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

 

 




 

                                        


                                                  那年冬天，我到外边走了走（原创散文）

                     ——还乡散记之三

                     （一）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的当晚，我正在代销店里归拢刚进的货物。地动山摇过后我从大队代销店的后门仓皇逃出，黑暗中我踩着大队部窗户、屋檐塌落下来的碎砖烂瓦把代销店查看了一圈——和代销店紧连着的大队部破损得稀里哗啦，代销店的周遭却完好无损。这时我才想起来回自己家看看，还好，我家除屋顶上的烟囱被震倒了之外，其它都无大碍。这时全村没有一个人敢继续呆在屋里，院子里、街道上到处都是人，青年点的部分知青竟成群结队地步行赶回四五十里以外的家里。

小村里家家户户都用柴禾搭了抗震棚，把老人和孩子先安顿进去。由于没有电，到处一片漆黑，蜡烛、手电筒、电池成了紧俏的东西。恰好代销店里前段时间积压了不少蜡烛，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蜡烛都有些变形了，这回派上了大用场。我和王掌柜冒着余震的危险，把蜡烛、电池从店里一箱一箱都搬出来，分发给各家各户，都记账，暂不收钱。紧接着，我俩又把准备春节供应给各家各户的糕点、瓶装酒、糖和镰刀鱼等都提前发售了，一时间店里所有的食品包括烟酒、食盐、酱油等都被抢购一空。有的人竟说地球都要毁灭了，好东西也别留着等过年吃了，赶快都拿出来吃了吧！那些日子小村里的人们什么都豁出来了。

村里人在极度的惊慌、恐惧中度过了那年的春节，大家都连续十多天不敢进屋睡觉，有的实在困乏得不行了，就壮着胆子进屋里眯糊一会儿，但也不敢脱衣服，不敢关门，一旦有一点异常动静，包括远处汽车驶过的轰隆声都会疑为是“地声”，慌忙爬起来窜出门外。

                          （二）

因为我们那个小村遭受地震的损失不大，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日子就趋于平静了。生产队也复了工，该往地里送粪的送粪，该选种子的选种子，该修整车马农具的修整车马农具，大家都在为春耕播种做着准备。

农忙季节一到，来代销店的人就少了，买卖日渐冷清。“五一”节过后的一天，王掌柜说店里的东西不多了，抽空咱俩得去进点货，于是我到四小队找队长给出一台车，准备去拉货。当时好一点的大牲畜都下地了，只剩下一头“生牛蛋子”（没上套拉过车的小牛），没人敢使唤。我正犯愁，有个绰号叫“尖儿头”的半大小子自告奋勇，说他能摆弄了这牛，尽管我不放心，也没办法，王掌柜也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于是“尖儿头”连扯带拽再打，好不容易才把牛套上车，在去往西村供销社的土路上，“生牛蛋子”横冲乱撞不走直道，险象频出。

西村与我们村中间隔着一条河，不是雨季的时候几乎没有水，河中间只有一股细细的小水流，水流上面铺了几块水泥板算是一座简陋的小桥，车辆经过这里要沿着缓坡翻过堤坝——上小桥——再翻越堤坝，很难走的。在供销社装完货往回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费了好大劲把牛车弄到堤坝顶上，车下坡的时候惯性非常大，这“生牛蛋子”不会“坐坡”， “尖儿头”就死死地拉住缰绳往后拽牛头，自己的身子也竭力向后倾斜，不料想脚下一跘，“尖儿头”竟向前扑倒在地，正在朝坡下快速滚动的胶皮车轮从“尖儿头”的后背横着就轧过去了…….

牛车沿着堤坝的斜坡出溜到河中间，被高出地面的水泥板小桥卡住，车差一点就翻了。我和王掌柜也顾不上车了，急忙去看趴在地上的“尖儿头”，他一动不动，眼角处有血流出，我和王掌柜都吓懵了，后来王掌柜说他留在那照看，让我快回村里找“尖儿头”的家人来。我拼命往村里跑，到“尖儿头”家时他全家人正在吃午饭，我跑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勉强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尖儿头”父母还有其他人等扔下碗筷哭喊着往出事地点跑。我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看到从出事的地方开过来一辆吉普车，绿色布篷的那种。吉普车开到我们这群人跟前停下来，我们往车里一看，却见“尖儿头”坐在车里。细一询问，吉普车司机说他正好从出事那地方路过，看到这种情况，就顺便把这孩子给拉回来了。“尖儿头”说自己没事，就是脸上擦破点皮，下车后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在家人的簇拥下回家了。我和王掌柜又找了几个人帮忙，把那“生牛蛋子”从车上卸下，换上一条老牛，将一车货物拉回代销店。

时隔快四十年了，“尖儿头”早已结婚、成家、生子，连孙子都有了，当年那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每次回老家见到他时我都提起这件事，感叹——他的命怎么那么大啊？

                   （三）

1975年6月间，王掌柜的叔叔（其实是王掌柜的亲生父亲，因为王掌柜家孩子多，生活又困难，他的伯父家没有孩子，因此王掌柜从小就过继到了他的伯父家）从水城回来，说那边招工，可以带王掌柜去他叔叔所在的工厂工作。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是绝好的机会。王掌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那段时间我看得出来，王掌柜也有些为难——伯父从小把他养大，吃好的，穿好的，没有让他受到一点委屈。现在他要撇下年迈的伯父伯母远去他乡，把两个老人孤零零地扔在家里，也有些不忍。但为了王掌柜的前程，两个老人毅然决然地表示支持，还有热心人在王掌柜临走前给王掌柜介绍了对象，对象也和王掌柜一起去了水城。

后来我听说王掌柜到了水城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原因是他带去的媳妇是农村户口，到那没有工作，又计划生育超生，有了两个孩子，生活很是艰难，对把他养大的伯父伯母尽不到丝毫孝心。王掌柜离乡后从水城回过村里一趟,毅然决然地与从小把他养大成人的伯父办理了断绝“父子”关系的手续，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了。他的伯父伯母后来成了村里的“五保户”，再后来他的伯父被受惊的马车撞伤残废，卧床不起，老两口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双双相继去世了。

（四）

1975年7月间，王掌柜离开代销店去了水城，大队没有立即派新人来，剩下我一个人，既是掌柜的又是伙计。那段日子里我才真正体会到苦闷、彷徨的滋味，我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了——代销店的工作固然很安逸，每天挣十个工分，但我就这么干一辈子吗？我想要为自己的理想找个归宿。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一个人蜷缩在代销店后屋那冰冷的小土炕上，冥想着怎样能寻找到一条出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候自吟的一首表达我的彷徨和苦闷的小诗：

              明月似银照窗台，冷床独卧望尘埃。

              凝眸静默想往事，思潮如浪滚滚来。

我自己独立在代销店支撑了两三个月。小村里和我同龄的一些人开始陆续往外面走了。他们大多是到公社成立的基建工程队当临时工，干些推砖、运沙子、扛水泥之类的力气活，我也想去比量比量，但家人、外人都劝我，你天生就不是干力气活的料，那样的活你根本干不了。后来有个机会，鞍钢招临时工给我们小队一个名额，我跟队长说我想去，队长答应了。

1975年的11月27日，我离开代销店，成了鞍钢第二炼钢厂的临时工。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工种，就是和筑炉车间的正式工人在一起拆扒、砌筑炼钢平炉，属于一种在高温、多粉尘环境下的重体力劳动。身着那种带有毛呢衬里的防热劳作服，头带柳条编制的安全帽，脚上穿的是那种笨重的厚底大头鞋。每天要往已经停炉一个星期了却仍灸得人站不住脚的炼钢平炉里钻进钻出，用风镐一点一点地拆除炼钢平炉的炉衬，每隔几分钟就得往炉外跑，因为那拆下来的耐火砖都是通红通红的，有几百度的温度；砌筑新炉衬时，我们要往炉内搬运各种形状的大块耐火砖，有的一块就百八十斤重，不好搬的就用后背往里背，用肩膀扛。

在那里我吃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头，现场还出了几次事故，差一点把生命都搭上了。有一次是因钢渣罐底部有积水，炉后的出渣口往罐里放钢渣，上千度的钢渣遇水发生爆炸，通红的钢渣崩得四处飞溅，我们被吓得抱头逃窜。还有一次是夜班，干活当中稍有空闲，有几个临时工竟在炉后空地铺上榻榻米睡上觉了，上方有天车吊着钢水罐经过那个地方，因为钢水罐发生倾斜，溢出的钢水恰好泼洒在睡觉的那些人身上，幸亏溢出的钢水不多，但也烧伤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工友的手被烧得像烤熟了的鸡爪一样。

我在钢厂只干了短短不到五个月的时间，1976年4月23日，我们同去的这批临时工被全体解雇了。

             （山风 写于2012年5月9日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