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胆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年少时随父移居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嘉庆十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代著名学者、地理学家。著有《宋会要辑稿》、《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其一生勤学不倦，著作等身。

  在清代近300年的时间里，被流放到新疆的名人很多，有些在乌鲁木齐，有些在伊犁，其中到过伊犁的名人，一般人只知道林则徐、洪亮吉。洪亮吉到达新疆后没怎么受苦，被留在将军府册房抄写公文。还不到一百天，嘉庆皇帝就赦免召回了他。而徐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伊犁呆了九年之久。磨难和不幸是对一个人意志品质的考验，有的人沉沦了，而有的人则愈挫愈奋，徐松属于后者，他将寂寞难捺的时光都用于潜心研究中国西北边疆史地学，并开一代研究西域的学术风气。正因流放伊犁成就其学术地位而为世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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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术方面相当的发达，从明清交替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家那会儿就开始显示出注重考证的风气，到乾隆、嘉庆时期更进一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在清代理学、文字音韵学、史学等等方面都讲究言之有据，注重实证的风格。  

    而关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史地研究在嘉庆、道光年间一度十分兴盛，显然，这首先也是由于当时学术繁荣的时代背景。其次，受益于新疆地方方志修纂的成果，加上嘉庆后期全国各地民变迭起，清政府也十分重视各地的地理资料，于是西北史地研究成为嘉道学术中的一个“热门”。

    徐松童年的时候，跟随叔父徐立纲生活在安徽（徐立纲在当地担任学政），并拜桐城派名家左眉为师。桐城派为清代最有影响的文坛门派，肇始于雍正年间的方苞。左眉的学问师从于方苞的弟子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正宗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年），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不过，这十年的学习，徐松并不以桐城派的文学见长，而是专注于桐城派所提倡的考据学，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后人刘声木也认为：“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

    也就是说，徐松在科举中试之前，其实已经渐渐形成一定的学术兴趣，比较爱好考据学。这也是清代学术传统流传多年的影响，深入到知识分子心中，乾嘉年间考据学达到的兴盛局面，带来学术界对于各类材料文献的重视。后来，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将清代朴学（考据学）正统学风归纳了十条特点，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

    徐松24岁进入清朝官员阶层之初，从事的还是与文学、史学有关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他的桐城派背景。自1805年（嘉庆十年）中试到1811年（嘉庆十六年）外放湖南学政这六年间，徐松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另外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编著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并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多达近500卷，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等。

    可以看到，徐松当时对古籍的整理与流行的学术风气是相一致的，他非常遵循官方的编纂理念，沿着乾嘉学派的路子深入研究。如果不是后来遭遇流放新疆的的变故，以徐松与乾嘉考据学的深厚关联，无论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能沿着当时的治学方法，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考据派学者，恰恰是到新疆伊犁的九年光阴改变了他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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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松在1811年（嘉庆十六年）到湖南任学政，负责一方的学子选拔，没想到第二年就被发配新疆。

    说起来，徐松年仅30岁就能受命担任一省学政，算得上年少有为，仕途光明。但徐松的性格深处还是不符合当时“主流”的官场习气，虽然他由科举踏入朝廷官员的行列，但由于受桐城派影响，对文章创作讲究“义”与“法”相辅相成，尽管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但是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因此，徐松对当时开科取士的八股文章内心极其反感，上任后采取种种措施，试图改革考试弊病，哪知道他一时个性的张扬，结果得罪了当地官绅。

    当时，徐松在宝庆府(今天的邵阳市)做主考，当地官员和学子就对徐松的印象非同一般，感觉他身上缺少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味道。会考前，徐松与一些官员领着参加考试的士子前往孔庙祭拜，表明朝廷开科取士的意图，并预祝考试顺利圆满。这是根据从康熙年间以来沿袭多年的科场惯例，主考官与学子在开考前要先“恭谒圣庙”，“讲读圣谕”。但那一天恰巧天公不作美，徐松以下雨为理由，乘轿越过“下马牌”，长驱直入到孔庙内，这一举动使随从考官和士子们都十分震惊。因为依照规矩，任何人到了孔庙“下马牌”前，官员都必须停轿，随从都必须下马，徐松这样做属于“大不敬”的举动。再加上这一次湖南考场上，徐松所出的题目也不合当时人们对儒家学说的解读，当地官绅趁机向嘉庆皇帝指控徐松“乘轿进棂星门”、“其出四书题目割裂经文”。嘉庆皇帝的才干尽管比不上康雍乾三代明君，略显平庸，但他在思想观念上也是受标准的儒家学者朱珪等教育出来的，听到众人的弹劾之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以“侮慢圣贤”，“试题割裂经文”等罪名，将徐松从重发落，贬戍伊犁，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九年。

　　从北京到伊犁，崇山峻岭，荒漠戈壁，行程一万五千八百多里，徐松跟着差役，光路上就历经了半年多的风霜困苦，32岁的徐松孑然一身来到伊犁惠远城，被安置在南宣门西走南墉第三舍。

    原本他年少气盛的心态一下跌入谷底。“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这一路上徐松没敢留下什么文章（或诗文）反映当时的心境，因为他属于皇帝亲自发落的官员，徐松根本不敢再流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冒犯“圣意”，即便到了伊犁后，他也只能规规矩矩，听候差遣。可以揣测，当时他才三十出头，年纪轻轻遭遇流放塞外边疆，此生还有没有机会返乡都无从知晓，这是怎样一种心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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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年(嘉庆十七年)冬天的伊犁，像无数平常的日子一样，惠远城的小巷从万里之外发配来了前湖南学政徐松。这样的官阶、这样的文人，在此前此后的流放者中不知有多少！但是，上天仿佛又注定了徐松将在成干上万的流放者中脱颖而出，从到达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走上了圆满着一个梦想的生命历程。

  徐松当年的戌所惠远城，如今早已湮没在北浸的伊犁河道中。从这座乾隆年间兴建的老城南门宣闿门内西行，南墙下的第三舍被安排为他的戌所。这个地点断送了徐松作官的前程，却成就了一个经世学派地理学家的诞生。

    伊犁自古就是重要的军镇，清代以来，已经先后有不少被贬的官员到这里戍边，被贬的还大多是擅长诗文的饱学之士，但作为受朝廷处罚者，多存避忌之心，慎言谨行，不敢弄诗作文，惟恐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环境下，徐松将自己的住宅命名“老芙蓉庵戍馆”，起初终日“读书击剑，对酒狂吟”，以泄郁愤。本来他的书画爱好也几乎搁浅（徐松的书法相当不错，但在新疆这些年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就想在这样单调乏味的日子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黄昏。

    时任伊犁将军松筠，是一个有远见的封疆大吏，认识到文治对于巩固边陲的意义，曾利用在戍伊犁的文职遣员进行志书的编纂，于是一部名为《西陲总统事略》的志书经汪廷楷、祁韵土两人之手完成。他还想继续修订，徐松的到来命中注定要来帮助他了却这一心愿。

  松筠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他对文人学者表现了一定的尊重。不光在生活上给这些文人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还另外提供给他们发挥学识的种种机遇。安排这些被贬官员实地考察、调研新疆的山山水水，记录下西北边疆的民情风俗。正是有了松筠对祁韵士、徐松等人的帮助，才使他们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开辟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几年前，松筠第一次出任伊犁将军时，就十分重视新疆史志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并大胆起用祁韵士等修撰了《西陲总统事略》。为了完成继《西域图志》后另一部新疆通志的夙愿，这次出任伊犁将军后，松筠就一直在寻觅合适的人选。

    徐松到了伊犁后，松筠经过一段时间了解，知道徐松是位饱学之士，有真才实学，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有意提拔使用，想先给他在册房谋个笔帖式的职位，但当时徐松戍期还不满一年，上奏朝廷后，嘉庆皇帝很不高兴：“殊属有意市恩，所奏不准行”，还批评松筠对待发配者“心肠软”，“总不能执法，一味姑息，是何居心”。

    朝廷的官方职位既然得不到恩准，松筠只好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暗暗启用徐松进行方志的编纂。而对于徐松来说，这次嘉庆皇帝对松筠的斥责，无异于当头一棒，使徐松清醒意识到，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将会是长久甚至一生的，宦途已没有了任何希望，唯一的出路就是借为松筠编篡修志之机，潜心研究西北史地，编撰著述。

    松筠先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在1815年至1816年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他翻越天山穆素尔岭（今穆扎尔特达坂），到达阿克苏，考察了叶尔羌、喀什噶尔、莫吉沙、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又东去吐鲁番、乌鲁木齐，行程近万里，然后返回伊犁，徐松以自己的学识，加上实地考察，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新作《新疆识略》大大超越了前作。这部《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徐松不仅对《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内容的安排也做了调整，使这本书结构布局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的模式，每一门开篇都有小序，讲明著述的意图；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在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文三者互相对比，互为印证，而且值得一说的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证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的同时，根据收集的资料另外还撰写了其它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模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格式，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互相问答，分别赞咏天山南北二路的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成为一部难得的文学色彩浓郁的清朝当代史地著作。而《汉书西域传》为古代正史关于西域文献的源头著作，因为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徐松经过寻访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写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写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

    这后面两本书的初稿在伊犁的几年里已基本完成，但刊刻出版的时间却比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1829年（道光九年），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则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以后了。

  经过多年的心血，徐松将《西陲总统事略》原稿增补改编为28万字的反映新疆最新面貌的志书。这本书完成后，经松筠呈报给新即位的道光皇帝，受到赞赏，道光皇帝亲自给这本书作序，并赐名为《钦定新疆识略》。付武英殿刊行。在这里，“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清朝启用。由此，在1821年（道光元年）徐松终于受到赦免，得以返回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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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松从新疆归来，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便几乎居京治学，当时在京的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俞正燮、张穆、沈垚、何绍基等人都与徐松有密切往来，经常在一起切磋西北史地以及天文、历算诸学。徐松“所居在顺治门（宣武门）大街，厅事前古槐一株，夭矫天际。颜之曰荫绿轩（《西域水道记》即在这里精心完成），书斋处曰治朴学斋。朝野名流，相间恨晚”，徐松也常在陶然亭宴请同好，沈垚记载：“天气晴和，微风散馥，酒酣以往，书扇作画，哦诗联句，读曲蹋歌，极其兴之所至，可谓乐矣，夕阳将堕，客犹未数，沈先归，步出亭，清风扼于疏木，恍若鸾风之音自天而降，不觉胸中郁滞，一时消融顿尽，而心之灵明，又以虚而将有所受：夫乃叹胜地良辰、友朋会集之不可少也”。何绍基是著名的书法家，与这群热爱西比史地的学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其诗词对此也多描述，“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禄阁。洎为绝塞行，专究舆地学。李（申耆）张（石州）与魏（默深）沈（子敦），同时考疆索。……当时谈艺欢，我曾闻其略。觥觥盛名儒，冉冉归夜壑。大息抚遗笺，时艰竟安托！”并以诗记叙：“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忽然四座寂无语，天倪道味相冲融。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龚自珍有诗相赠徐松，“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朱荺）寂寂谭豀（翁方纲）死，此席今时定属公。”所以缪荃孙说“先生学识宏通，撰著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

  在这群学者当中，徐松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成就边疆著述，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聚集同好，从而众望所归奠定了他在研究西域学术的“核心”地位。回顾晚清西北学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师承影响，可以说前期最为核心的成员应该数徐松，偏后期应该为张穆、何秋涛。“徐氏的《西域水道记》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几乎是学术界‘双星’，开风气之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乾、嘉的琐节考据，引向祖国的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

  虽然我们说徐松在新疆九年的西北史地研究成就令人瞩目，但到底在哪些方面体现呢？总的来看，他在材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的确立及学术成果的影响等方面，徐松都使边疆史地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是徐松研究西域的重要学术著作，均体现了徐松对待学术的科学态度，在精简和完备的对立上，有仔细的甄别：需要尽量保存的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能够删除的是有误的或者重复啰嗦的信息。而且在繁杂琐碎的史地学内容上，花费很大精力思考写作体例的创新，事实证明，百余年之后，徐松著作仍有不可取代的参考意义，这就是他不凡的远见卓识。

  另外，徐松不仅在写作期间对著作进行反复增删修改，即使印行后他还在不断修订。像《西域水道记》出版之后，徐松还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有《西域水道记校补》的出版。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徐松将西北史地研究进行了大半辈子，可以说，他的科学精神远远超过了前人。

  《新疆识略》的意义，对于流放中的徐松而言，是使他有机会开始了在梦中的土地上行程万里的考察，并最终以西域研究的系列著作圆满了自己的梦。而成就徐松西北历史地理学开创者荣誉的，正是道光以来被称为“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新疆赋》，其中尤以《西域水道记》最为著名。

  徐松的代表作《西域水道记》，邓廷桢称赞这本书有补缺、实用、利涉、文采、辨物等五大长处。该书第一次提出以湖泊划分新疆的水系，将全疆划分为11个湖区，然后以此为主线，分别记述了各湖区的水道、交通、物产、城邑的兴衰变迁、历史沿革、当地各民族的分布等等，可谓观点独特科学，分析中肯。有一些记叙甚至是珍贵的历史原创资料，如1812年（嘉庆十七年）的伊犁地震、锡伯族人民费时6年修建的察布查尔大渠以及伊犁河起源的考察，还有南疆农业，叶尔羌的玉石，伊犁的铁、煤矿和阿尔泰山的金矿，甚至边卡的设置、边城的险要等，都从地理角度和史学眼光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即使放在今天看，地理叙述都相当准确，史学分析也非常有见地，学术价值极高，甚至可以说，今天国内外对新疆的许多研究成果和发现都或多或少受到徐松这本书的深刻影响。

  徐松的西域系列被后世所看重的突出特点，是他因为编纂《新疆识略》而得到伊犁将军的支持，得以对天山南北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九年的流放生涯中，徐松“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正是这种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态度与方法，使其著作具有了可以征信的品质。

  《新疆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互问答，分咏天山南北地理之形势，乾隆平定西域之武功。历来治《汉书》者，对《西域传》中史实、地名多所阙疑，或者解析歧错。徐松以周历天山南北，并有编纂西域通志的重任，遂首先考订《西域传》中古代地名之沿革，以今证古，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其书注重地理沿革之考订，与《新疆赋》综述清代统一与开发史实的纵横交错，成为《西域水道记》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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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万里边塞，不辞劳苦，一个茕茕身影翻越天山，走遍南北疆，顶风冒雪，风吹日晒，足迹遍及茫茫草原、雪山、流水、毡房、大漠……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一边走一边观察，一边画地图，一边问情况。风霜雨雪，忍饥挨饿，顶暑冒寒，历经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这一份认真的精神看似仅仅是完成一两本书，但这一支笔下凝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分量却是千秋不朽，他有着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这个人就是徐松。

  徐松在回到京师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以他为中心，出现了西北舆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体，共同完成了乾嘉学术朝经世致用方向的转型。在徐松五十六岁的时候，曾请人画《梦游图》记录他十三岁梦到伊犁而终又流放伊犁的因缘。其实，一直到他六十八岁生命的终结（道光二十八年） ，在他不断夹签修改的《西域水道记》字里行间，都印证着他毕生圆满西域梦想的历程。

 其实，他的内心——深深地爱着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