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动阳光

               谨以此文字献给曾经和正在为河西新区开发建设作艰辛探索的人们

年轻的时候领略过一份高尚的情操

到现在无法忘掉

如果有

那也是幸福的烦恼

——歌德

   前言：我为什么想写这些文字

2009年3月，我根据组织安排作为第一批“河西人”参加河西新区开发建设。从最初谈话时的不想去，到既来之则安之，再到像一个战士一样的冲锋，我感悟前行。

古人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在河西的两年时光里，我像干涸的海绵吸水一样吸取着养分，那是知识、视野、胸襟和思想等等碰撞交融后产生的养分。在领导们为河西新区开发建设勤勉的进行实践中，我不敢做下士之人，倒也时刻以领导为榜样，在领导前行的足迹里，努力的学习和工作。

客观的讲，河西新区的创业条件是简陋的，环境是艰苦的。尽管县委、县政府高度关心河西新区发展，但毕竟新区基础薄弱，投入有限，从零开始。两年来，“河西人”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开创了河西新区良好的开局：征地拆迁平稳高效、安置工作科学创新、基础建设稳步推进、宣传造势有声有色、群众工作成效显著、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然而，随着开发建设步伐的推进，一些制约新区发展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在工作的各个层面，如运行体制、项目引进、土地报批、资金周转等方面。岁月不居，须臾二载，河西新区似乎又到了蛹化成蝶的破茧时刻。

其实，河西新区之开发建设是衡东创业史上又一幅宏大的画卷，是县委、县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姑妄言之，恐是贻笑大方。然，快乐与成功要和别人分享才更有价值，经验和教训要和别人剖析才更具意义，加之我身处河西开发建设一线。基于此点，我才鼓起勇气说说我的感想。或为鞭策，或为共勉，或为对河西新区未来之美好祝愿。

祈愿河西新区开发建设之道顺畅。

                           2011年3月2日

                      起笔于河西创业2周年之际

文字：

决策之源：­­­­----透过地域文化思量衡东发展 

“千峰夹水一舟行，风景南荒感客情。花发不知春早暮，岩深时见日阴晴。奔流激石篙难抵，怪树蟠江缆亦横。独喜农皇遗教在，梯田山上有人耕。” 明朝常默留下的一首《洣水舟行》常常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充满灵气令人敬重的元帅故里，带到一个厚重而又美丽的湖湘福地——衡东。

如诗如画般梦幻的烟雨洣河，流贯衡东县域中部，是衡东的母亲河。两岸峰峦耸秀，碧水如镜，青山浮水，倒影翩翩，犹如百里锦绣画廊从东而来，在衡东县城划道留恋的身影后，奔流西北汇入湘江。与逶迤北去的湘江组成一个大“人”字，构成了衡东的水系。一趟一趟的河水带走了衡东这片神奇的土地千年的岁月，也留下了千年的古韵和传奇的风流。

衡东县，以其境位于衡山之东而得名。据已出土的古文化遗址表明，衡东地域早在55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就有先民在洣水沿岸栖息定居，开创了古代灿烂的农耕文化。至公元前15世纪的商朝中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衡东地域由新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时期。至战国中期，随着楚文化的南移，进入铁器时期。公元前201年秦统一中国，衡东地域始有建制沿革。自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至1966年属衡山县。1966年1月18日，经国务院160次常务会议决定，析衡山县湘江以东行政区域设置衡东县，隶属衡阳专区。至此，县境初定，轮廓峥嵘。

优越的水资源滋养着一方肥沃的土地，浇灌出衡东“山秀、水清、洲平、林幽、寺深、人杰、地灵”的美誉。在以水运交通为主的中国历史上，衡东交通较为发达。湘江沿岸大浦、霞流、雷家市、石湾等码头众多，洣河之畔草市、杨林、夏浦、吴集等集市林立，带来的是农耕文明和农本经济的高度发展。于是政经名流、文人骚客络绎不绝，诗圣杜甫、宋人张洽、明朝张居正、徐霞客、清代彭曾禄等至此多有诗文。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游历洣河后留下诗句：“青玻璃盆插千岑，江湘水清无古今。何处拭目穷表里？太平飞阁暂登临。朝阳不闻皂盖下，愚溪但见古木阴。谁与洗涤怀古恨？坐有佳客非孤斟！”。明清时期湘江的雷家市和洣河的草市设巡检司，集市上行人不绝，商旅如云。清代曾设厘金局，过往的船只货运物流都需要缴纳税收。江边码头泊有商船，有时多达三百多艘，连绵好几里。明永乐初，忠臣伯茹常游雷家市后，一首七律道出了此地的繁华。诗云：“晓入雷家访旧游，雷家市上住人稠。酒旗拂拂招人饮，帆影翩翩背夕收。兜率寺连通济庙，茶陵水合大源流。观之不尽江山景，收拾归吟月上勾。”可见当时衡东水岸码头集市生意之兴隆。

千百年来的变迁和沉定，因便利的水系交通带来的是中原文化和衡东地域文化的对抗和交融，逐渐使当地人形成了“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等俱有的湖湘文化特质的基本精神。虽说“湖湘”泛指整个湖南，但分析湖湘文化、分析以湖湘文化为背景的衡东地域文化精神，对于立志改变衡东现状的人士而言，可以帮助更好的认识衡东，定位衡东，从而使衡东在落实“抢抓机遇，奋力推进“四化两型”，争当科学发展的排头兵”的大发展中能更好的看准势头，把握机遇，在经营市场、创造品牌、激发投资活力、繁荣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汉书》上说湘人“好勇”、“好用剑，轻死”，而更有《货殖列传》直指南楚（包括今衡东县域）人 “其俗剽轻，易发怒”等等。所谓“剽轻”，即剽悍敏捷；“易发怒”，指的是性格火爆而容易被激发；“好勇”、“好剑”，说的是尚武；“轻死”意为不怕死。史书说“楚虽三户能亡秦”，这句话不仅肯定了湘人的武力，还肯定了湘人的政治头脑。而历史上东晋末年的中原人迁徙江西，到明初的江西人西移湖南。北人南迁、赣人入湘的农耕迁移，不仅因血统较远的联姻改善了湘人体质，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兴盛文风，从而将一种人文优势带进了湖湘。而衡东因发达的湘江、洣河水运交通更是迁徙者的“福地”。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历史上的衡东人才辈出，文有何克明、彭俊，武有阳大毛、向道龙等，更诞生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罗荣桓。他们崇文尚武，历练四方，从而胆识过人，目光深远。尤其19世纪50年代以湘军发迹为起点的近代历史风云中，衡东人积极投身其中，转战东西南北，让这批衡东人眼界大开，心胸大开，从而常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心系天下、国家、江山、社稷。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思想通过其家人、乡邻和亲朋为纽带传播，又或在他们归老家园后被带回衡东。风气所及，官绅或士人都有着心怀天下的胸襟，虽在山野却心在庙堂，虽处陋室却志在天涯，虽一名不文却惦念苍生。而普通老百姓也受此风气影响，好管闲事，多操闲心。市井街头，田间地里，一有事件，大家便蜂拥而至，更要抽丝剥茧，热心评说，仿佛一个个自己就是主事一方的官员。

正是这种“经国济民，敢为人先”的性格，让湖湘人站到了历史巨人的肩上，崛起于近代中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然细细品之，多发迹于军政两界。“尚武好剑”的古风在百年的战争中被极度激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在“头悬梁，锥刺股”后的“学而忧则仕”，借军政出人头地，借军政光宗耀祖的思想在湖南人中尤其强烈。于是乎，历史上的湖南人不屑于向安徽人、浙江人那样经商做买卖或兴办实业，直接导致的是湖湘大地热衷政治而工商贸则不见笔墨。

衡东亦然！

有人曾这样评价衡东人: 喜读书，善做官，能耕田，独不善经商。受农耕文化的深远影响，受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熏陶，受淳朴重义的民风传承，衡东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坚守着重科考、乐从政、守农桑，独轻商的地域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让衡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上一直徘徊于农本经济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而农本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农轻商”。因而，尽管历史上的衡东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通达的水运交通，尽管杨林在西晋就已开埠，草市自唐代起就是洣水流域商贸重镇，吴集自明清就是集贸中心，但一直没有形成优势商业。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古商镇是农耕社会的传统商贸，其影响力和发展程度不高，也让这片千年的土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繁华的古商业文明和千年的商业传承。不能不说，发达的湘洣水运和延续千年的古商埠，没能留下或诞生一个商业大家，没能创造或留下一个响亮的商业品牌，不能不说是衡东地域文化特征下的一个遗憾。这种文化与徽商文化、浙商文化的差异，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头一二十年。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不断相互包容和渗透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具有很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功能。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一个地方的经济特色的形成，除自然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衡东千百年的地域文化塑造出了衡东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崇尚德贤的良好品质；千百年的历史交融，也使衡东人身上形成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他们生活困顿却头脑灵泛，性格火爆却明理信义，尚武好勇却敢为知己者死，地位卑微却渴望改变。这样的一群民众，若能得到一批有较高教养者的引导，则可成就一番大业。而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千年湖湘文化肥沃土壤更是衡东人获取源源动力的不竭源泉。

历史走到今天，蜿蜒的河水依然默默的滋润着衡东大地，当“十二五”的号角吹响，灵泛的衡东人如何在新世纪的经济大舞台上长袖善舞，决胜千里，如何在现代经济建设浪潮里彪写出新时期“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新内涵，是文化的呼唤，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