹山矿区是卖瓜的好去处。我父亲在向山看病期间，皆是我每次肩挑七八十斤瓜，步行十里路到矿区卖，卖完瓜，去医院换我母亲护理我病中的父亲。望着父亲被伤痛折磨成瘦如枯柴的样子，我心如刀绞。以前一个人能把掼桶（农村收稻谷的木制农具）扛回家的父亲，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端着一只碗都很费力，怎能不让我潸然泪下呢？！

父亲失去劳动能力后，家里的十几亩田地由母亲独自一个人辛苦劳作着。在80年代的山区，收割稻子完全是人工掼稻，为了赶收，我陪母亲跟别人家换工，那是我已经17岁了。

我很内疚，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父亲在世的日子明显已经不多了，如果母亲连遭打击，她早年的精神病一定会复发的，那样年幼的妹妹弟弟岂不成孤儿？我这个家就会彻底地破碎了。我是长子，我不能死，我应该坚强地活下去，撑起这个家，责无傍贷。

1984年11月4日傍晚，我和妹妹去稻场上盖完我家收割的晚粳稻回来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嘴角不停颤动，我轻轻地附耳侧听：我父亲艰难地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能将我们抚养成人，我死后要安葬在老家李小郢，”父亲刚说完，就断了气。父亲的眼睛是睁着的，我用手轻轻合上了他的眼睑，父亲干瘪的脸颊很痛苦的表情，像一把锥子锥进我的内心，使我痛苦万分。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回想父亲养育我的深恩，回忆他经历的千辛万苦。盛夏的夜晚，他再也不能为我用蒲葵扇驱赶“嗡嗡”的蚊虫了，泪水模糊我双眼，我感觉天塌了地陷了，四天四夜米粒未进，难言的痛苦，像一根揽绳，捆绑住我的心。

父亲的丧事一切从简，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龙山公社派民政工作的濮为学同志、胡学仁同志来处理的。父亲的遗体是用汽车运至殡仪馆火化的。当时，我们国家正提倡火葬。我父亲成了整个薛丹博地区第一个被火化者。虽然我和母亲不同意火化，但公社派来的人软硬兼施，我变得麻木了，我也无法阻挠，只能听从组织安排火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