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

 村庄数学

上篇：加法

一

我站在一座废弃的土窑洞前。我来看它，是朝觐，也是祭奠。
　　窑洞在太行西麓一条大荒沟下的土峡谷尽头土崖壁上。土峡谷两侧顶端，都有土坪，也都连着如涛汹涌的群山。窑洞仅一人多高，深一丈多点，简陋得像远古人类的巢穴。此时，荒石砌的窑脸早已坍塌，土崖塌落的碎土在洞口堆起好高，洞中也因风化剥蚀落满厚厚土屑，潮湿发霉的气味一波波直扑鼻息。我屏住呼吸，努力从中寻找我上两辈的人留在这里生活的气息。
　　透过时光的缝隙，我看见，河南林县（现林州市）老家连年大旱，大地因干旱缺水而死亡，彻底失去了母性，庄稼因此绝收，树木野草也都枯死。饥饿成为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在各个村庄横冲直撞，制造出遍地饿殍，有幸活着的也遭受着饥饿的凌迟。爷爷奶奶为了活下来，也为给家族留一脉香火，随着大逃荒的人群逃离了老家故土，西上太行，进入山西。饥饿中拖家带口漫无目标的漂游，恋乡与逃命的心理撕扯，使他们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二百里左右的路程，走了好多天。我看见，与爷爷奶奶与梁姓、冯姓两户人家结伴，落脚于眼前这条大荒沟，三家人都是一担子、一包袱的家当，担着、抱着或牵引着各自的孩子。饥饿，使他们脚步滞重，像一尾尾缺氧的鱼气哈气哈大喘粗气。我还看见，爷爷赤着脊梁，卷起裤腿，挥动镢头在土崖壁上打窑洞。镢头是吃土的兽，将崖壁上的土一爿一爿啃下来，土在地面堆起好高。爷爷丢下镢头，用箩头将土担出去。奶奶弄来下肚的野菜、树叶、草籽、野果等，也帮爷爷打窑洞。小脚的奶奶无论抡镢刨土还是担挑出土，都有股狠劲。这时，我的两个年幼的姑姑捉虫子玩累了，靠在长满酸枣棵的土崖根睡着了，几只蚂蚁在她们身上跑来跑去。

逃荒的人，只求有个遮风避雨和越冬的地方，窑洞是建造成本最低的居所。爷奶打成窑洞后，在窑体一侧的洞壁掏一个侧洞，下边留下一腿高的土台，铺上干草，便成了“窑中窑”的土炕。然后用石头砌一个灶火，支起铁锅放几只粗瓷碗，烟火一冒，就有了一个家。就在这个窑洞里，爷爷奶奶生活了近二十年，除大姑、二姑外，我的后两个姑姑（四姑十几岁时因病饿夭折）、大伯、父亲，都降生于此，以后生活好转，又打了新窑洞后才迁离。

我对窑洞非常熟悉，我还在娘胎里就住窑洞，直到我二十多岁娶亲前，修建起土坯墙、坩土隔雨的平顶房，才告别窑洞。不过，我曾经住过的窑洞已经讲究得多，有里外套间，用石头券过，外间还有楼棚，可以堆放粮食、杂物。门窗是木匠做的，炕台与灶火也用砖石砌起，窑洞宽大敞亮了好多，不像爷奶最初打的窑洞，草率而逼仄、促狭。

一起来的梁、冯两家，也在土峡谷两侧土崖打了窑洞，三户人家，给村庄奠了基，打破了村庄在大荒沟的零记录，有了袅袅炊烟、鸡犬问答的人间烟火味。三户人家呈品字鼎立，可相互照应，可还是难以抵御荒沟里的荒蛮。我看见趁夜色而来的豹子，前后两次袭击了我家的狗。狗很勇敢，拼死同豹子打斗，可惜不是那畜生的对手，第一只狗被咬伤死去，第二只狗被拖走，成为豹子果腹的美餐。第二天，爷爷和姓冯的男人去找狗，看见那只吃了我家狗的豹子，在荆棘丛中的光石板上酣睡，两个人吓得面如土色，失魂落魄跑回土窑洞中来。

二

三户人家安顿停当后，与逃荒路上走散流落到各地的本家、亲戚取得联系。那些人又勾连了愿意来的人家，陆续加入进来，里边有爷爷的一个亲哥，一个叔伯哥。他们也在土崖壁掘窑而居，形成村庄的雏形。只是，大家都逐土而居，弄得这里几户，那里几户，很分散。中国吉普赛人的河南逃荒人，建起的村庄，也只能如此。

人是村庄的元神，房屋是村庄的脸面，土地是村庄的命脉。没有人，没有土地和房屋，永远不能叫村庄。至于树木，则是村庄的衣冠，不穿戴起来也不像村庄。还得通路，有路走血脉才通畅。所有这些，都是村庄的加数，都在时光的渐进中加进来。逐渐加入的，还有猪羊鸡狗、牛驴骡马、碾窑磨房、水井旱池、锨镢锄耙、犁耙耢耧、各种各样的家具灶具等。神佛是村里人心中的靠山，也适时加入进来。一座石砌的矮小神庙，不伦不类供俸了五位仙圣，分别是山神、土地、城隍、药王、孔圣人。其实，村里的好多人说不清庙里究竟供奉着什么神，却满怀挚诚地殷勤叩拜。逃荒人的家里也住满了神、佛。经历了大苦大难的逃荒人，想得到神佛更多的庇佑，捎带着还请他们主持人心公道。

一个由清一色河南逃荒人组成的杂姓村庄，在山西这块土上扎下了根。

拥有土地是最难的事。原来散布在沟坪坡梁的的土地，分别属于周边的四个村子，因距离远，山隔沟阻，耕种很粗放。可地的主人宁愿让土地荒着，也不让逃荒人随意耕种，这边一动镢头锄钯，那边马上有人凶巴巴赶来干涉，轻者夺走家伙，重者把人弄走。直到敲定了交纳租子的数量，才出让耕种权。荒山野沟是无主的，可在石多土少的山上开荒，太艰难了，是石头缝里抠吃喝。爷奶终于开了几亩地，开地拣出的石头堆得像几座小山。立夏前后，布谷在天上一声声地催，爷爷和奶奶在地里播谷子，奶奶在前边拉耧，爷爷在后边摇耧，使劲拉耧的奶奶头垂得几乎拱进土里。为了减轻耧的分量，爷爷边摇耧边使劲往前搡，两个人头上都有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吧嗒吧嗒摔进脚下的土壤里，溅起一股股黄色的尘烟。
 

三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是好多我不认识的大娘、婶子、姨、姐争抢着抱我，还有好多陌生脸面的大伯、叔、哥用毛烘烘的胡须扎我。我大哭大闹，扑回母亲怀中。混沌小儿时的我，不知自己是个有福之人，一出生就有一村子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叔叔婶子、哥姐、弟妹。却并非沾亲带故，是村里刚性的礼数与规矩，要求我必须对本家、亲戚以外的年长者呼之以亲。没大没小直呼其名，是犯忌的，会遭人白眼，也会被家里大人责骂。于是，我很乖地称爷爷那辈的老人为爷奶，将大于父亲的人称作大爷、大娘，小于父母的则呼叔、婶。平辈的人，比自己大的以哥、姐相称，哥的媳妇当然是嫂子。

我的村庄至今顽固地保留着一个习惯，最少到我孩子这代人，依然以河南林县老家的话为母语。口音的标识与生活习俗，维系着村人与老家故土的血缘联系，也将逃荒人与本土人区分开来。因逃荒人老家无煤，燃柴为炊，被本土人称为“草灰”； 本土人做饭取暖是燃煤，自然是“煤灰”。刚逃荒来时，“草灰人”一无所有，为了活下去，变成一头头会说话的牲口，被命运的皮鞭驱赶着，拼命往保命的安全地带攀爬。因此，泼死力劳动，极尽节俭过日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性情操守。他们较之于“煤灰人”， 做也粗糙，吃也粗糙，外表粗粝，为人朴拙，男人都当牲口使，女人则当男人用。

我的村庄人情浓厚，礼节周至，却非周礼、孔孟教化之功。我长大成人后反复思考过其中原因，除地缘、乡缘、亲缘的成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缘由：逃荒人饱尝苦难，同过生死，互相间便更重情义。苦难是不幸的事，却把大家结成了一家人。在漫长的苦难日子里，穷帮穷，难帮难，相帮相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村里谁家遇到作难的事，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谁家有干不了的活，互相帮忙天经地义；谁家绝粮断炊了，你一把米，我一把糠菜，也得让这家人的灶火重新冒起烟来。这一习惯养成了固定村风，一直到解放后，到生产队集体作业，村里不论谁家修房盖屋，不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会不请自到串忙，互相不求回报，不计较吃亏讨便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在村里做人的本分。同时，因“草灰”、“煤灰”习俗的差异，我村联姻趋向圈子化，加上逃荒人丧偶者经人说合而重组家庭，一村人不是这样连着，就是那样粘着，都成了直系或拐弯的亲戚。

四

村庄草创之初，我的村庄没有独立权，分别隶属于周边四个村子，因此长期被“主村”的人欺负、盘剥。村里老辈人最气愤的是，上边派下来的苦力差役，都摊给了逃荒人，除人力外，养驴户的还得牵驴去。到“主村”后，有差派差，无差被指派了给村里的头脑人物家干活，驴则给人家拉碾子拉磨。为从“主村”摆脱出来，“草灰人”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了许多明争暗斗的反抗，挑头的人中竟有被对方借助政治势力冠以恶名坏了性命的。可越是这样，越使“草灰人”抱成团，为村庄独立的斗争一刻也没也停止过，直到新生政权建立，终于获得独立的行政村资格。

我们南太行这块解放早，打走日本鬼子后再无共产党以外的军队踏入过一步，土改自然比其他地方早，我家就分到了十几亩土地和一头驴，还分到了粮食与农具。在进入高级社土地入社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老人们回忆中活得最舒心的一段日子：自己开的地，从外村人手里买的地，加上分地主的地，所有权、经营权属于自己。打的粮食除适量上缴公粮外，可确保吃饱肚子，不再依赖糠菜度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降生于我家打的新窑洞，记事之前，没有饥饿的袭扰，没有薄衣难御寒之虞。

村里人闹翻身闹解放，还得到其他好多实惠，青壮年识字班、扫盲班是其中之一。在我爷爷这辈的“逃一代”里，还有几个上过几天私塾的人，我父亲这辈的“逃二代”，只顾了活命保命，一个上学的也没有。因严重缺少文化人，过年时好多人家连对联都写不了，只好用碗底蘸了墨汁拓在红纸上，贴在门框上红红的样子图个喜庆。更惨的是因看不了账本，被邻村的“东家”昧帐，告状到县衙却输掉了官司。进识字班、扫盲班的人里，不光有男人，还有放开小脚的年轻女人们，跟先生学识字，学文化，听流行于那个时代的道理。后来村里又有了小学，逃荒村的后人里，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逃荒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对土地有更深厚更炽烈的感情，宁愿亏力亏身，也不慢待土地，因此都是种地打粮的好手，解放后，我村也一直是产粮先进村。到土地下户，再次解决了肚子问题，而且通了水、电、路，人们彻底摈弃了土窑洞和第二代土坯垒墙的平顶房，住上了青堂瓦舍两层楼。可能因逃荒人经历了过多的死亡刺激，生育能力特别强，生四个五个是平常，养“七郎八虎”、“七仙女”也不稀罕，我村人口达到五百多口，村庄抵达历史最鼎盛期。

下篇：减法

五

当逃荒人进入最好活的年代，村里却突然异相迭起，怪事频出。先是不知从哪里传来风声，说有人梦见一个白胡老头言讲，世逢大凶，天要收人，老少不论，男女都算，一律劫难逃。唯一可破解的办法是男系红腰带，女穿红兜肚，小孩子戴红帽子。村人宁可信其有，纷纷到乡里、城里抢购红布，可红布早已脱销，村人只能到更远的地方求购红布。接着是传鸡瘟，好多人家的鸡变得羽翅不振，蔫头巴脑，一只只相继死去，吓得养鸡的人家都在大门划生石灰的白道，以阻瘟神。接踵而至的是村里有几个女人“磨师婆”，疯疯癫癫又哭又唱地与鬼神对话。有人生病或遇到不爽利的事，请其摆治，立刻无师自通“上马”作法。借她们肉身显灵的“老爷”很不矜持，不再满足传统供品的三尺青二尺红，张口就要人民币及吃的喝的抽的用的。一桩血案也破天荒在我村发生，凶手是一个年轻女人在外地勾的野男人。女人原来跟着这个男人在外厮混，后来想孩子想爹娘了，不愿意跟其在外边晃荡了，偷偷跑回村来。野男人跟踪而至，找不到藏了的女人，竟然把她的亲爹给活剁了，孩子也几遭毒手，因村邻撞见才逃了个活命。好长时间里，我的村庄被扔进浓浓的血腥味中，就连我这个在县城的人，也被惊了个半死。
　　不经意间发现，我的村庄礼崩乐坏，曾经岁月的纯粹与美好，正在被一道小学数学题一样的简单减法给一项项减掉。
　　其实，这道减法题从“文革”时就开始了。一群被狂热风潮鼓动起来的男女青年，先是和神仙过不去，后是与人过不去。供奉着五位仙圣的小庙被掀了顶，刨了神台。据说几个年老点的人于头天夜晚，偷偷将仙圣们转移走了，被捣毁的只是一座空庙。可神仙躲了，人却躲不了，屁大一个小村，分成夺、保两派。在旷日持久的尖锐对立中，互用心计，借刀杀人，十几个人被打成这党那团。为坐实他们的罪名，私设公堂，将这些人蒙住眼打得死去活来。争争斗斗中，本姓一家出了“叛徒”，笞杖血亲长辈，亲戚之间反目成仇，多年互不往来。多年以后，这段历史依然是好多人心里碰不得的伤疤。
　　土地承包粮食过关后，村民不再盯着脚下的一亩三分地，都生着法子去挣钱。时代给了我村好大的面子，让我村大多数人一洗贫困的羞颜，而且一些人家小富。我下一代的年轻人打破了原来的联姻格局，迎娶进来好多“煤灰”媳妇。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村里的口音杂了，草灰话、煤灰话混着说。娶了“煤灰”媳妇的人家，因孩子随娘，爷爷孙子说话成了山西河南两省对话，夹在中间一辈的男人成了“两面派”，同父母说话用草灰话，与媳妇、孩子说话用煤灰话，一家人豫腔晋语，说相声一般热闹。

五

在国家转型时期，我的村庄也快速“转型”，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保守，心眼开始变得活络。那是可以吃饱肚子以后，人们一下都把眼睛盯向了钱，忙活庄稼的，只剩下“三八六零部队”。男人女人差不多都学会了打麻将，一有闲暇就聚在一起呼呼啦啦地搓麻。打麻将的结局是赢输，实质却是钱。麻将成了一个隐喻，也成为一种诱导。于是，钱的理念大爆炸，地位超过了神佛，强势地绑架了我的村庄。常有与钱相关的事，引发村民的纠纷，甚至动武，轻者伤了和气，重者打破了脑袋，多起事端闹得走上了法庭。魏家一个年轻人遭车祸身亡，肇事方赔了几万元，亡者的父母、兄弟和出门的姑娘，联手挤兑有可能改嫁的亡者之妻，直闹到一家人对簿公堂。陷入矛盾双方的人，乡情、友情、亲情统统不看了，眼里只剩下了钱。

　　礼节也快速退化，白发苍苍的老人到了年轻人嘴里，也变成了名字，甚至是绰号。如果有人责备，失礼者振振有词：“起了名字，不是让人叫吗？”是让人叫的，你咋不叫你爹娘的名字呢？还别说，真有人喊爹娘名字的，甚至有对爹娘动拳脚的，保山家因跑了媳妇变成牲口的孩子，喝酒后打得保山跪在地下管孩子叫爹。

　　村里婚丧喜事大家依然互相帮忙，可味道却变了。办事的头天晚上，主家必须大请一次，七碟八菜摆一二十桌，酒整箱整箱上，烟一圈一圈敬。办事当天，除大锅饭外，对串忙的人以烟酒代酬，可还会有人逼主家“出血”。比如发丧，抬材的人会在半道搁下棺材不走，孝帽捂头的孝子无奈，只得再将两条烟几瓶酒塞给领头的人。
　　邻村拉运铁矿石的农用三轮，来去必须从村中的路通行。几个年轻人一嘁嚓，路上多了一道树木栏杆，对三轮车叫停，想过可以，给钱！理由是“村村通”铺水泥路时，大家集过资出过力。既然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要过得去，当然得留下买路钱。被截者把状告到了乡政府，乡政府来人干涉，不起作用，直至惊动了公安派出机关，栏杆才被取消。
　　还有让村里人皱眉头的是，村民夜宿在窝里的鸡，屡屡于半夜三更被人偷偷掏走打了牙祭。丢鸡人站在崖坎上高声叫骂，结果黑夜又被掏走几只，鸡毛就扔在丢鸡人家的大门口，风一吹，乱纷纷在村庄的上空飞。
　　

六

　　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时，多次听人讲一个叫小景的人的故事。小景是个孤儿，从十几岁给集体放羊，一直放到了二十出头。一次羊误食了秋天的蓖麻叶，按说不能饮水，可犯了糊涂的小景却让羊喝了水，结果整群羊肚子鼓胀，几只羊因此暴毙。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体，小景被定为破坏分子，五花大绑逮入狱中。他在遣送外地劳改服刑中，学了一手操作车床的好技术，刑满后被就地安排在工厂当了工人，并娶妻生子，落户当地，活得相当滋润。小景成为我村的“塞翁”，无论谁说起来，都充满羡慕。小景曾回来一次，面色光润，细皮嫩肉，中山装露着白领口，上边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一副“外头人”的派头。老一茬人说，放羊时的小景晒得像个非洲人，经常拖两溜清水鼻涕，是个稀溜垮拉一身羊膻味人，却因祸得福变成了“外头人”。听说他这次回来，专门去村干部家里道谢，说多亏他们当年报了案，让公安机关逮捕了他。

小景成为我的榜样，恨不得也被逮捕一回，好使我的命运重新洗牌。几经挣扎，我终于在二十虚岁时做了一名民办教师，背着简单的行装，踏上出村的小路，以后又走进乡、县行政机关，成为村庄的叛逆者。对此，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光彩，走得心安理得。村里人也不觉得我不光彩，反而认为我有出息，把我树为子女们学习的样板。其实我早已发现，村里属于“逃三代”的我这辈人，几乎百分之百与村庄离心离德，都强烈渴望出外谋一份公家差事，好揭掉身上的农皮。哪怕到县城、公社企业做个离土的临时工，也算烧了高香。还别说，前前后后有不少人走了出去。
　　爷爷那辈的“逃一代”，是死心塌地于村庄的。父亲这辈的“逃二代”，也是村庄的死忠之士。他们的青年时代，有几个因参军、当南下干部或被招工走出了村庄，可他们都铁了心恋着山旮旯里的家乡，恋着自己的爹娘，几乎一个不剩返回村来，包括转业地方当了干部、正式工人的人。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强烈要求，从供职的太钢一个附属单位下放，带着全家人返回老家来。

土地承包下户，给我村的中青年人提供极大的圆梦机会，除春种秋收外，各找门路杀出去，有本事的拉起队伍当包工头，没本事便下煤窑或跟包工头在外打工。不少姑娘和年轻媳妇也到包工队打工或到城里当保姆。几年过去，捞到钱的人比着买农用三轮车、摩托车，牛驴骡马被取代而绝迹。翻修或新修房屋也成了风气，一户比一户修得牛。可后来，村里突然没有一户人家再翻修、新修房屋，批量化发生人口外迁，村庄的加法戛然而止。

七

一开始，搬离村庄的人仅仅是发了点小财的人家，他们在县城买房或修房，成了城里人。有点本事的人互相攀比，村里的精英前前后后都走了。

他们是沿着爷爷那代人逃荒来时走的那条路走出去的。爷爷那代人逃荒来，是寻找生的希望，他们现在离去，是寻找更高级的生活希望。

对村庄最具杀伤力的是学校撤并，村里一下没了学校，做父母的不放心孩子跑远路上学，更想让孩子享受好的教学条件，纷纷到镇、县城买房或租房给孩子陪读。当然庄稼还得种，于是这些出去的人成了两头扯着心的候鸟，春种秋收与夏管飞回来，紧紧张张突击几天，又慌慌飞回去。一年一茬到学龄的孩子入学，就有新一茬的人去陪读，村子里的人口走了一多半。现在的村里，到处是烟火不起的空房子，或者只有一个、两个老人厮守着的清冷院子。
    我在“老里沟”祭奠爷爷奶奶打的窑洞时，顺便看了一起逃荒来的另两户人家住过的窑洞。当年，这三户人家为村庄奠基，发育出了村庄。可如今，爷奶和父亲两辈的人都已逝去，三家之中的后人，几乎都走出了村庄。仅我家，继我在县城安家后，两个妹妹也买房移居县城，弟弟因孩子娶了阳泉的媳妇，在那里买了房，两口子随孩子过去。爷爷的后人里，只有大伯家我的一个堂弟还留在村里，可他的孩子和姑娘，也都在外地或县城里找了事做。

弟弟两口临行前，在房后的老田里挖了点田土，小心放进食品袋里带走。他们怕走向异地他乡后不服水土，用老家的田土熬水喝。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土方子，说可治因水土不服引发的病，还治思乡症。弟弟带走的土，肥沃，湿润，质感，一握一个团，放手立刻散开。这是因为百多年来几代人用心血汗水喂养的结果，那里边，也有他们两口自己的汗水。

八

还留在村里没成家的年轻人，倒了血霉。本村姑娘们都死不回头地往外嫁，外村外地的姑娘却一个也不肯嫁过来了。这些人想娶到媳妇，只剩下倒插门的一条路，要么也外迁出去碰运气。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这些最后的人家走完或断了香火，村子就百分之百要绝后了。
　　还在村里的人都大睁着一双恐慌不安、茫然无措的眼睛，像当年的逃荒人一样，对前程有着难以把执的游移与迷惘。村庄的未来是什么，还有没有前程，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村庄风水坏了，脉气倒了，所以注定要走向颓败。他们隐隐觉得，自己虽不愿意离开村子，可总有一天会被逼着离开：他们的孩子想娶到媳妇不得不离开，年幼的男孩女孩到了入学年龄不得不离开，村里的人因此会走得一个不剩，村庄会因此而枯竭，会死去。

村里曾经的支书老赵，和我一辈，因年龄大于我，称他是哥。他的两个孩子和一个姑娘，先后都在县城安了家，但他和老伴死守着两院空房子，死守着村庄，不肯随儿女们而去。老哥俩一边喝酒一边扯拉中，他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就是毫无商量余地和孩子们对立着。他们不会来就他，他两口子也不会去就孩子们。他认定自己就是一个村里人，受不了城里那份拘迫，那份“洋醉”。进来的邻居插嘴说，拉倒吧，到你老得动不了的时候，看你还嘴硬不？老赵嘴上硬撑着，可脸上却流露出遮掩不住的沮丧。
　　还在村里的人最心疼的是土地。那山坡上、土坪上、河槽里的一垛垛、一洼洼、一块块土地，是逃荒人一点一点积累钱财逐渐买来的，或者一镢头一镢头出力流汗开出来的，是养了几代人的命根子。可现在，村里人走出去的人，种地已经成了捎带的事，春种秋收用最简便的办法完成，没人再费时费力去休整土地，一些边远地已被撂荒，那些地因失修水土流失严重。他们说，在最后一批人离开村庄的时候，只能忍痛将土地全部扔掉，因为土地和一辈子苦心修起的房子，不是可移动的家产，无论如何也带不走。山里的土地，不同于平原，不能靠少数人用机械化的方式完成耕作。抛弃后的土地，会在岁月荏苒中荒芜，会在雨水冲刷中毁掉，村庄将重新回归于大荒沟时原始悄怆的荒蛮。
　　我的村庄从零走来，莫非在走过百多年时光之后，要重新归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