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

三、关于心量、眼量

　　
　　心量、眼量，指的是一个写作者关注的事物有多大，心胸、气度有多宽，做人的境界有多高。心量、眼量不同，人生的品味就不同，观察事物的眼光、角度就不同，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果也不同，写出的文字当然也大有差异。比如，同样写落日，却会写出两种思想境界来：
　　第一种这样写道：“太阳急匆匆落下山去了，它像一个着急着下班回家看电视续剧连的人，一刻也不肯多停留，只管把无边黑暗扔给了我们。”
　　第二种写道：“太阳落下山去了，它得赶快赶路，它还得到别的国度升起黎明，把那里的世界照亮。”
　　
　　1、心量、眼量，决定着一个人写作着眼点的大小。
　　同样写亲情，有的人写出人类通感、人性大美、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大情感来，有的写“父亲敬给我一支烟”，或者泡一杯茶什么的，桌子底下放风筝，无论你怎么折腾，也放不到桌面以上的高度。
　　散文有个支撑点问题，心量眼量大，寻找的支撑点肯定就大，反之，寻找的支撑点肯定就小。所以我说，心量（胸怀、气度）决定着眼量，眼量决定着境界的高低，当然也决定着文章的气度与品质。有的散文作者，文章改了又改，不能说不用功，有的语言功夫还非常好，可就因心量、眼量不大，所以文章的支撑点很小，始终写不出大气度、大气象的文章来。
　　所谓支撑点小，就是心量小、眼量小的人，只能围着丈夫或者妻子、孩子、小家庭转，只能写一些春花秋月、鱼虫花鸟等小情调、小情趣这些小支撑点的东西，最多玩点小机巧，写得活络逼真一些。而大眼量的人，即使在很小的篇幅里，也有一个大的支撑点，文短意丰，文短意大，所谓“杯水微澜”，就是一杯水里也可以腾起波澜。有人提倡，文学创作者要具备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我深表赞同，因为没有这样的意识，心量、眼量大不到哪里去。
　　看过一篇写爷爷奶奶的散文，由上下篇组成，上篇的主角是爷爷，下篇的主角是奶奶。上篇里妻子已亡、本有点俊朗的爷爷，为逃避抓壮丁逃到深山野岭，回来时带回一个已嫁过人的丑女人做了续弦，也就是作者的奶奶。丑女人不好，而且还有好吃懒做、性格乖张的一些毛病，可在战乱时期，这样的女人却最安全，最省心。作者写的是战乱中的人的命运，反映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主题，正如作者所说：“当兵，是那会儿草民最惊悸的职业。当兵意味着要去打仗，打仗意味着送死。”“我的祖父，从他由少年变成青年开始，只在做一件事情，奔逃。奔逃的目的是为了活着。”“祖父并没有错。错的是战争，我几乎要用最恶毒的咒语诅咒可恶的战争。”爷爷奔逃，娶丑女人，是战乱时期赐给人的一种生活版本，反衬着和平与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下篇中的奶奶，前夫是个无恶不作的无赖，打妻子成瘾，被后来成为奶奶的这个女人劈死了，女人一个人逃跑出来，碰到爷爷后，擅自做主嫁给了爷爷。爷爷得病去世，奶奶又一次擅自做主嫁了人。这在封建婚姻时代，在人们眼里，奶奶是个有恶行、耐不住寂寞、不守妇道的女人，很离谱。但是，作者却旗帜鲜明地认为，奶奶是个敢于反抗世道、反抗命运、反抗对女人不公平待遇的了不起的女人，“她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露出獠牙，才是最好的抗争。”显然，作者是个高眼量、心量的人，才站在了这样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评判爷爷、奶奶的人生价值。
　　
　　2、心量、眼量，决定着一个人判断是非对错、黑白美丑的眼光。
　　心量、眼量不达标，不光着眼点小，而且有的还会错误地评论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了一篇《父亲的家园梦》，文中写到：
　　“父亲兄弟姐妹共有9人，我有2个叔叔6个姑姑，可谓是大家庭，父亲排第二，是长子，而我理所当然就是长孙女了，本应该我是很受宠的才对。可惜我是个女孩，我的家乡处在梅汕地区，当时重男轻女风气非常严重，母亲不但没有母凭女贵，还被打进‘冷宫’，在我出生没几天就给奶奶扫地出门自立门户了。母亲说当时分家只给一间简陋的泥砖瓦房，3只碗3对筷子，一个水缸一只锅，就是全部家当。母亲一筹莫展，欲哭无泪。”
　　很明显，本文作者的心量、眼量出了问题，是按农村人狭隘的眼光看分家这件事的，理由是：“父亲兄弟姐妹共有9人，我有2个叔叔，6个姑姑，可谓是大家庭。父亲排第二，是长子。”可以看出，父亲除上边有一个姐姐外，下边有7个叔叔和姑姑。在这样一个多子女穷家庭，爷爷奶奶给父亲娶过媳妇已经不容易，他们还得把叔叔、姑姑们养大，给两个叔叔成家。怎么可以说分家是被“扫地出门”打进了“冷宫”呢，莫非不管叔叔、姑姑们的死活，一直躺在爷爷奶奶怀抱里“啃老”才是合理的待遇？
　　正常理解，不但不应该反对分家，父亲作为长子，还应该帮助爷爷奶奶养育弟妹，长子如父，长嫂如母嘛。我们只能这样说，作者是个自私的人，只站在自身利益的一边看人论事，根本不是站在他人立场与公正立场上看人论事。
　　如果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背景上评论上边的事，就可以还爷爷奶奶以清白了：是时代造成了多子女与家庭困难，一切问题，都是那个体制落后、生产力水平落后、低产出形成的物质贫困所导致，绝非是爷爷奶奶冷酷无情。
　　还有一个作者，参加“我的父亲母亲”征文赛，竟然为“文革”时是造反派头头的父亲大唱赞歌：
　　“……他在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才干，这也是他被群众拥为一派领袖的重要原因。他的组织才能和文字才能在那个动乱年代得以充分的展现，他可以在成千上百人的集会上涛涛不绝的（地）演讲和雄辫，虽然我从没有亲临（眼）见到过父亲讲演，但可以从他在青岛海边照片中，看他头发和围巾被海风吹起影像里，感受他的激昂挥手演讲的英姿。”
　　“十年文革，他几次险些丧命，疯狂的子弹几次没能击中他，阴险的对手几次预谋加害终因上帝的庇护而转危为安。记得文革末期，父亲他们准备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母亲带我去看他，临走他悄悄地将手表解下来给我，轻声说：‘拿好’。我看着他转身而去的背景，幼小的心灵隐约有悲壮的震颤……”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的派性头子，无一例外都是批斗、打砸抢、组织参与武斗的罪魁祸首，他却把派性头子的父亲当做英雄来歌颂，典型的香臭不辨，是非不分，心量、眼量肯定是出了问题。
　　
　　3、如何提高我们的心量、眼量？
　　大的、正确的心量、眼量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来自于我们写作者自觉树立起文学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有这样两段话我们看一下：
　　“文学的使命就是修补和拯救人类心灵的缺失，装饰和完善人的心灵世界；文学的责任就是担当。担当起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劝和道德约束的责任。”
　　“散文写作不是与社会、与公众无关的自娱自乐，不是与人类整体命运无关的无病呻吟；而是可以通过‘去蔽’，通过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无遮蔽的本真言说，揭示出‘真实’、‘真相’和‘真理’，进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有意义的精神劳作。”
　　没有大的心量、眼量，怎么去担当，怎么去履行职责呢？怎么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文学写作者要坚守博爱、仁慈、宽容、自由、悲悯、感恩、救赎的“普世价值”。
　　所以，我们要努力加强个人修养。古人说：“文如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写作的人有什么样的道德风范、思想品格、人生品味、人格档次、审美情趣，做人境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我决不相信一个人格猥琐、一肚子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甚至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灵魂肮脏的人，能写出浩然正气、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义薄云天的好文章来。所以，我们要如果真正立志为文，搞文学创作，以及其他文种的写作，就必须牢固树立这样一个思想理念：“欲做文，先做人”。
　　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了我们文人太多太重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操笔为文的，形成这样一个道德规范：一曰“文以载道”，二曰“道德文章”。二者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大到文化，小到文章，要承载天地大道，要传递、劝导做人之德、社会公德，起到精神劝导、道德教化的功能与作用。
　　这些观念对不对？文学界曾对此引起争论，一些流派提倡书写以“我”为主体、为中心的人性自由，提倡扩大娱乐功能，反对文章的道德教化。我个人认为，世界的一切读物，除了的娱乐基本功能之外，坚守“文以载道”的原则是对的。因为用社会学的眼光看，人类的成长和进步需要教化，我们专业、业余的一切写作者，乃至全部的文化人，都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搞文学创作和书写一切文章类型的人，目的都是为引导和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而决不是为了引导社会消极、萎靡、倒退、堕落的。
　　因此，我们就得在做人上下大功夫。不说要有多高尚，可也得做到剥离兽性，坚守人性，或多或少有点佛性。同时，在我们的写作上，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关注人性，要在作品中写出痛感、焦灼感。如果谁把塞壬的《悲迓》看完了，一定看出来塞壬在写家乡融入城镇化过程中，土地、乡土文化、道德传统、人的心理沦丧的那份痛感与焦灼感，像烙铁那样灼烫，像烙铁烙人后的那种痛感，所以，该文才有足够冲击力打动人民文学的编辑。
　　这里涉及到一个低姿态、低调写作的问题。好多人现在强调这种写作态度。提倡写平常人、平常生活、平常心没有错，我也反对张牙舞爪、大话唬人、煽情滥情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低姿态、低调写作也有个限度，平常得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有“小我”、“私我”，这不是低姿态、低调，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狭隘，是自私、自娱自乐、精神自慰的无聊。
　　一句话：没有大的眼量、心量，我们的散文写作不会有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