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

                       河东河西（原创散文）                       

                             ——故园散记之四

                                          （一）

      1963年的夏天，我入村小学上一年级。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这段时间里，学校里教学秩序正规，语文、算数（包括珠算）、体育、音乐、美术、自然、手工、描红、劳动等课程一应俱全。那时学校教育强调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时乡村里的生活尽管清苦，但少男少女们却也依然如春天的花儿般不可阻挡地成长着，绽放着。

听老辈人讲，早年小村也经历过多次不平常的变故——“抓劳工”、“抓壮丁”、“反胡子”、“打鞍山”、“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到后来的“反右派”等等，都在小村的历史上留下过深深的痕迹。特别是解放鞍山时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小村里也曾住过八路军，小村里年轻力壮的都要去参加担架队往回抬伤员。阵亡的八路军战士比较多，棺材不够用，就用老乡家里装衣服的大柜当棺材，有的一个大柜里装好几个战士的遗体，集中埋在村北河对岸的一块空地上，村里人称那地方为“八路坟”或“烈士墓”。直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从资料中得知，当时参与解放鞍山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四、五、六三个纵队，（东野）总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罗荣桓。

后来“八路坟”那地方修起了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碑顶上有一尊雕塑，塑的是个一只手握着步枪另一只手指向西南方向的解放军战士，战士目光炯炯凝望着西南方向，据说台湾就在那个方向，雕塑的寓意是时刻准备着解放台湾。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小学生都要排成队打着红旗扛着铁锹，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去祭扫烈士墓。祭扫过程中我们最喜欢的是鸣枪仪式—— 一队着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呯呯乓乓朝天放枪，意思好像是告慰那些烈士们的英灵，愿他们他在天堂里安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不会忘记他们，那情景非常庄重。听完那个手持铁皮喇叭筒（那时还没有电扩音器、话筒之类的设备）的人讲完话，我们就分头去给烈士的坟墓添土，先清理干净坟头上的杂草，密密麻麻的坟头都用新土添得又高又大，坟墓的顶尖上还要放置一个大大的倒圆台形土坨，我们也不知道那样做是为了坟墓外形的美观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

世间事，事中人，常常处在变化之中，只是时间或长或短而已。几十年后，有一次我从早年的“八路坟”那里路过，看到“八路坟”已经堙没在一片荒草之中，简陋的烈士纪念馆已迁往别处，那烈士纪念碑虽经维修过，却也已经斑驳陆离，不成样子了。“八路坟”旁边的公墓倒是别有一番景象——一排排汉白玉的墓碑洁白耀眼，松柏树栽植整齐，清明时节祭奠先人的人络绎不绝，香烟、纸钱缭绕飞舞，而“八路坟”那里却变得寂寞冷清，无人理会。就连鞍山市区的烈士山（原名神社山，1948年2月19日，东北野战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烈炮战、枪战和肉搏战的战场）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二一九”这个鞍山解放纪念日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公园的名字罢了，不知道当年那些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大柜子里埋在地下的先烈们得知今天的状况会作何感想。

作者叹曰：此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二）

其实就在1963年至1966年那三年时间里，小村也正在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大的变故——“四清”运动，只不过“四清”运动与后来持续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相比，相对温和、平稳一点罢了。

有资料记载：“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一致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有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下厂开展运动。

记得当年下到我们村的“四清工作队”是三名城里的干部，都是男的。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和村里人明显不同。虽不是西装革履，却也面皮白净，衣帽整洁。住宿安置在住房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他们吃“派饭”，即每顿饭轮换着去一户社员家吃，这样一天中就要吃三家。说是不搞特殊化，社员家吃啥他们就跟着吃啥。话是这么说，哪家能给工作队做平常自己吃的玉米饼子、面糊糊和咸菜疙瘩？怎么也得想办法，就是出去借，也得弄点细粮细米，炒两样平常吃不到的细菜啊！

有一天早晨工作队轮到我家吃饭，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熬了粥，又炒了两样菜，一盘土豆丝，一盘鸡蛋炒榭蒜（类似于圆葱但比圆葱小得多），这是那时候招待尊贵客人的饭食。那种炒菜炝锅的油香味多少年以后都让人难忘。母亲把饭菜做好，放好饭桌摆好碗筷，让我去工作队的驻地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到了工作队住的地方，三个工作队员刚刚起床正在洗漱。那时候我看到城里人洗漱都觉得很新奇——洗脸时要抹香皂，洗完脸还要擦雪花膏，那味道非常好闻；刷牙时用牙膏，刷得满嘴白沫沫；然后用那种带刀片的刮脸刀把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等他们忙活完了，我才怯怯地上前去打招呼，说请他们到我家吃饭。那个工作队长姓唤，个头不高，三十多岁吧，村里人都称他“小唤”，人挺和蔼的。三个人在我家吃完饭，每人留下四两粮票、两角钱，我们再三推让，他们还是执意把钱和粮票扔下了。

“四清”清了一段时间，没清出什么显著成果，倒是把原来的几个生产队长鼓捣下台了——因为那时的生产队长都是“铁杆贫农”，过去家里一贫如洗，苦大仇深，上台掌权了，难免有点私心，或者和会计串通弄虚作假贪污几个小钱儿，或者与生产队保管员合谋往家倒腾点队里的物资。当时那几个生产队长也确实不怎么样：一队队长潘吉升，半眼瞎；二队队长张德元，像患帕金森综合症一样，脑袋不停地晃；三队队长张德旭，麻脸儿，有铁匠手艺；四队队长霍有恒，个头不高，脑袋奇小，好赌，后来在家里设赌局抽红曾被抓过。当时村里人给这四个队长的形象合在一起编了一段顺口溜——“瞎的瞎，麻的麻；老晃头，小脑瓜”。

这些人都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经济头脑，然而都有一股对地主、富农的强烈仇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重的仇富心理，而且都是党员，因此，从合作化开始成立生产队以后，一直是他们当队长，社员们没借到他们什么好光。这次“四清”，他们四个全被拿下了。

作者叹曰：此所谓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啊！

                                          （三）

    我生于小村，长于小村。打记事起，没听说过小村里有盗抢之类犯罪行为发生，小孩子们偶有到邻家树上摘几颗果子、到生产队瓜地里摸几个香瓜，只能算作淘气；邻里之间间或有因为东家的鸡啄了西家园子里的菜、西家的猪拱了东家的院墙而产生点小摩擦，皆视作鸡毛蒜皮，吵几句拉倒，家家户户白天夜晚都没有什么需要提心吊胆的事情。

1966年开始，情形不一样了——小村也开始“文革”了！好像在一夜工夫，人与人之间都变成了仇人，变成了敌人。先是扫“四旧”，小学校里高年级的一个戴“三道杠”的大队长率先戴上了“红小兵”袖标，领着一群学生挨家挨户搜（也不知道谁给他们的权力）他们认为的“四旧”，凡是古旧（也包括现代的）书籍、字画、瓶瓶罐罐、首饰都要搜走。那时候我家文学书籍比较多，包括巴金的、张恨水的、欧阳山的等等，还有许多小人书（连环画）。看着“红小兵”们那气势汹汹的架势，还没等搜到我家，我母亲怕招来灾祸，就把我们那些心爱的书籍都塞进灶膛点上火烧掉了。倒是我的一个念中学的姐姐积极，把家里的一套带有“日本冈田株式会社”字样的茶具、还有母亲的一些翡翠、玛瑙首饰等东西都主动拿去上交给学校了。后来村里、镇里都举办过“四旧”展览，展览品里什么都有，各种古董、金条、金元宝、旧社会地主穿的长袍马褂、妇女穿的旗袍，还有“变天账”（地主、富农记录谁分了他家什么东西的本子）。听说后来那些东西都落入了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主要是大队的革委会领导、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私人手里。

接下来就是揪斗“四类分子”。一个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几天功夫竟揪出了好几十个“四类分子”。地主、富农村里人早都知道了，“反革命分子”却还没听说过，其中有一个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辽沈战役中被俘，据他自己交代，刘伯承接见过他，征求他意见，是愿意留在八路军里还是愿意回老家，他说愿意回乡务农，于是就发给他路费让他回了小村。

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曾经是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三青团员”，还精通医术。当时在我眼里，大多数“反革命分子”（规定的范围是解放前与国民党沾边的军、警、宪、特）都是有着辉煌身世的了不起人物。把这些人物揪出来以后，先是把他们集中在大队的一间空屋子里办“学习班”，不许回家，三顿饭都由家属送来。每天除了有专人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外，每顿饭之前还要组织他们跳“忠字舞”，小孩子们经常去看热闹，看到那些年龄都很大的“四类分子”拙手笨脚的舞蹈，小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最残酷的场面是对“四类分子”的审讯和批斗。审讯是要他们交代罪行，交代不深刻的就捆起来或吊到房梁上用皮带、钢鞭、棍棒抽打，这场面我亲眼见过，打得那些“四类分子”妈一声爹一声呜哇喊叫，直到把有的没的罪行都交代出来为止。有一天晚间在二小队的院子里开批斗会，几十个“四类分子”被五花大绑，一溜站在窄窄的长条板凳上，还要低头九十度，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快牌子，上边写着“xx分子”和他的姓名，时间长了有的站不住就从板凳上栽下来，立时就会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新站到凳子上去。批斗过程中，有个老贫农韩福灵，是二小队喂马的饲养员，他手里握着给马拌草料用的木棒，来到他的邻居——一位姓杜的“四类分子”（解放前家在沈阳开过印刷厂，成分为小业主）面前，用木棒指着“杜四类”说：“你根长正了苗长歪了，是不？”然后上去就是一棒子，“杜四类”妈呀一声从凳子上栽下去，一只胳膊当即被打断了……

当时小村的“文革”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没有“两派”、没有造反组织与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武斗”，“革命派”的目标一致对准“四类分子”。“革命派”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外号叫“六个一年”的退伍兵（就是他反复上了六次小学一年级，因为什么也学不进去，从未升入过二年级）。“六个一年”当兵期间不会写家信，当上革委会领导组织学习不会念报纸，不会念文件，但每天都要用广播喇叭向全体社员训几次话，尤其要对那些“四类分子”讲一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政策。

集中审讯和批斗一段时间以后，“四类分子”被放出来回家了，但他们每个人的右胳膊上每天都必须戴上用白布做的“胳膊箍”，上面用黑字写着“xx分子xxx”,衣服后背也要缝上一块方形的白布，上面写着与“胳膊箍”上一样的黑字。生产队里所有像掏大粪、早晨到各家各户挑尿等脏活就都由“四类分子”们去干了。

“文革”历经十年结束了，小村里所有的“四类分子”后来按政策都得到平反，那些“反革命分子”中的“能人”都有了不错的归宿，有的去了市政协，有的重操旧业当了医生，原来有公职的都恢复了公职，到了退休年龄的都办了退休手续，得到了养老金。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小村得知：生产队已经解体，当年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大都落魄了。“六个一年”因为不适应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形势要求被撤职，因为他会吹唢呐，自己组织了一个鼓乐班子，由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沦为民间丧事的吹鼓手。

作者叹曰：此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山风 写于2012年8月24日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