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客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貉啖尽。」这段话出自《世说新语》。什么意思？用一句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Everyone dies, but not everyone really lives.（每个人都会死，却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活过）。



讲述者 | 曹玉骞



主持人语



“畅叙幽情”四字，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走出，仿佛一下就能携领我们穿越回到1800年前的那个战火纷争、祸乱相寻的魏晋时代。但正是这样剧烈矛盾冲突之下，一直闪耀于黑暗之中的人性光芒，反而开创并成就了一个空前伟大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解放、最智慧、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



从艺术而言，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琴，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宏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从人性而言，极大的自由与解放，使人心里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同样发挥到极致。就如唐太宗一直在寻找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迹背后所展现的隐喻，这其实是一个即使瑰丽开放如唐朝也不能企及的人性解放的最高峰。



晋人的人性之美，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得以生动地描述与传承，也是后世一大幸事。无论你是否之前看过此书，我想，今晚曹玉骞老师都将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和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方式，带领我们走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



《世说新语》：乱世遗珠




我们就从引子提到的这段话说起，它出自《世说新语》的《品藻》篇。



说话的人庾道季，名龢，字道季，是东晋初年权臣庾亮的儿子，出自门阀士族颍川庾氏。而文中的曹蜍、李志都是与庾道季同时的人物，为人平庸，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庾道季这段话是说：廉颇、蔺相如虽然已经死了上千年，但其慷慨壮烈的气节精神却历久弥新，始终有一种蓬勃不可遏抑的生气；而同时代的曹蜍、李志虽然活着，却没有生气，无足称道，如行尸走肉一般。如果人人都像曹蜍、李志一样，那么天下倒是太平无事，但那样的一潭死水，恐怕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而是狐狸口中的食物了。



看到这段话，再想想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想想明清两代的“卧碑禁令”和“范进中举”后那种既愚且疯的憨态，我不得不说，魏晋真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时代。



画外音：“卧碑”始于明太祖，是明、清两代帝王立在孔庙明伦堂前的石碑，用来规定读书人必须遵守的戒律。上面明确要求读书人不许结社、聚会、刊刻文字，尤其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以违制论”，就是不许读书人对国家政事发表任何见解。



在这个时代，儒学大一统的局面因汉末的军阀混战而分崩离析；西汉中期以来，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政治生态也因世家大族兴起、战乱和朝代频繁改换而急剧转型。应运而生的是玄学、清谈、地方割据，还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政治。



魏晋之前是三国，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时代，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关羽、张飞光照千载。正如歌里唱的“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而魏晋呢？是曹丕篡汉，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血腥残酷的嘉平之狱和西晋初年的骄奢淫逸；当然，还有后面更加血腥残酷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坦白说，在这个时代，平民百姓活得不好，达官贵人活得也不一定好，帝王将相活得同样未必好。曹魏早期的安定和晋武帝时代的繁荣转瞬即逝，主导社会的是阴谋、伎俩，以及同室操戈式的互相残杀。即便到了“五胡乱华”后的东晋，上层政治集团之间还是争得你死我活。东晋建立伊始，短短二三十年间，就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内乱——王敦之乱和苏峻、祖约之乱，小的动荡更是不计其数。而自刘渊、石勒起兵，北方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更成为人间地狱。



但是，就在这个时代，中国士人的自我精神逐渐觉醒，他们不像秦汉大一统时那样盲从经典，也没有北宋“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关怀，更不是明清集权下的意气之争，而仅仅专注于“人”本身，赞美生命的美、人性的美。



“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这是南北朝时代的写照。“走马”的多是北方游牧民族，而“泼墨”正是南方的士人写照。《世说新语》这部书，也就是这一时代的名士“写真集”。在书中，一千六、七百年前的人物栩栩如生，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当然，这需要你跟他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读历史？当然，有很多现成的答案，什么读史使人明智、鉴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类，都没有错，但对于我，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对我而言，读历史更是在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打交道。通过书籍和历史，我们的视野不再狭窄，我们感知到的不再只有日常生活、周边人事，而是可以直接和古今中外最优秀、伟大的心灵沟通。这，才是最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不止一次听到人说，死人的东西有什么好看？听到这样的话，我只觉得好笑。对此，最好的回答就是我在文章开始，引用过的庾道季的那段话。



生死，不止在于肉体，更在精神。正如臧克家诗里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生命，是真正活过的，不管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千年后、两千年后，甚至更久远的未来，人们会记得，他们来过，他们活过。



就像今天我们仍会在戏曲和电视剧中津津乐道“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的故事；会有滋有味地品读李白和苏轼的诗词；会在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并隐约知道这和一个叫屈原的楚国人有关，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过的“凛凛生气”。



而我们身边许许多多把历史当成陈年弃物，只知眼前的人呢？恐怕就是“厌厌如九泉下死人”。生时，庸庸碌碌；死了，便与草木同朽。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去议论历史上那些“死人”么？



所以，我今天讲《世说新语》，不是在说死人，而恰恰是要分享生命的故事。在历史中，每一块砖瓦都记载着曾经的生命故事，更何况是这样一本专门记载士人生活的书？何况书中记载的那个时代，跃动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倜傥俊逸的生命。



好，我们现在回到《世说新语》。



这部书的作者叫刘义庆，这个名字有没有很耳熟？如果没有，那你一定不熟悉南朝历史。南朝第一个朝代——宋，第二位皇帝叫刘义隆，看名字就知道这两个人有关系。不错，刘义庆是刘义隆的叔伯兄弟，是刘宋宗室。



刘义庆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晋末年到南朝初年，算是赶上了魏晋时代的末班车。他看魏晋人物就像我们今天看民国人物一样。何况，刘义庆还是刘宋宗室，对上层政治与文化生态相当熟稔。也正因此，才有了这部记载魏晋人物生活侧面的《世说新语》。

说是讲魏晋人物，但《世说新语》记载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晚则截至刘义庆生活的年代。所以，在书中，我们能看到汉末三国的不少故事，比如记载曹操为“床头捉刀人”的故事就出自这里。（后世管替人代笔叫“捉刀”即从此而来。）



当然，《世说新语》的主流还是魏晋，这本书的体例是专题式的，分了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个专题，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一路下来，每一个专题记载十几篇到上百篇不等的人物轶事，而所谓的“魏晋精神”，就从这些故事中飘然而出。



其中，我个人认为最特别的一篇是《容止》（第十四篇），这几乎是中国古籍中独一无二描写人的外在美，而且是男性外在美的。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是不折不扣的魏晋“帅哥”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物对于审美的欣赏。



说了这么多，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轻翻书页，进入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看看它是否会像哈利·波特中的记忆盆那样，带我们找回久已失落的记忆。怎么来介绍呢？我肯定不能按篇章次序逐篇介绍，那样会索然无味的。不如这样，就从“美”说起吧。



名士风度：那些真率而不矫饰的人生




小时候老师教育我们，内在美很重要，而在魏晋时人看来，外在美同样重要，这个时代是一种怎样的审美标准呢？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这是对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描写。独立的孤松，是一种怎样的挺拔？而巍峨的玉山，又是如何的高大英俊？



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



王衍评价裴楷：“双眸闪闪如岩下电，精神挺动。”



时人称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



王羲之称赞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别人又怎么称赞王羲之呢？“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上面几段，都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这里面有外貌的写实，更有精神气质的描摹。“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是说肤色凝润，瞳仁黝黑，整个面部没有一点瑕疵；而“双眸闪闪”是内在精神的外在勃发；“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同形容嵇康的“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恰成对照，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呢，游云是何等的飘逸不群，而惊龙又是何等的峥嵘矫健？我们今天看到唐人摹写的《快雪时晴帖》或《兰亭序》，是否还可以从中感到一种“游云”或“惊龙”的凌霄之姿。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朋友，是否还能想到曹植《洛神赋》中对宓妃的描写？“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这，与《世说新语》中对王羲之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那个时代，无论男女，都有着一种充实的美，饱满的美。相比起明代中期以后那些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盈盈太瘦生”和动不动咳血、晕厥的病态美，这样的时代怎么不令人心驰神往呢？



另外，还要说一句，“双眸闪闪、精神挺动”描述的还是裴楷在病中的状态。



那么，晋人崇尚的只是外表的俊朗么？是的，但并不绝对。如果外貌憔悴些，但精神气质出类拔萃，也是会受到欣赏的。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这个刘伶，就是名酒“刘伶醉”中的刘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矮丑挫，但是他不以为意，以天地为屋宇，以形骸为土木。这样一种超迈潇洒的气质，不仅使他名列竹林七贤，还进入了《世说新语》的帅哥录。



既然魏晋人物这么推崇美，当然少不了搞个排行榜，闲来互相品头论足一番。当然，这个排行榜的水准很高，不像现在，随便哪个小清新上去唱两首歌就能被冠以“男神”的称号了。



魏晋时人评价人物，一看出身门第、二看玄学修养、三看言谈举止、四看外形气质。只有四者兼备，才能进入他们品评的视野。



这，在《世说新语》里有专门的篇目，就是《品藻》与《赏誉》。



对名士进行品评，是从东汉清流沿袭下来的习惯。汉末就有专门的“月旦评”，也就是每月一期，对当时人物给予臧否。《世说新语》就记述过这么一段往事。三国时，诸葛瑾在吴，其弟诸葛亮在蜀，而从弟诸葛诞在魏，当时人就评论说：“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再比如当时人对竹林七贤的儿子们做过一个总结式的评论：阮籍的儿子阮浑“器量弘旷”，嵇康的儿子嵇绍“清远雅正”，山涛的儿子山简“疏通高素”，阮咸的儿子阮瞻“虚夷有远志”、阮孚“爽朗多所遗”，向秀的儿子向纯、向悌“令淑有清流”，王戎的儿子王绥则是“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只有我们上面提到那个刘伶的儿子，默默无闻，不为当世所重。



在这品评中，评价的人和被评价的人不像选手与评委般截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每是一群名士，饮酒聚会或品茗对坐时，人物臧否就从尚留有茶香或酒香的口中缓缓而出了。而且，品评自己也是一种风尚。比如：



东晋权臣桓温曾问刘惔：听说会稽王（就是后来的晋简文帝）特善言辞，有这回事么？刘惔不经意的回答：他言辞是很不错，但不过是第二流的人物。桓温接着问：那第一流人物是谁呢？刘惔傲岸作答：当然是我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是虚骄之气，可能。但在我看，更多是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舍我其谁的气概。为什么这么说呢？刘惔本人就被时人评价“清蔚简令”，当时人更说：“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这里的“刘”，就是刘惔。



当然，这种舍我其谁，跟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两个范畴的内容。

魏晋人物的美，又是跟山水之美相辅相成的。比如顾恺之形容会稽郡的山水之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一种怎样的山水之美？



宗白华先生曾说：日后宋、元山水画的意境，早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还有被刘惔目为第二流人物的晋简文帝，曾有这样的妙语：“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濠濮间想，是《庄子》中的典故，后被用来指人和自然间的和谐状态。后来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特地修了一处景观，起名“濠濮间想”，未必不是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



当然，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比如“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比如“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再比如“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东晋陶渊明的山水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还有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产生的。能够摹写出这样空明、灵秀山水的，是怎样一种澄澈而跃动的心灵？



《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一段对话，司马道子在斋中夜坐，见到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叹以为佳。而谢重认为不如微云点缀，司马道子于是开谢重的玩笑，说“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历史中的司马道子是一个鄙陋、琐细的名利之徒，但在魏晋玄风清谈的环境中，连他也说出如此超逸的话语，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语境使然。



如果熟悉中国的古典文学，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亦可以勾画出苏轼被一再贬谪前往海南、泛舟浮海时留下的诗篇“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的精神，在中国本是一脉相承的。
画外音：就在这个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庆祝建院九十周年，正在武英殿展出名为“石渠宝笈”的书画展，其中有顾恺之的《洛神赋》，也有王珣的《伯远帖》。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看一看书画中飘散出的那种隐逸和洒脱。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把问病、吊丧、吃药、服散这种日常小事，书写地那么百态横生、淋漓尽致的。就像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写于醉酒之后，虽然涂抹不断，却是神韵天成。据说，王羲之酒醒后重写了数幅，都不如这一幅气质天然，后来便不再重写了。



魏晋人物对美的欣赏，对自然的亲近，对艺术造诣的追求，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优越与残酷并存，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激荡中，反而激发了士人对生命本我的探寻。当时的礼法崩坏，又成为政治人物诛锄异己的工具。于是真正相信礼法的人，反而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于礼法的决绝。这点在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阮籍的母亲去世，按照礼法，孝子是要表现出悲痛，并且不能喝酒吃肉的。但是阮籍全然不顾，在母亲的丧礼上吃肉、喝酒、听音乐，但当母亲出殡时，他却号啕痛哭，吐血数升。这才是用生命去祭奠自己的母亲啊。



阮籍的这种做法，连出身河内大族、整天挥舞着孝道大旗的司马昭都乐于接纳。一次宴会上，何曾对司马昭说，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明公您正以孝道治天下，对于阮籍这样的人应该处以重罪。司马昭怎么回答？他说：你没看到阮籍因为悼念母亲，已经形销骨立了么？有病的人吃点喝点，也不违背礼教。你不能和他分忧，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而嵇康，正是带了酒、携着琴，去吊唁阮籍的母亲，才让阮籍对他青眼相加，从此二人成为终生的朋友。

画外音：青眼，或青睐，就来自于阮籍。据说阮籍能作“青白眼”，碰到不喜欢的人就只翻出白眼珠面对，只有碰到喜欢、尊重的人，才会露出黑眼珠，就是“青眼”。后世因此把对某人或某事的重视称作“青睐”。



这样的旷达，不止存在于竹林七贤这样的隐者身上，也同时表现在帝王将相的行为举止中。



曹操父子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家。三曹中，曹丕是最为重视文学的，他曾说，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正因如此，他和曹操幕府中的“建安七子”也特别亲近。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粲，是曹操平定荆襄后网罗来的，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登楼赋》。后来，王粲死了，曹丕便和一群好友去吊唁。大家哭过后，曹丕突然说，光是哭太没有意思了，王粲生前最喜欢驴叫，我们来学驴叫吧。于是，堂堂的魏王世子，就带头学起了驴叫。这是什么？是一往而深的真性情，在亡友面前的尽情流露。



明末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说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魏晋时人对自己有更加精到的描述，所谓“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那个时代的门第人物，正是如此。



我读《世说新语》或《晋书》时，一直觉得这种痴情，有一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意味。



而这种深情，首先见于对亡友的伤悼。



曹魏末年，嵇康为司马昭所杀。不久，阮籍也病死了。多年以后，官至尚书令的王戎路过当年三人共饮的黄公酒垆，叹息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还是这个王戎，在其子王绥死后，悲不自胜，说出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样的千古绝唱。



庾亮死后，何充去参加葬礼，叹息道：“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庾亮是东晋初年的实权人物，其妹为晋明帝皇后。如果放在其他时代，人们对他的哀悼定是“国家痛失栋梁”一类的评语，而何充在庾亮的葬礼上，感叹的仅仅是“美”的逝去。



当然，放在五胡乱华的大背景下，这种感伤，不止于朋友之间，更会有深刻的家国之痛。



东晋后期，桓温北伐，重新占领沦陷了半个世纪的故都洛阳，当他看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柳枝都已长成参天大树时，不禁悲从中来，脱口而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已是三军统帅的他攀住柳枝，痛哭流涕。



后来，同样具有家国之痛的庾信，则将这段故事写进了他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毛泽东晚年经常会诵读庾信的这几句赋文，每次眼角都有泪水流下。而抗日名将白崇禧的儿子、远在台湾的白先勇，则为自己的散文集定名《树犹如此》。一千多年来，桓温的这句感慨，不知让多少人感同身受。



除了伤逝，魏晋时人的“忘情”更表现在那种看似狂傲的洒脱中，《世说新语》称之为“简傲”。



比如阮籍在司马昭的座上“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再比如嵇康和吕安是好朋友，嵇康“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想到好朋友，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我觉得，这种“简傲”最典型的还是王子猷。他本名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也是琅琊王氏出身。中国历史上，这位公子最著名的故事有两个：



一是他极为爱竹，每次出门，即便只住上短短数日，也要在居处遍植竹木。被人问起为何这么执着时，他“啸咏良久”然后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第二个故事更为有趣，我不妨全文引用，让各位了解一下什么才叫任性。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是何等高妙的论调。山阴道上的百里夜行，至门不入而返，这又是何等洒脱的情致。王子猷物化已经千载，但这个故事仍像新茶一样，温润着后来者。



更加可贵的，是当时人对这种简傲的包容，而这种包容同样是一种名士风范。



刘公荣是一个酒狂，天天拉着人喝酒。被人指责后还说：比我强的人，我不能不和他喝；不如我的人，我也不能不和他喝；跟我一样的人，我更不能不和他喝。于是整天酩酊大醉。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在阮籍家做客时，正好碰到王戎来访。阮籍对王戎说：我这有两斗好酒，咱俩一起喝，刘公荣就算了。于是阮籍和王戎你一杯我一杯开怀畅饮，刘公荣从始至终没有喝到一口酒，但三个人谈笑自若，谁也没觉得有丝毫不爽。后来，有人问阮籍此事，阮籍回答说：如果碰到比刘公荣强的人，我不能不给他喝；碰到不如刘公荣的人，也不能不给他喝；只有碰到刘公荣，可以不给他喝。这，就是魏晋人的通达和包容。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这种包容。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双眸闪闪、精神挺动”的裴楷，去吊唁阮籍的母亲时，阮籍傲然高坐不还礼。旁边人看不下去，等裴楷出来后，对他发牢骚：阮籍的做法太不合乎礼法了。裴楷怎么说？他答道：阮籍已经超出礼法之外了，可以不守礼法；而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要遵守礼法。这样，遵守礼法的裴楷，和不守礼法的阮籍，谁也没做错，可谓两得其宜。这样的时代，是不是很有趣？



最后，我想说的是，魏晋时人虽然给人的感觉是不亲礼法、任情傲物，但实际上，他们又何尝放松过对于世务的关心？



等而下之，有王戎钻李这样的故事；魏晋名士的简傲也被很多人批评为获取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



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们看《世说新语》，《言语》篇排在第二，那第一篇是什么呢？答案是《德行》。我们要知道，玄学清谈是魏晋人物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否有一口好谈吐，可是能否成为名士的必要条件。但就是这样，言语仍不能越过德行。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中，品德始终是考察人物的首要因素。



而且，魏晋士人中的优秀人物，并没有一日忘记国家的事情。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东晋建立以后，每到天朗气清的日子，南渡诸人都会相约前往建康附近的新亭，一方面聊作郊游，一方面也去看看长江对岸的故国山河。有一次忽然有人感慨：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大家都相对痛哭，只有王丞相（王导）揪然变色，大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个王导，就是“王与马共天下”中的王，是琅琊王氏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微弱仅存、且内斗不断的东晋王朝得以在江南延续，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一百年间，桓温、刘裕两次北伐，数次夺回洛阳，一度进兵长安。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存在于南方的东晋，及其后的宋、齐、梁各代，一直以华夏正统的地位和更为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直到三百年后，南北方文化上已趋同步，再由隋文帝发动渡江之役，一举统一中国。才有了后来的隋唐文明，才有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由“北方少数民族新鲜之血液，注入华夏民族疲软之身躯”而缔造的辉煌盛世。



如果在西晋末年，没有这些人的坚持，中国恐怕也就如罗马帝国一样，分崩离析，一蹶而不复振了。



王导之外，还有谢安，这是同样以名士风度为世人所熟知，而怀有经邦济国大志的人。只看淝水之战就知道了。那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战，谢安以数万北府兵战败苻坚百万大军，围棋别墅、运筹帷幄。这一战的细节和背后的政治、军事变动，可以单开专题进行分享。此处我想说的是：魏晋时人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不逊色。



而在这家国情怀中，同样不缺乏伟大的同情心。



阮裕有一架好车，谁借都答应。有人母亲死了，出殡要用，怕阮裕嫌晦气而没敢去借。后来阮裕听说，叹息道，我有车，而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做什么呢？于是把车烧了。这，不就是《论语》中子路推崇的那种“异姓陌路，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的境界么？

谢安小时，在兄长谢奕的官衙里，有一个老翁犯了法，谢奕罚他喝酒，看到老翁已经喝得烂醉了，谢安对哥哥说，这个老翁值得同情，哪里需要这样惩罚呢？于是谢奕马上放去了老翁。这，不是孔子讲的“恕道”么？



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有仁爱、存恕道，这是魏晋时人的另一个侧面。孔子讲中庸，是一种至大至刚之道，绝不是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凡事依违、无主见、无担当。孔子还说过“不得中道而行者，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而我们现在误当做中庸的那种没有是非的老好人，在孔子口中被称作“乡愿”，是“德之贼也”，是孔子最为厌恶的一类人。



正是由于见惯了伪善，魏晋时人才会决心冲破礼法，重新建构一个真率而不矫饰的人生。也正因此，才有了《世说新语》中的种种任诞、简傲、放纵和不羁；而这背后，是强烈呐喊着的生命，是跃然跳动、喷薄欲出的生命，也是用鲜血灌溉的生命——无论是阮籍母丧时口吐的鲜血，亦或是嵇康横尸法场时溅洒的鲜血，都在灌溉这不屈的生命。


回眸王谢堂前，樽中月影犹在


《世说新语》中，有诙谐、有任诞、有调侃、也有妙语连珠和针锋相对，但更多的，是一个个或简傲、或飘逸、或激昂、或苦闷的生命，从一则则文字中，我看到的是这些生命的剪影。


正是因为对于生命本身的好奇和敬畏，我拾起了这部书，捧读不已；同样因为这种对生命的赞叹，我不自量力来到这里，以我浅薄的学识和庸陋的见识，尝试着摹画出那个时代里，那些率真而不矫饰的生命。



我分享的内容，不到《世说新语》全书的百分之一；我的语言和境界，更难写出那样精彩自恣，又奋发昂扬的生命之光。但，无论我的笔触何等拙劣，这束生命之光始终徘徊在历史深微之处，当我们用情凝望它时，也许，它也会投我们以青眼。



西晋左思有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魏晋的高岗，振一振衣上的征尘，用心去感受《世说新语》里面那流转千年的真情与深情吧！

周继：现行官方史观对魏晋门阀政治是大加鞭笞的，您能从其中解析出积极意义吗？不然何以存世立道逾300年？我的意思是在政治方面的积极作用。



曹玉骞：当然有积极意义，我在后面会讲到，所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而且不止政治方面，还有中华文明方面。



燕东郊：清谈只是空谈吗？



曹玉骞：看时代，看人。前期不是，后面就越来越空。另外，有的人清谈不忘世务，有的人清谈就是清谈。



周继：初唐、中唐之人对魏晋之风很倾慕，李白就不止一次表示很喜欢谢灵运，是否仅仅因为魏晋名士的潇洒不羁的风气？正统史观对魏晋是鼻子出冷气的。



曹玉骞：除了潇洒不羁，当然还有运筹帷幄的气度。据我所知，李白最崇拜的是谢安。正史对于魏晋的态度其实也在慢慢的转变。



周继：长见识，看李白老师多喜欢谢眺谢灵运。



曹玉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周继：谢公宿处今尚在？中间小谢又清发。




曹玉骞：刚才有朋友问门阀制度的重要性。答案是：非常重要！整个东晋南北朝，无论南北，如果你家庭背景不好，那么奋斗出头是很难的。



笨泥：门阀起源于九品中正制，有兴趣的也可以自行百度。是从东汉开始啊。



曹玉骞：门第是从东汉就开始存在了。



墨墨爱吃鱼：那也算时代局限性了吧？再努力家室不好就没有前途。


刘蔚然：其实我觉得从西汉末就已埋下了种子。



笨泥：但是九品定型是在东汉。



吕俐敏：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毅品文文化毅：魏晋时代的民族主义情况是怎样的？



曹玉骞：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只说一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划分，强调文化多过种族成分。汉人胡化就被认为是胡人，反之亦然。



毅品文文化毅：我想知道魏晋人物普遍对民族主义看的重吗？



曹玉骞：民族主义这个词其实是西方近代以来才有的，中国古代其实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有的是华夷之辨。这个一直是很被看重的。



毅品文文化毅：当汉人胡化或者胡人汉化之后，是不是会立刻被原来的族群所敌视。或者说胡汉两种文化直接是不是有很激烈的碰撞和敌视？



曹玉骞：也没有，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南方，就是东晋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其实可以追溯到八王之乱中司马颖和司马越两派的矛盾，而北方可能胡汉矛盾比较突出，比如冉闵灭胡，但后期，到了北魏，北方的汉族士大夫其实是跟鲜卑统治者合作的。当然，鲜卑后来刻意汉化，最著名的就是孝文帝改革。到了宣武帝之后，胡灵太后时期，又有了一次鲜卑化的反动，就是六镇叛乱，从此出来了后来的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隋杨氏，和大唐李氏。


墨墨爱吃鱼：东晋是不是男风过剩？ 美也总是形容男的。 就知道个谢道韫，还是说我太不了解？



曹玉骞 ：东晋是最典型的美男子胜过美女的时代，譬如，潘安就要比绿珠有名的多。



曹玉骞：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初秋的雨夜（仅指北京）拨冗聆听！


主持人结语：


这个初秋的夜晚，我们透过曹老师生动的讲述，感觉到他仿佛在与那个时代不断共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书籍和历史，我们的视野不再狭窄，我们感知到的不再只有日常生活、周边人事，而是可以直接和古今中外最优秀、伟大的心灵对话。这，才是最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样的分享与思考，无论是王羲之“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还是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种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对人格、人性之美的一往情深，正是那个时代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魏晋风流时。今晚已经成为了美好的回忆，期待我们下一次在東西堂的重逢。


嘉宾曹玉骞


燕京土著，半只海龟。孤身远游之地，既有繁花似锦，也经冷月荒丘。寻常日用之际，好为不古不今之学；立身处世之道，在于不夷不惠之间。尝自谓：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平生之志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