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词技巧 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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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学习填词的人，也许听过这样的评语：“苏词伤律，秦词伤典”。意思是说苏轼的词多不协律，故不能歌。秦词虽然清丽，因为用典故少而少了华贵。易安在她的《词论》中批评少游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意思是词不用典故，即少富贵态。情致深邃的小词中，加上两则典故，就像给贫家女戴起凤冠霞帔，显得雍容华贵些。不仅可以拓宽词的境界，而且可以增强词的思想内容，进一步丰富读者的想象。
词在初登文坛时，带着民歌的质朴气息，写景抒情直抒胸臆，用典较少，清新活泼。入宋以后，词人便以用典作为扩大词的内容、增强词的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并逐渐趋向典雅庄重，用典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词一篇之中连用七八个、十几个典故或成句；有的词一句之中便包含着两三个典故。如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九十五字中用典十二处，其中“曦发北风凉”一句就连用二典。如光看字面，“在寒冷的北风中晾干头发”原是个很平常的句子。知其典故，情况就不同了。
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关键在于要出自内容，感情的需要，从内心呕出；而不是有意堆砌，以典故遮掩内容的单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很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有时也难免堆砌，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用得圆转，贴切。
词的用典，从形式上看，可以概括为用事、用诗句、用成句、用诗、用词五种类型。
(1)“用事典”：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入词中，以此来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例如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幼时曾在京口一带放过牛、后来两次率军北伐并一举平定桓玄叛乱、灭晋建宋(南朝宋)的刘裕(武帝)的故事。词中概括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借以表明人民，包括作者，对进行北伐收复中原的热切期望。第二个是刘裕之子刘义隆(文帝)仓猝北伐、大败而归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草草，封狼居胥(这又是用汉霍去病北击匈奴，迫至狼居胥山，祭山而归的故事，典中套典)，赢得仓黄北顾。”借以表示不赞成韩侂胄的仓猝北伐。第三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刘宋北伐军，追至长江边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可堪回首，佛狸祠(拓跋焘小名佛狸，行宫后来改为太祖庙，故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借以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最后用了廉颇的故事。廉颇为赵名将，赵王听信谗言不信任他。后秦攻赵，赵王想用廉颇，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廉颇一心为国，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披挂上马，以表示可以上阵，而使者受人贿赂，却谎报廉“一饭三遗屎”，赵王以为廉老，终于不用。词中概括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以表达自己想报效国家却无人过问甚至还被小人中伤的悲愤之情。这就叫用事。这首词是对当时统治者皇的批评，因为不可能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辛弃疾词中四个典故都用得贴切、晓畅，是用事的典范。
(2)用诗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诗句入词。两宋词人特别喜欢引用唐、五代及宋初著名诗人的诗句、词句。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不同流派的词人都很善于袭用或变用唐诗入词。用句用得活，确能引起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
用前人诗句入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二字。如辛弃疾《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便用得较好：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上片讲他们在耒阳道中相遇时的情景，耒阳属衡州，正在湘水之旁，故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作结，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讲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句煞尾，十分贴切。
改字借用：既能保存原句精神，又能适应词句格律，较一字不改地袭用方便得多。例如：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改字借用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张元干《贺新郎》：“十年一梦扬州路”，改字借用唐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句；辛弃疾《水调歌头》(醉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等等。
套用：与借用稍有不同。它是套取或活用前人的成句而改变句法、变换字面，结果与原句差异明显，乍看起来似乎是词人的创作。例如：周邦彦《应天长》“观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显然是套用唐韩翊《寒食》“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辛弃疾《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句。
还有一种套用，不是套用字面，而是套用句法和意境，前后两句一比较便知后者从前者套来。例如秦观《八六子》“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套用杜牧句“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阴”；刘基《谒金门》“风袅袅，吹绿一庭秋草”，套自南唐冯延巳“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这种套用，一般要用同一词调和相近主题，否则很难贴切。
句意化用：作者融会前人意境，用自己的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苏轼《水龙吟》词就都能脱出原句而有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第三句，比唐人诗对后世影响更大。《艇斋诗话》论此词云：“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金昌绪《春怨》)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入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类似的写法如：张元干《贺新郎》“遗恨琵琶旧语”化白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句。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名句，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南、北宋之交有好几个词人又化用过杜甫此句。如张元干《石州慢》说“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无名氏《水调歌头》感情更为急切地说“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他等不及壮士挽天河了，要径用太湖之水净洗侵略者，但意境还是从杜甫诗句来的。有时一句之中接连化用前入诗词两、三句；如史达祖《绮罗香》“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上半句化用李重元(一说李甲作)《忆王孙》“雨打梨花深闭门”句，取那种寂静的黄昏之境，下半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句，取那种久别重逢亲呢难舍的深情，融合得十分自然。
(3)用诗：即隐括前人整首诗或几首诗入词。例如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就是隐括刘禹锡《金陵五题》中最著名的几首诗《石头城》，《乌衣巷》等而写成的。词句、大意都化白刘诗，却又无一句照搬原文：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采，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对照刘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可以看到周词跟刘诗的密切关系。经过周的重新组织，增添字句，比刘诗虽显得消极，但更使人感到人世沧桑，分外悲凉寂寞。
(4)用语典：即用其他典故或前人成句入词。举凡作者感到适宜于表情达意的成句部可以取为己用。如辛弃疾《一剪梅》(游蒋山)：
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日暮天寒，归去来兮(陶渊明句)。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白石岗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其他如欧阳修《踏莎行》“草熏风暖摇征辔”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句；苏轼《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句；辛弃疾《霜天晓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尔。”用晋入书帖：“寒食近，且住为佳尔”句，都属此类用法。
(5)用词：指的是把故事或前人文句缩简为一个词语用在句子里，使人一见此词便联想到它所概括的事或成句。缩简的办法，或取其意其境，或取其人其物，或取原句一两个关键性的字眼，这也应看作是一种用典。沈义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这里所说的“红雨”、“刘郎”、“章台”、“灞岸”、“银钩”、“玉箸”、“绿云”、“湘竹”都是从典故成句中提炼出来的词语。这种用法在格律派词人作品中最为多见，他们为求字面的典雅含蓄，有时会弄得一般读者莫名其妙。姜夔《踏莎行》说“分明又向华胥见”，什么叫“华胥见”呢?原来说的是“梦中见”。《列子·黄帝》说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代指“梦”的出处就在这里。这种用典方法与用事不同，它不是通过概括故事而扩大词句含义，而是缩事为词，一般并不能使词意更加深刻，也不能扩大词的容量，所以在艺术上是不足取的。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两种。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词者从字面上一眼便可辨出的，是明用；表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是暗用。明用有如玉石器皿上镶嵌的珠宝，制作者有意要借其色泽光彩增加器皿的价值；暗用则如清泉中溶入白糖，制作者定要人亲口尝试才能品味到它的甘甜。
明用、暗用各有优劣，要看内容的需要，决定采用哪种方法。一般说暗用比明用自然，而明用比暗用引人注目；明用必须知道典故原义和引申义，才能起作用，而暗用虽不明出典，也能读通，但要想理解得深，仍然需要知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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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3 20:17:13)学习填词的人，也许听过这样的评语：“苏词伤律，秦词伤典”。意思是说苏轼的词多不协律，故不能歌。秦词虽然清丽，因为用典故少而少了华贵。易安在她的《词论》中批评少游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意思是词不用典故，即少富贵态。情致深邃的小词中，加上两则典故，就像给贫家女戴起凤冠霞帔，显得雍容华贵些。不仅可以拓宽词的境界，而且可以增强词的思想内容，进一步丰富读者的想象。
词在初登文坛时，带着民歌的质朴气息，写景抒情直抒胸臆，用典较少，清新活泼。入宋以后，词人便以用典作为扩大词的内容、增强词的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并逐渐趋向典雅庄重，用典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词一篇之中连用七八个、十几个典故或成句；有的词一句之中便包含着两三个典故。如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九十五字中用典十二处，其中“曦发北风凉”一句就连用二典。如光看字面，“在寒冷的北风中晾干头发”原是个很平常的句子。知其典故，情况就不同了。
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关键在于要出自内容，感情的需要，从内心呕出；而不是有意堆砌，以典故遮掩内容的单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很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有时也难免堆砌，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用得圆转，贴切。
词的用典，从形式上看，可以概括为用事、用诗句、用成句、用诗、用词五种类型。
(1)“用事典”：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入词中，以此来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例如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幼时曾在京口一带放过牛、后来两次率军北伐并一举平定桓玄叛乱、灭晋建宋(南朝宋)的刘裕(武帝)的故事。词中概括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借以表明人民，包括作者，对进行北伐收复中原的热切期望。第二个是刘裕之子刘义隆(文帝)仓猝北伐、大败而归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草草，封狼居胥(这又是用汉霍去病北击匈奴，迫至狼居胥山，祭山而归的故事，典中套典)，赢得仓黄北顾。”借以表示不赞成韩侂胄的仓猝北伐。第三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刘宋北伐军，追至长江边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可堪回首，佛狸祠(拓跋焘小名佛狸，行宫后来改为太祖庙，故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借以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最后用了廉颇的故事。廉颇为赵名将，赵王听信谗言不信任他。后秦攻赵，赵王想用廉颇，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廉颇一心为国，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披挂上马，以表示可以上阵，而使者受人贿赂，却谎报廉“一饭三遗屎”，赵王以为廉老，终于不用。词中概括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以表达自己想报效国家却无人过问甚至还被小人中伤的悲愤之情。这就叫用事。这首词是对当时统治者皇的批评，因为不可能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辛弃疾词中四个典故都用得贴切、晓畅，是用事的典范。
(2)用诗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诗句入词。两宋词人特别喜欢引用唐、五代及宋初著名诗人的诗句、词句。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不同流派的词人都很善于袭用或变用唐诗入词。用句用得活，确能引起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
用前人诗句入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二字。如辛弃疾《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便用得较好：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上片讲他们在耒阳道中相遇时的情景，耒阳属衡州，正在湘水之旁，故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作结，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讲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句煞尾，十分贴切。
改字借用：既能保存原句精神，又能适应词句格律，较一字不改地袭用方便得多。例如：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改字借用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张元干《贺新郎》：“十年一梦扬州路”，改字借用唐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句；辛弃疾《水调歌头》(醉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等等。
套用：与借用稍有不同。它是套取或活用前人的成句而改变句法、变换字面，结果与原句差异明显，乍看起来似乎是词人的创作。例如：周邦彦《应天长》“观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显然是套用唐韩翊《寒食》“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辛弃疾《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句。
还有一种套用，不是套用字面，而是套用句法和意境，前后两句一比较便知后者从前者套来。例如秦观《八六子》“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套用杜牧句“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阴”；刘基《谒金门》“风袅袅，吹绿一庭秋草”，套自南唐冯延巳“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这种套用，一般要用同一词调和相近主题，否则很难贴切。
句意化用：作者融会前人意境，用自己的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苏轼《水龙吟》词就都能脱出原句而有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第三句，比唐人诗对后世影响更大。《艇斋诗话》论此词云：“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金昌绪《春怨》)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入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类似的写法如：张元干《贺新郎》“遗恨琵琶旧语”化白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句。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名句，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南、北宋之交有好几个词人又化用过杜甫此句。如张元干《石州慢》说“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无名氏《水调歌头》感情更为急切地说“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他等不及壮士挽天河了，要径用太湖之水净洗侵略者，但意境还是从杜甫诗句来的。有时一句之中接连化用前入诗词两、三句；如史达祖《绮罗香》“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上半句化用李重元(一说李甲作)《忆王孙》“雨打梨花深闭门”句，取那种寂静的黄昏之境，下半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句，取那种久别重逢亲呢难舍的深情，融合得十分自然。
(3)用诗：即隐括前人整首诗或几首诗入词。例如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就是隐括刘禹锡《金陵五题》中最著名的几首诗《石头城》，《乌衣巷》等而写成的。词句、大意都化白刘诗，却又无一句照搬原文：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采，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对照刘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可以看到周词跟刘诗的密切关系。经过周的重新组织，增添字句，比刘诗虽显得消极，但更使人感到人世沧桑，分外悲凉寂寞。
(4)用语典：即用其他典故或前人成句入词。举凡作者感到适宜于表情达意的成句部可以取为己用。如辛弃疾《一剪梅》(游蒋山)：
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日暮天寒，归去来兮(陶渊明句)。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白石岗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其他如欧阳修《踏莎行》“草熏风暖摇征辔”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句；苏轼《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句；辛弃疾《霜天晓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尔。”用晋入书帖：“寒食近，且住为佳尔”句，都属此类用法。
(5)用词：指的是把故事或前人文句缩简为一个词语用在句子里，使人一见此词便联想到它所概括的事或成句。缩简的办法，或取其意其境，或取其人其物，或取原句一两个关键性的字眼，这也应看作是一种用典。沈义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这里所说的“红雨”、“刘郎”、“章台”、“灞岸”、“银钩”、“玉箸”、“绿云”、“湘竹”都是从典故成句中提炼出来的词语。这种用法在格律派词人作品中最为多见，他们为求字面的典雅含蓄，有时会弄得一般读者莫名其妙。姜夔《踏莎行》说“分明又向华胥见”，什么叫“华胥见”呢?原来说的是“梦中见”。《列子·黄帝》说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代指“梦”的出处就在这里。这种用典方法与用事不同，它不是通过概括故事而扩大词句含义，而是缩事为词，一般并不能使词意更加深刻，也不能扩大词的容量，所以在艺术上是不足取的。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两种。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词者从字面上一眼便可辨出的，是明用；表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是暗用。明用有如玉石器皿上镶嵌的珠宝，制作者有意要借其色泽光彩增加器皿的价值；暗用则如清泉中溶入白糖，制作者定要人亲口尝试才能品味到它的甘甜。
明用、暗用各有优劣，要看内容的需要，决定采用哪种方法。一般说暗用比明用自然，而明用比暗用引人注目；明用必须知道典故原义和引申义，才能起作用，而暗用虽不明出典，也能读通，但要想理解得深，仍然需要知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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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填词的人，也许听过这样的评语：“苏词伤律，秦词伤典”。意思是说苏轼的词多不协律，故不能歌。秦词虽然清丽，因为用典故少而少了华贵。易安在她的《词论》中批评少游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意思是词不用典故，即少富贵态。情致深邃的小词中，加上两则典故，就像给贫家女戴起凤冠霞帔，显得雍容华贵些。不仅可以拓宽词的境界，而且可以增强词的思想内容，进一步丰富读者的想象。
词在初登文坛时，带着民歌的质朴气息，写景抒情直抒胸臆，用典较少，清新活泼。入宋以后，词人便以用典作为扩大词的内容、增强词的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并逐渐趋向典雅庄重，用典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词一篇之中连用七八个、十几个典故或成句；有的词一句之中便包含着两三个典故。如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九十五字中用典十二处，其中“曦发北风凉”一句就连用二典。如光看字面，“在寒冷的北风中晾干头发”原是个很平常的句子。知其典故，情况就不同了。
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关键在于要出自内容，感情的需要，从内心呕出；而不是有意堆砌，以典故遮掩内容的单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很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有时也难免堆砌，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用得圆转，贴切。
词的用典，从形式上看，可以概括为用事、用诗句、用成句、用诗、用词五种类型。
(1)“用事典”：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入词中，以此来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例如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幼时曾在京口一带放过牛、后来两次率军北伐并一举平定桓玄叛乱、灭晋建宋(南朝宋)的刘裕(武帝)的故事。词中概括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借以表明人民，包括作者，对进行北伐收复中原的热切期望。第二个是刘裕之子刘义隆(文帝)仓猝北伐、大败而归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草草，封狼居胥(这又是用汉霍去病北击匈奴，迫至狼居胥山，祭山而归的故事，典中套典)，赢得仓黄北顾。”借以表示不赞成韩侂胄的仓猝北伐。第三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刘宋北伐军，追至长江边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可堪回首，佛狸祠(拓跋焘小名佛狸，行宫后来改为太祖庙，故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借以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最后用了廉颇的故事。廉颇为赵名将，赵王听信谗言不信任他。后秦攻赵，赵王想用廉颇，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廉颇一心为国，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披挂上马，以表示可以上阵，而使者受人贿赂，却谎报廉“一饭三遗屎”，赵王以为廉老，终于不用。词中概括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以表达自己想报效国家却无人过问甚至还被小人中伤的悲愤之情。这就叫用事。这首词是对当时统治者皇的批评，因为不可能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辛弃疾词中四个典故都用得贴切、晓畅，是用事的典范。
(2)用诗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诗句入词。两宋词人特别喜欢引用唐、五代及宋初著名诗人的诗句、词句。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不同流派的词人都很善于袭用或变用唐诗入词。用句用得活，确能引起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
用前人诗句入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二字。如辛弃疾《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便用得较好：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上片讲他们在耒阳道中相遇时的情景，耒阳属衡州，正在湘水之旁，故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作结，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讲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句煞尾，十分贴切。
改字借用：既能保存原句精神，又能适应词句格律，较一字不改地袭用方便得多。例如：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改字借用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张元干《贺新郎》：“十年一梦扬州路”，改字借用唐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句；辛弃疾《水调歌头》(醉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等等。
套用：与借用稍有不同。它是套取或活用前人的成句而改变句法、变换字面，结果与原句差异明显，乍看起来似乎是词人的创作。例如：周邦彦《应天长》“观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显然是套用唐韩翊《寒食》“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辛弃疾《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句。
还有一种套用，不是套用字面，而是套用句法和意境，前后两句一比较便知后者从前者套来。例如秦观《八六子》“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套用杜牧句“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阴”；刘基《谒金门》“风袅袅，吹绿一庭秋草”，套自南唐冯延巳“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这种套用，一般要用同一词调和相近主题，否则很难贴切。
句意化用：作者融会前人意境，用自己的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苏轼《水龙吟》词就都能脱出原句而有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第三句，比唐人诗对后世影响更大。《艇斋诗话》论此词云：“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金昌绪《春怨》)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入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类似的写法如：张元干《贺新郎》“遗恨琵琶旧语”化白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句。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名句，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南、北宋之交有好几个词人又化用过杜甫此句。如张元干《石州慢》说“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无名氏《水调歌头》感情更为急切地说“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他等不及壮士挽天河了，要径用太湖之水净洗侵略者，但意境还是从杜甫诗句来的。有时一句之中接连化用前入诗词两、三句；如史达祖《绮罗香》“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上半句化用李重元(一说李甲作)《忆王孙》“雨打梨花深闭门”句，取那种寂静的黄昏之境，下半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句，取那种久别重逢亲呢难舍的深情，融合得十分自然。
(3)用诗：即隐括前人整首诗或几首诗入词。例如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就是隐括刘禹锡《金陵五题》中最著名的几首诗《石头城》，《乌衣巷》等而写成的。词句、大意都化白刘诗，却又无一句照搬原文：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采，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对照刘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可以看到周词跟刘诗的密切关系。经过周的重新组织，增添字句，比刘诗虽显得消极，但更使人感到人世沧桑，分外悲凉寂寞。
(4)用语典：即用其他典故或前人成句入词。举凡作者感到适宜于表情达意的成句部可以取为己用。如辛弃疾《一剪梅》(游蒋山)：
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日暮天寒，归去来兮(陶渊明句)。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白石岗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其他如欧阳修《踏莎行》“草熏风暖摇征辔”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句；苏轼《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句；辛弃疾《霜天晓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尔。”用晋入书帖：“寒食近，且住为佳尔”句，都属此类用法。
(5)用词：指的是把故事或前人文句缩简为一个词语用在句子里，使人一见此词便联想到它所概括的事或成句。缩简的办法，或取其意其境，或取其人其物，或取原句一两个关键性的字眼，这也应看作是一种用典。沈义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这里所说的“红雨”、“刘郎”、“章台”、“灞岸”、“银钩”、“玉箸”、“绿云”、“湘竹”都是从典故成句中提炼出来的词语。这种用法在格律派词人作品中最为多见，他们为求字面的典雅含蓄，有时会弄得一般读者莫名其妙。姜夔《踏莎行》说“分明又向华胥见”，什么叫“华胥见”呢?原来说的是“梦中见”。《列子·黄帝》说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代指“梦”的出处就在这里。这种用典方法与用事不同，它不是通过概括故事而扩大词句含义，而是缩事为词，一般并不能使词意更加深刻，也不能扩大词的容量，所以在艺术上是不足取的。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两种。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词者从字面上一眼便可辨出的，是明用；表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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