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他的中秋词
荒村笔谈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陸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元年（1056）试礼部，主司欧阳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历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旋移汝州。 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累迁翰林学士，知杭州。召为吏部尚书，改翰林承旨，出知颖州。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令，以为讽刺先朝，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瓦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读书以为乐。徽宗立，移廉州。更三大赦，还，提举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节录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轼工诗，与黄庭坚合称“苏黄”。词更别开风气，为后世所宗仰。 公（指苏轼）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滹南诗话） 元好问曰：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郁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至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 王鹏运曰：北宋词人，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雋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抚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琼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苏其殆仙乎！（半塘遗稿） 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介存斋论词杂著） 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沈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宋四家词选序论）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巨擘。他建树了许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八大家即韩愈、枊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他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也是名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读音:扶）、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他涉猎的领域如此之广，而在各个领域中又能同时取得突出的成绩，这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苏轼作为我国文学、艺术史上顶尖级的大师是众所公认的，但他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同王安石一样，苏轼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行”（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但苏轼对当时社会因豪强兼并而引起的危机，远没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尤其反对急进的措施。当神宗赵琐（读音：需）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时，他就上书反对，并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
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甲法等。此外王安石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供人才。 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但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强、贵族、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他们激烈的反抗。变法一开始，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首先出来反对，不久，一批守旧的封建士大夫就联合起来，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并得到仁宗妻曹后（太皇太后）、英宗妻高后（皇太后）和神宗妻向后的支持，势力更为强大。苏轼这时期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熙宁二年五月，他写《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对考试制度的改革，即由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论策取士。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苏轼两次上书，即《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又题《再论时政书》），更集中表明他反对新法的主张。苏轼把新法比作“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要求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也就是反对所谓操之过急，要求“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反对“多开骤进之门”，即反对提拔任用主张新法的人，反对神宗采纳变法派的意见。他还对新法的主要项目，逐一加以论难。这说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经恶性膨胀，使他追随守旧派走得很远了。激烈的变法和反变法的政治斗争又夹杂着封建派性的倾轧。王安石的连襟、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杂事”是负责监察御史台内部事务的官）谢景温借口苏轼在丁忧期间贩卖私盐等事加以弹劾。虽然查无实据，并未问罪，但苏轼已感到情势艰险，不宜在朝久居，就要求外任。 在朝两年多的政治生涯表明苏轼算不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在近八年的地方官任上却显示出他不愧是一位关心民瘼、有所建树的良吏，同时也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丰二年（公元1079）六、七月间，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读音胆）、国子博士（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李宜、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等人，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他们摘出苏轼的一些诗文认为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宋神宗随即下令御史台审理。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乌台诗案”。乌台就御史台。《汉书。朱博传》记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因称御史台为“乌台”。 从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1、原作与新法无关，纯属穿凿附会，罗织诬陷的，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四； 2、原作确有反对新法的内容，但又包含着生活真实，反映出新法流弊的，如《吴中田妇叹》；3、有些反对新法的诗作，是反映他政治思想上的保守方面的，但这类诗不占诗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根本谈不上应受封建法律的制裁。就这样一些诗文，被舒亶一伙人罗织锻炼，甚至严刑逼问，必欲置苏轼于死地面后快。这时，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和范镇等元老重臣纷纷出来营救，连变法派中的章惇（读音;吨）也为他说情，最后还是退职的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于是这场轰动一时的诗案就以王安石这样“一言而决”，被冤枉关押130天的苏轼终于从轻发落，贬往黄州，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本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官，但检校则是代理或寄衔的意思，并非正任之官；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实际上也是挂名的闲职，再加“本州安置”，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旷世奇才遭此冤案，探索者为之一叹！
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然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加之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的了解。当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时，他却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到他59岁时，新党再度执政，他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徙，次年七月卒于常州。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词牌名。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歌头》是大曲开始的第一章。 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上下阙，九十五字，平韵，宋人亦有其中的叶仄韵的。
2013年9月16日第二次修改
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甲法等。此外王安石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供人才。 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但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强、贵族、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他们激烈的反抗。变法一开始，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首先出来反对，不久，一批守旧的封建士大夫就联合起来，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并得到仁宗妻曹后（太皇太后）、英宗妻高后（皇太后）和神宗妻向后的支持，势力更为强大。苏轼这时期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熙宁二年五月，他写《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对考试制度的改革，即由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论策取士。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苏轼两次上书，即《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又题《再论时政书》），更集中表明他反对新法的主张。苏轼把新法比作“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要求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也就是反对所谓操之过急，要求“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反对“多开骤进之门”，即反对提拔任用主张新法的人，反对神宗采纳变法派的意见。他还对新法的主要项目，逐一加以论难。这说明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已经恶性膨胀，使他追随守旧派走得很远了。激烈的变法和反变法的政治斗争又夹杂着封建派性的倾轧。王安石的连襟、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杂事”是负责监察御史台内部事务的官）谢景温借口苏轼在丁忧期间贩卖私盐等事加以弹劾。虽然查无实据，并未问罪，但苏轼已感到情势艰险，不宜在朝久居，就要求外任。 在朝两年多的政治生涯表明苏轼算不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在近八年的地方官任上却显示出他不愧是一位关心民瘼、有所建树的良吏，同时也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丰二年（公元1079）六、七月间，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读音胆）、国子博士（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李宜、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等人，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他们摘出苏轼的一些诗文认为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宋神宗随即下令御史台审理。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乌台诗案”。乌台就御史台。《汉书。朱博传》记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因称御史台为“乌台”。 从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1、原作与新法无关，纯属穿凿附会，罗织诬陷的，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四； 2、原作确有反对新法的内容，但又包含着生活真实，反映出新法流弊的，如《吴中田妇叹》；3、有些反对新法的诗作，是反映他政治思想上的保守方面的，但这类诗不占诗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根本谈不上应受封建法律的制裁。就这样一些诗文，被舒亶一伙人罗织锻炼，甚至严刑逼问，必欲置苏轼于死地面后快。这时，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和范镇等元老重臣纷纷出来营救，连变法派中的章惇（读音;吨）也为他说情，最后还是退职的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于是这场轰动一时的诗案就以王安石这样“一言而决”，被冤枉关押130天的苏轼终于从轻发落，贬往黄州，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本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官，但检校则是代理或寄衔的意思，并非正任之官；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实际上也是挂名的闲职，再加“本州安置”，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旷世奇才遭此冤案，探索者为之一叹！
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然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加之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的了解。当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时，他却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到他59岁时，新党再度执政，他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徙，次年七月卒于常州。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词牌名。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歌头》是大曲开始的第一章。 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上下阙，九十五字，平韵，宋人亦有其中的叶仄韵的。
丙辰：宋神宗赵琐（读音：需）熙宁九年（1076）。
达旦:一直到天亮。
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
琼楼玉宇：指月中宫殿。《大业拾遗记》：“瞿乾佑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瞿笑曰；“饿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
不胜：禁受不了。
绮户：雕花的门窗。
无眠：指不能入睡的人。
不应两句：“不应”一作“不因”；“长向”一作“偏向”，“常向”。
婵娟：传说中月亮的嫦娥，此指月色。
这是一首颇负盛誉的中秋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这首《水调歌头》是苏轼于1076年贬谪密州，即今山东诸城时所作。当时他年41岁。政治上失意，久与亲人失聚，其弟苏辙在山东历城即当今的济南为官，已分别七年，不能前来相聚，使他在中秋佳节感到心潮起伏而郁闷，但他又不是完全消极的，于是在词中出现了“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
起笔两句是用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意。一开头就富有浪漫色彩，颇有“天问”之意。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皆是“问青天”的内容。作者不仅问，而且要乘风到月亮上去，可又怕广寒宫凄冷，身居高处受不了那里的寒气侵袭。这一想像是新颖奇特的，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了“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他想“乘风归去”，说明他对人间不满，一个“归”字颇有神仙自喻的味道，似乎他本居月中，只不过暂时谪居人间罢了。词中的一“欲”一“恐”深刻地提示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续词选》评此处“恻然动人”。它确实把千思万绪聚于笔端，无怪前人评它为“奇逸之笔”。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与以上三句紧密相接，写词人婆娑起舞，月光下自己清晰的影子也随人舞动，这是多么的惬意呀，天上的琼楼玉宇再美，那里比得上人间的幸福美好呢！这里由超尘出世思想一下子转为喜爱人间生活，这真是大起大落，出神入化之笔，至使一时词手，多效此格。黄鲁直写“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晲。只恐花深处，红露湿人衣。”便是仿效东坡之笔。
词的开头是幻想着游仙，到月宫里去，可是他又亲手涂抹掉这种虚无的空中楼阁的彩画，说明他对于现实人生还是热爱的。
下片前三句依然写月:月儿照遍了华美的楼阁，低低地照进了雕花的门窗，照着那心事重重不能成寐的人儿。“照无眠”将人物引入画面，词的上下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也就是词人自己，但上下片感情的重点不同。上片词人思想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下片着重叙写“佳节思亲”，此时他与弟子由已七年没见面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两句就是以质问的语气抒发了佳节思亲的感情。词人说：月儿啊，你不应对人们有何怨恨吧，你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离别、孤独之时又圆又亮？这岂不令离人望月伤感吗？ 但是作者思想是豁达的，他时时要寻求自我解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几句体现了他的旷达性格，是大开大合之笔，它从人生写到自然现象，将各种现象加以提炼，概括，这里包含了无数痛苦、欢乐的人生体验。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表现了作者的祝愿彼此长寿，隔千里而共明月的乐观情绪。
全词的思想感情是放纵奔流的，结构严谨而又跌宕有致。上下片均紧紧围绕“月”字展开，写人在月下的感情起伏变化 ，开头写“把酒问月”，后写“欲乘风归去”，继而写恐玉宇高寒，于是又“起舞弄清影”，再写月影移动，照无眠的人儿，然后由月的圆缺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最后以“千里共婵娟”作结。人的情感随月移起落而变化，忽上忽下，忽离尘，忽入世 。词人用语精炼自然，富于变化，决无重复感，如写“月”时丰富多变，开首点出“明月”，“琼楼玉宇”代指明月 ，“清影”暗示明月，“转”“低”“照”几个词写出月的移动，“月有阴睛圆缺”点明月的变化，“千里共婵娟”勾出月光照射之辽远。
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由上述可知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本文辑录书目：
《苏轼》 王水照
《苏轼》 王水照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等主编
《唐宋名家词选》 龙榆生 编选
《历代名家词赏析》 徐育民 赵慧文
2012年9月26日辑于重庆两江新区寓所
2012年9月27日修改
2013年9月16日第二次修改
文章评论
笑瞰人间
某些词话家说苏轼“短于情”那是不确切的。其实苏轼很善于写“情',有时写“豪放恣肆”之情，“如赤壁怀古”、“密州出猎”他，有时写“缠绵深切”之情，如他悼忘记亡妻王弗的词： 江 城 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写的是“悱恻凄戚”“真挚深沉”的悼亡之情：“不思量，自难忘。”感情多么深挚；“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多么惆怅；“夜来幽梦忽还乡。”多么喜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又多么悲痛；“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更是极度伤感了。这首词正象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东坡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可见他并非“短于情”，而只是不喜欢那些“绮罗香泽”的艳情而已。（引自《历代名家词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