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的风

在不知不觉中间，我走出的这条山路已有好长一截了，要倒回去与向前走是同样困难的。也许倒回去还更困难。那么，只好向前走了，在丛丛榛莽中开拓生活、事业的路。——杨忠兴

                    第五章：伸冤路上现转机，落实起来屡受阻


    就在我感到茫茫无望，准备去杀徐顺金的时候，接到了《辽宁青年》杂志社寄来的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杨中兴同志：

     你好！

    看了你的来信，我们的心里很为你苦难的遭遇难过，我们负责把你的信转给中纪委，请你再与中纪委联系。

 我们希望你能坚强地生活下去，需要记住：邪不压正，要相信我们党会为你伸张正义的。

      致

礼！

                                     《辽宁青年》杂志社

                                                        一九八五、九、一

在我伯父家里，我哭了，哭得是那么伤心，伯母当时也感动的在一旁落泪，几年来的委屈，几年来的辛酸似乎一下子得到了发泄，为父伸冤终于出现了转机。

伯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伯父说：“既然《辽宁青年》杂志社给你回信说将你的材料转呈中纪委，那就等等再说吧。”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从接到《辽宁青年》寄给我的信后，我一直失眠，每天都想起我父亲临死前的情景。

1985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伯父的办公室，来了两个人。他们想我伯父出示了盖有当涂县纪委的介绍信，这两位同志，一个姓丁，一个姓施。他们要求伯父通知我，与他们见面，详细了解我被打击报复的事情经过。伯父立即安排人，到我住居的那间破棚里找到了我。接我到他的办公室。

面对他们的细心询问，我逐一向他们诉说了怎样匿名写信揭发徐顺金乱砍乱伐松林事实，当涂县农林局的武云山、龙山乡的刘功武两位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查对笔迹，暴露了我的身份，遭到了徐顺金的残酷打击报复，以致流浪在社会上的前前后后。施和丁认真地做着笔录材料，他们在了解事情的原因同时，说了很多宽慰我的话，要相信党和政府会主张正义的。

在他们离开马鞍山回当涂的一刹那，我双膝跪地，恳求他们能为我冤死父亲鸣冤雪恨，他们赶忙扶起我，说：“你尽可以放心，既然我们来调查情况，就应该相信党组织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回去后尽快向县委、县纪委汇报。”

不久，县公安局派来三位同志向我了解我父亲怎么被打，被打后怎么疗伤的情况，对于人民公安的调查询问，我也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他们提问。特别是我父亲被徐顺金侄儿用杂木制的扁担从后背连打了三下，父亲当时就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是邻居王阿姨高喊让徐顺金侄儿住手的，否则我父亲当时就会死在他手上。我父亲昏死过去后，我喊来父亲的干亲家，还有父亲的干儿子，他们七手八脚把我父亲抬回家放到床上，喂糖水，父亲缓缓的醒来，无语泪先流。干爸叫我赶紧去邻村金家自然村找夏医生来看看。夏医生匆匆赶来，查看父亲的伤势，他看过后，对我们说：“伤势严重，还是送医院治疗。”父亲听到后连连摆手，他慢慢地说：“夏医生，家里穷，还是请你配几副草药敷一敷，看看能不能好。”夏医生答应试试看。但是，我父亲的伤势每况越下，最后不得已举债送到向山杜塘医院。医生对我父亲的伤势认真细致地进行了检查，化验结果告诉我和母亲，我父亲的伤势已经无法挽救，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但在我们的坚持下，我父亲住院20多天，还是抬回家，没几日就含冤去世了。

当涂县公安局三位同志表示，他们将一查到底，对责任人绝不姑息，直至追求刑事责任。

县纪委，县公安局相继向我了解情况之后，接着没几天，当涂县委副书记钱乃正，县纪委汲方林也来到马鞍山看望我们一家。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伯父盛情地留下他们吃饭，伯父对钱书记说：“我是四七年跟刘一鸿同志参加革命，同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请求你们当涂县能认真调查处理此案，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钱副书记一再表示，“要相信党，相信我们，相信调查人员，一定会秉公执法，一查到底，处理结果，我们会来马鞍山向你汇报。”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中，调查此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伯父也感动奇怪，事情经过非常清楚，这么长时间没有来自当涂的一点消息，似乎有点不正常。当我们在焦急疑惑的时候，县委副书记钱乃正一行四人来了，首先肯定了我反映的事情基本属实，表扬了我敢于揭发违法乱纪的做法。伯父问钱书记：“既然调查清楚了，你们怎样处理。”钱书记避而不谈，只是说:“上面要求在年关之前安顿好杨忠兴一家，别的以后再说。”接着，钱书记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你提出来，组织上议一议。”我对钱书记说：“我想看一下调查材料，今后怎么打算，我没有考虑过，请允许我和家人商量商量。钱书记说：“这样也好，你们一家好好考虑，一星期后再谈。”

钱书记一行四人离开马鞍山回当涂去了。

就在当天晚上，伯父母、我母亲和我，还有伯父的干女儿、女婿，大家吃过晚饭，围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我们议论起来。最后一致认为：请求当涂县和市里协商，把我们全家能否安排到市郊区？

过了一星期，钱乃正书记一行四人如约来到我伯父家，对于他们的到来，我是很高兴的，也是很不安的，待他们坐定后，我不等他们问我，我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对钱乃正书记说：“我想看看关于此案的调查和处理的材料，处理结果应该告知我；我不想在回当涂了，想留在市郊安家落户。”刚说完话，县纪委书记汲方林接话说：“处理及调查的材料你就不要看了，这是组织纪律，你要相信党组织，你还是考虑以后吧。”我说：“你这样说是毫无道理的，我要求看看材料并不过分。”汲方林说：“我说不给你看，肯定不会给你看的，绝对不可以。”为此，我们争论起来，他站起来想拂袖而去，钱副书记忙按住他的肩，劝说我们不要无休止的争论，双方还是好好协商。

时近年关，身为县委副书记，又是本案调查组组长的钱乃正很是着急，眼见我们难以商量，就到伯父的办公室，找我的伯父，对我伯父说：“中纪委等着回复，一再要求在春节前安排好我一家的生活，你能不能做做杨忠兴一家人的思想工作。”伯父说：“你们当涂县委有什么具体安排意见，杨忠兴怕会当涂，想留在市郊。”钱乃正说：“县委想请杨忠兴一家回龙山乡原籍生活。”伯父说：“回龙山乡是不行的，我不能在看到他和他的母亲遭到报复，依我看，如果留在市区有困难，那就迁到黄山乡宝庆村落脚。宝庆村到采石，到市区都很方便，我看蛮好。”钱乃正说：“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我们再议一议，尽快给你答复。”

钱副书记回去的第三天，当涂县委派专车接我伯父及伯父的义女婿，在市供电局工作的胡长贵一道去黄山乡宝庆村实地查看，伯父回来后，告诉我和我母亲，宝庆这个地方不错，交通便利，劝我们还是听从党组织安排。听完伯父的话，我知道想留在市郊区已是不可能了，我只得听从组织的安排。

就这样，钱乃正副书记再来的时候，随同来的还有黄山乡的党委书记许立庭，面对他们的提问，我说出了我的要求：1.建房三间；2.解决一点田地；3.安排我的工作；4.能否解决一点木材制作农具；5.资助一点资金买条耕牛。钱副书记一行让我先出去，等待他们答复。

但是，我等待的却是联合调查组这样的答复：房屋盖两间半，安排我在村办企业上班，解决三亩地，资金500元买条耕牛，批一点计划木材制作农具。我听完他们的答复，心里无底，我请求将我提出的要求及他们的答复做个文字材料，不然以后无凭无证，我找谁说去呢？县委钱乃正副书记对我说：“你还年轻，目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对此追求很紧，这样对你将来是没有益处的，要相信党和政府是不会欺骗老百姓的。”

我觉得他是县委书记，既然都能这么说，我感到心惊胆颤，到宝庆后有些事还须找他，也就放弃了坚持形成文字的要求。

85年12月底，当涂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组长钱乃正带着县纪委书记汲方林，黄山乡党委许立挺书记，宝庆村支部书记谢挺文及村委葛继文主任，用面包车及双排座汽车将我全家的生活用品接到宝庆，暂时安排在村传达室居住。

县委钱乃正副书记在市、县信访办，黄山乡政府，宝庆村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将我家的建房宅基地选定在靠宁芜公路边的后北庆自然村。

选定宅基地后，县委钱乃正副书记及随行人员回到村委办公室，黄山乡许立挺书记拿出一份协议书叫我签字，我看了看协议内容：1.解决住房两间半；2.安排我在村办企业上班；3.解决三亩田。对我当初体的五个问题调查组是满口答应的，现如今只解决三个，我不能接受这残酷无情的协议，在农村谁家的房屋只盖两间半？看着面前的“父母官”的脸色，我知道无论去怎样争辩，也是徒劳的，我只得忍气吞声按照这些官老爷的意图，伤心地欠下了自己的名字。

可是，时过三个多月，除了我被安排在村办拉丝厂上班外，其余的事情没有一点眉目。为了使协议的问题和口头协议尽快得到解决，我违心地写了一封感谢信寄给了县委、县纪委。没想到，他们居然以这份东西向中央汇报，就是这封信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事。

信寄出去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去找县委钱乃正副书记、县纪委汲方林书记，哀求早日解决住房、田地等答应的事情，他们似乎同意了口径，都是一句官话：“现在很忙，过一段时间再说，有些事情还需要研究研究。”

我万般无奈，只好返回那间只有10平方米的传达室。

我天真地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的父母官，一定为人民做主，全心全意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不会欺骗一个没有父亲的只有16周岁的乡村孩子。

时间一晃又过了两个月，我徒步跑到县城，再次找到钱乃正和汲方林两位领导，他们互相推诿，都说谁答应的去找谁。我完全惊呆了，只觉得天晕地暗。我不得不怀疑坐在我面前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只狼，抑或是畜牲。

那一天，我忍饥挨饿从当涂火车站沿铁道一路走回宝庆。我真的想我卧轨自杀，我后悔当初真的不该写感谢信，因为县委、县纪委分别将这封信连同材料一起，分别向省向中央呈报，可是，那时才16岁周岁的我，怎么能够想得那么深远、周详、细致？

我唯有沉默，我感到心灵的死亡，过去我走得虽那样艰难，却充满着希望，而今天的现实，这一切全碎了。

当然，路，不能因为发生了这一切就中断了，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只是在清醒的状态中，绝望地走，寂寞地走，生活并不因为发生了这些而改变他原有的内容。

我依然要活着，像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地活着：我依然是我，依然是那个言谈不多，平平静静的我。在外，我依然要工作，要应酬，甚至要与熟人微笑；在家里，我依然要尽儿子的义务，要去安抚母亲那个孤独的心，要强打起精神给这个空落落的家带来一点生气。

然而，只有我的心知道它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要用怎样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切啊！我将用全力把一切，牢牢地永远地封锁在我的心田，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我寄希望于时间，或许时间能医治这一切的一切。

但，等待我的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选定的后北庄自然村上的宅基地，紧邻宝庆村民兵营长张德全的房屋以及手扶拖拉机驾驶员黄律侯家的猪圈，没成想，在县委领导走后，张德全叔叔找我多次，并扬言威胁我，我很不安，不是我胆怯，而是我真的担心发生什么不测。住乡村，睦邻居，在人生地疏的宝庆村，我举目无亲。我很清醒，干部家的人是得罪不起的。

虽然我对这块宅基地非常满意的，我也清楚地记得这是县委钱副书记等人选定的，亲口许诺这块宅基地给我建房，但是面对着现实，我不能不妥协，不得不任人摆布。为了这块宅基地我曾今找过钱乃正副书记，但最总还是没能协调解决。

宅基地不能解决，房屋没办法施工建盖，当涂县委久拖不决。这使得我很寒心。相信党组织，相信钱乃正，而现状的却让我忧心忡忡。

我带着材料来到马鞍山信访办，信访办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的遭遇让他们同情，其中一位陈大妈（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看她的年纪比较大，这样称呼她）用温暖的话语安慰我，答复我：他决定明天就去当涂县了解情况，酌情尽快处理落实。

后来，我知道陈大妈带着信访办的何祖义、秦诗才两同志，驾驶员孙凯到当涂调查了解情况，接待他们的正是县纪委书记汲方林。陈大妈责问他:“如何善后处理杨忠兴一家的生活、生产情况的？并要求看看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汲方林这样说道：“他已经对我们的处理写了感谢信，结果已经报呈中纪委。至于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不知弄到哪里去了。”陈大妈接着说：“你们怎么处理的，到现在杨忠兴一家还住在传达室已经快半年了。这样做，你们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汲方林说：“房没有盖，那是黄山乡宝庆村的事，与我们不相干。”陈大妈又接着说：“你身为县纪委书记，你这样说话，你的党性何在？”汲方林听了非常生气，同陈大妈大声争吵起来，拉扯中还打碎了陈大妈的眼镜。

对市里来的人，汲方林态度蛮横，气焰嚣张。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又能奈他如何？我每次去找他，他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安排办公室的人接待，要么就是那句话：谁答应你的去找谁。我一次次地哀求，一次次地失望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