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儿

                                                       苦涩的忆 2

       最使我感到知足的是我们也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母亲结婚之前也是民办教师，所以她知道孩子们应该有文化。姐姐很柔弱，我七岁时，妈妈准备让我和姐姐一起去上学。（那时农村孩子入学年龄是八、九岁）为了买两个一元钱一个的书包，妈妈把她养的的大灰兔和半块铁锅，徒步背到十里之外的集市上去卖。为多买一角钱，一直拖到快散集才肯卖，然后再去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去卖铁锅。两件物品共卖了两元八角六分。妈妈买了两个书包，两只铅笔，两个本子。小盒都没给买，而是让我们用医生装药的盒子。
              小学半学期的学杂费只有二元钱，可我们都交不上。妈妈或父亲在每学期开学时都要到学校找校长，介绍自己家中的情况，恳求减免。因父亲曾经和当时的校长是同事，所以凭借老同志的关系往开一面，每次都没有硬逼交费。可班主任的盘问每学期不知听多少遍：“什么时交？”“怎么没带了来？”……每次我都低头不语，宛如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拖到学期末班主任只好回报给校长，校长也不得不默认了 。
       在小学几年里，尽管每天因交不起学费，买不起笔、本而忐忑不安，但也没有耽误学习。我们姐俩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班级的第一名。(二年时因年龄小降了一级）我们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因学习成绩好，老师也没有过于讨厌我们。为了能买笔和本，交书费。秋冬的早晚，我除了拾柴火，还要捡粪便卖钱。当时生产队大搞积肥运动，收购粪便，每斤五分钱。我每天早早起，背着个大粪筐，挨街拾捡。当时每家的猪都早早放出来 溜达，可捡粪便的人也很多。手脚必须麻利，否者只能捡一点点。放学后我就去田地里 跟在牛群的后面注视着每头牛的尾巴，等待牛尾巴翘起便可以捡到一泡热乎乎的牛粪，那一刻我真的开心过。攒了几天便去生产队积粪池去卖，有时卖上三、五角，有时还能卖上一元多。父母从没有要过这些钱，我把这钱买来笔和本，送给姐姐和妹妹。十岁那年快过春节时，我攒了三元钱，我想了很多天，才对妈妈说：“妈，我想买块‘国际篮’布，做件上衣行吗？”妈妈把我拉过去，摸着我粗糙的双手，眼泪模糊地对我说：“丫头，父母拖累你了。我知道你好喜欢这样衣服，买吧。”我开心的一夜没睡好，我想想自己穿上这流行的衣服在同学面前该有多美。是啊！我忘不了我穿上那件衣服时自己有多高兴，多自豪；我也清楚记得那件衣服我穿了三年，小了妈妈就在下面接上一圈两寸宽的黑边，也很漂亮。  
           一九七七年秋，我们公社（镇政府）.从县里派来工作队，要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平反。这件好事让全家人喜出望外。母亲赶忙去公社找领导。工作队来到大队合查，可哪有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反对派当时还在大队当令，他们百般阻挠做假证。母亲也不示弱，因这是唯一替父亲洗清冤屈的机会。我记得那 一阵父亲拄着拐杖和母亲几乎天天去大队，有时是他们找我们，有时是 父母找他们。为了能讨个公道，母亲还要到十里外的公社去找县领导。白天找 不到我们就晚上去（那时工作队在公社住）。漆黑的夜晚，一老一少绕山而行，狼嗥狗叫，让我心惊胆战。可信念让母亲的脚步更坚定。她拉着我的手不时地和我说话，告诉我月亮马上就快升起。共产党是说理的，妈妈的执着感动了领导。俗话说“事实胜过雄辩”，半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春，父亲的案子被澄清。父亲定为残疾，每年享受民办教师待遇（那时民办教师挣工分），还在十年来我们欠村上的陈款三千多元中扣掉这些工分补助，但还欠村  上一千多元。我们家的生活依旧很艰难。    
        母亲由于多年来的操劳，奔波。在我十二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心脏衰竭。母亲卧床不起，一米七的个头却只有百十来斤。大夫建议给母亲补补身体。我家当时连一顿正经的高粱米饭都吃不上，一年除了过年连一点肉星都看不见。拿什么给补？我从邻居赊了几个鸡蛋，（后来我用卖蓖麻子的钱还了人家）我们吃玉米菜饼子把米饭让给母亲。可母亲的身体还很虚弱，我们都很绝望。老天无绝人之路。和我家隔两 院的一家有一头八、九十斤猪被狗咬死了，他们不吃准备扔掉。我听说后就去要来。我不怕别人笑话，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猪拽回家。一个十二岁的小丫蛋儿像一个小屠夫把猪扒皮，翻肠子，砍肉……我们终于吃了个全猪。说也奇怪，不知是吃了很多猪肉还是我们的精心照顾，母亲的病渐渐的好了起来。我们总算放了心。  
         生活艰难，求学的路更是苦涩。原来中学和小学在一所学校（也就是称的带帽中学），可我上中学时村小里的中学都取消了，统一到镇上一所学校。姐姐和我一起到离家十三里路的中学就读。别的学生都骑自行车，我们没有，只好走着去。我家前院的一个女生和我们一起走，可不几天就坚持不了，辍学了。姐姐虽然是一个不愿和别人说话的女孩，但非常爱读书。面对长长的上学路从没有畏惧。上学时太阳没有升，放学时太阳已落山，可算两头不见日。十多里的路走的我大腿发酸，作业都不愿写。班主任和我一个屯，很了解我，允许我不写。姐姐在学习上却一丝不苟。每晚在煤油灯下都要学习十点多(当时我家没钱安电灯），油烟把鼻孔熏得确黑。
      我们很累，母亲更累。由于穷困家里连个钟表都没有，母亲每天看天上的三星起床做饭。做饭还要烧煤泥。煤泥不爱起火，母亲还要拉笨重的风匣。煮一顿高粱米饭要两个来小时，母亲从不发牢骚。不管饭菜好坏总是让我们吃饱。由于没有钟表，有时我们吃完饭还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天才亮。冬天黑得早，母亲还要走少一半的路接我们。
          在初一快念完时，母亲用捞花生，采蘑菇，拾破烂卖的钱，给我们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们互相带着骑，没过三天，后衣架的铁棍就折了，车带也冒炮了。修好的车就就不能在再两个人骑了，姐姐把车子让给了我。我也不忍心让姐姐一个人走，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先骑一段，然后把车子靠在姐姐能看见的树旁，接着走。姐姐走到后接着骑一段，在放到我的前面，一步一步向前导。我们就这样坚持着念完了一年。
         我初二时，姐姐初三了。初三的学生在学校里住宿，我就一个人骑那辆旧车子。车子三天两头坏一次，有时修不上只好从操旧业，步行上学。有时遇上好心人会带上一段。冬天寒风凛冽我们姐俩穿着母亲改做的破旧大衣，我还戴了一顶父亲的狗皮帽子。怕学生取笑，快到学校时，我就把帽子藏到书包里。尽管这样艰难，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是名列前茅。我和姐姐都考上了高中。
           读高中时，家中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好转。我们姐俩每月要分别交十五斤高粱米，十五元钱伙食费。现在听起来好像太少了，可那时对我们来说都拿不出来。为了不让我们辍学，父亲柱着拐杖，去教育局找到一个叫王革的局长，他很同情我们，给父亲写了个条子。父亲又拿着条子去高中找到当时的史校长。校长答应给我们最高的助学金——每人每月八元钱。父亲当时感动的落了泪。我们就这样维持学业，那时学校里我们穿的最破。同学也不愿和我们交朋友。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外向的性格早已转变了。我不愿和别人说话，只有一个姓崔的好朋友。她很善良，经常帮助我。现在我也时时记起，即便是将来我也不会忘。在高中学习，我也时常牵挂父母。我知道尽管是每月的七元伙食费，母亲都要东奔西凑。也正是由我的分心，我的学习成绩一般。那时高中升大学的很少，高中毕业时，姐姐没有考上大学，她回去当民办教师，供我读高中。第二年我也没有考上大学，我也回去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时姐姐要复习重考大学，因为她爱读书，考不上大学不甘心，我们都同意了。我上班供姐姐和弟弟妹妹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姐姐终于考上了大庆石油学院。我很羡慕，但我没有复读。父母已经无力了，我要供姐姐上大学，照顾弟弟妹妹。大学毕业后，姐姐分配到盘锦油田。我也考入了民师班，读了两年师范，转为正式教师。家中的经济条件也略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