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顽石

    序、

我的面前放着两篇关于王石凹的文章，一篇是资深宣传干部贾会民老师的《傲背山传奇》，一篇是比我低两级的同校校友沈伟东的《王石凹》，两篇文章各有侧重，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关于王石凹的许许多多往事，勾起我许许多多关于童年、关于故乡的回忆。他们已经写得很好了，也很有深度。但和我接触到的、和我心中的王石凹又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不知道哪位名人说的，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读者，心中有一万个林黛玉。最近读余华自传，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内涵的话。他说，有一次，年近八十岁的黄源老先生听说他的家乡海盐出了一位作家，心中十分高兴，专门给余华写了一封信进行鼓励，并恳切地邀请余华去杭州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望他。余华十分兴奋，如约前往。黄源先生自然心情愉快，亲切地给余华交谈。他问余华，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余华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又问余华，医院在哪里？余华说医院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余华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就问，海盐中学在哪里？他们两个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余华也不知道。直到谈话结束，余华起身告辞的时候，两个人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 和在余华那里，竟然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那么王石凹哪，我相信也一样，由于年龄、教育、经历、性格等各种各样的区别，我们记忆中的王石凹和描写出来的王石凹一样的会南辕北辙，千差万别。所以，我决定也写一写令我魂牵梦绕的王石凹。

   一、童年的回忆：从一间窑洞开始

   其实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特别想向您倾诉，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性格开朗、勤奋好学、勤劳善良的煤矿工人。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河南虞城老家，跟随着支边大军从河南到甘肃，又从甘肃到青海，几经辗转，才被安排到了陕西铜川的王石凹煤矿。到达王石凹煤矿的时候，父亲也就是十七八岁。那时候的人都很穷，却很能干，而且都是出身于贫苦的农民，相处之间，几乎不分彼此。虽然物质匮乏，互相却很有感情；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互相之间却十分真诚。不管谁家有了困难，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而且从来不计报酬，最多在高兴的时候，一起吃上一顿饭，大部分时间是连一顿饭也不吃，但是干起活来却没有一个脱滑藏奸的。父亲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却通过自学基本上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好多家庭需要写信，都要请父亲帮忙；好多家庭需要接个电线，或者电灯不着了，或者干点什么重活，也喜欢请父亲帮忙。父亲是个热心人，不管谁叫，父亲总是实心实意地给人家帮忙，而且从来不怕苦，不怕累，遇见干力气活的时候，父亲总是汗流浃背，出十二分的力。那时候，好多年轻的工人都在王石凹的山上或者山沟里依着地势盖了一些简易的工棚，比较讲究一些的就请几个工友帮忙，挖一两间窑洞，虽然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木箱子或者几个木凳子，但住在那样的窑洞里，冬暖夏凉，人们也都很满足，日子也过得苦中有甜。当时的铜川曾经被称为“小河南”，由此可以知道，河南人很多；而在王石凹的绞车道东边则有一条著名的“虞城沟”，那虞城沟里，不用说那里住的都是我们河南老乡。那时候，我的家住在王石凹医院下边的一条小山沟里，也是父亲和一批老乡一起开挖出来的窑洞。我家的窑洞是面朝正南方向，在窑洞的左侧有一个套间。我就出生在王石凹这个简陋却温馨的窑洞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出生在哪里，基本上也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在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这里就是我的家。在我家窑洞前，两座小山之间曾经有一个小山坡，我小时候，经常爬上去，从上面坐着滑下来，那就是我最早的滑梯。在我家的对面，是一位姓孟的父亲的同事，他的家属是一位脸部曾经被烫伤过的妇人，好多老乡背后都并没有恶意地称她叫“花脸”。我们两家虽然隔着一条小沟，相距也不过二十米远，有什么事情，总是喊一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位话语虽然不多，但待人接物都特别真诚善良的人，那时候经常有老乡来我家里玩。母亲和父亲在业余的时候，在山坡前也开了一片地。父亲休息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翻地播种浇水，父亲上班去了，母亲就一个人带着我在那一块地里收拾耕耘。记得那时候我还经常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父母亲手把手地教我见了客人，要说“欢迎，欢迎。”从我家的窑洞里，到王石凹的大路上，有一段几十米的小山坡。每次下雨的时候，路总是又粘又滑。父亲就在下班的时候，修上了台阶。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水泥，但父亲修得很认真，台阶与台阶之间处理得恰到好处，母亲和我，还有那位孟伯伯和“花脸”大娘，走在修过台阶的小路上，都很高兴。来我家串门的老乡，很多人都对我父亲赞不绝口，说我父亲真能干。

   那时候，坐着门前的土滑梯已经是我很大的乐趣，跟着母亲在地里玩一些简单的游戏也是我所喜欢的，父母亲经常教我认识一些花花草草，一些鸟和虫子，有时候也给我讲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坐在微微山风荡漾的田野上，闻着四周飘散的花香，听着林间的鸟鸣，我的心常常跟随着天空的白云四处飘荡。那一年，母亲和父亲的那一块地里种的是玉米。到了收获的季节，绿油油的玉米地里，玉米金灿灿地挂在高高的玉米杆腰间，看上去既壮观又漂亮。老乡家的许多孩子都来玩，母亲把刚刚煮好热乎乎的玉米分给这些孩子们，孩子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要知道，那时候，好多孩子还经常吃不饱饭哪！那些孩子中间，有一个女孩子是我最喜欢的，我对她特别的好，不论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好玩的也不分你我，那种两小无猜的时光一晃而过，现在不仅已经忘记了名字和模样，而且如今想向父母问一下她的家庭情况也不可能了，因为岁月无情，父母也早已经离我远去。如果她现在仍然生活在某地，也应该子孙满堂了吧！

   那时候王石凹只有一个卖菜卖肉的公司，也只有一个自由市场，市场里卖东西的农民也都十分朴实厚道，绝对不像改革开放后卖鸡蛋也要说一元钱给你几个几的鸡蛋。我最初从大学里毕业后回到王石凹听到那些农民谈起鸡蛋价钱，说起几个几的时候，真的很吃惊，也很遗憾，这所谓的发展竟然把原来厚道的农民都变得钻进钱眼里了，更不用说那些世俗的市民或者城里人变得多么势利多么庸俗了。每当父母亲去西山的卖菜公司买菜的时候，我就经常在院子里望着西山那一片苏联建筑的房子，浮想联翩。不知道那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那里的人都有多富有。因为每次父母亲从那里回来，我家都会有一些好吃的。小时候，我喜欢收集毛主席像章，曾经收集了几十个，后来都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我也喜欢存钱，把硬币存起来，装在一个信封里，从来不花。

   父亲在工作单位有多么能干活，我没有见过，反正那时候父亲经常得到一些奖励，有时候是一个军用水壶，有时候是一个带盖子的茶杯，有时候是一张奖状，这些东西不仅一般干部和工人当时都还没有，我们老家一个村子里也都是我家独一无二。

   父亲在休息的时候，也和母亲带着我进入王石凹后山里去打柴。那时候的苟村只有几户人家，隐藏在密林深处，从王石凹望山里一望，根本见不着人烟。整个山谷里都是密林，密林深处长满了野草和野花。在野草野花丛中，时不时地会发现鸟窝和鸟蛋。有一条小溪从谷底流过，水底的奇形怪状的“料江石”清晰可见，水边的水草和水芹菜鲜嫩的如水一样。好多大树底下不仅有野草，更有一层厚厚的树叶覆盖，我经常躺在那些散发着腐烂与生机的树叶之上，看大树叶子缝隙间撒落下来的金色阳光。累了，就坐在青石板上休息；渴了，就喝那山涧流淌的纯净又没有污染的溪水。那些已经干枯了的树枝很多，基本上没有人去采，也没有人管理，仿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似乎那时候的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那就是财富。每一次父母亲都会收获一大捆很好的柴火。有一次，父亲还给我捉了一只刚刚会飞的黑色的小鸟，那只小鸟很通人性，我每次把它扔到空中，它总是在空中盘旋飞翔一阵，就飞回到我的肩膀上或者胳膊上。那只小鸟曾经给了我很多的欢乐，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我去看它的时候，它竟然死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也曾经几次让父亲给我再捉一只，但以后的小鸟再也没有那只小鸟依恋主人了，总是被我放飞了，再也不回来了。以后，我对小鸟也失去了兴趣。

   记得我最初最为喜欢的一个玩具是父母亲带着我去市场附近的一个医务所里去注射天花疫苗。打过针之后，由于我哭得不行，母亲就给我买了一个口琴。那个口琴是绿色的，形状就像一只香蕉，不仅漂亮，而且会发出奇妙的音乐。我就常常望着那只口琴里的每一个小门，想象里面住着一个个会唱歌跳舞的仙女。那时候，好多小朋友根本没有玩具，他们见到我的香蕉口琴，又好奇又羡慕。

  我常常望着我家窑洞前面的山沟，看那山沟里的流水，看那山沟里的石头，也看那山沟里的花花草草，一直跟着那流水向北方望去，可以远远地望见在山沟底部有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每一天都会有冒着浓烟的火车从那里经过。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整个矿区的天空都飘满了雪花，白雪将所有的建筑和山头都覆盖。那时候，我就想，这样大这样厚的雪，那火车怎么不怕路滑哪？

   在我五岁的时候，姥姥从老家来到王石凹煤矿。姥姥的到来，给我带来了特别多的关爱和乐趣。那时候我才知道，除了父母亲疼爱我之外，还有一个人特别疼爱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姥姥。就在那一年，我跟着姥姥回到了老家河南虞城的一个乡村，一直在乡下生活了七年，那七年的平原农村生活，在我的记忆深处，是那么深刻，对我的影响是那么大，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到了我十二岁的时候，我才又回到了王石凹煤矿。

二、青涩的初中时代

你一直在我心里，是我的一个秘密；在山花盛开的时候，我闻到了您的芬芳；在月亮升起的夜晚，我回忆起你的美丽。

从铜川坐车出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慢坡爬上去，不到半个小时，远远地就可以看见王石凹煤矿的生活区。其实王石凹煤矿的生活区的分布就像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字母“X”。从山上俯瞰王石凹煤矿的布局，基本上也是一个英文字母“X”。每一次坐车，我都可以望见西山，望见我曾经的母校——王石凹矿中学，也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王石凹矿中学的操场。王石凹煤矿，是一个让我热爱让我痛苦让我难忘的地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有我无穷的爱与恨。王石凹这个地方，之所以被人们分为“山上”和“山下”，是因为王石凹煤矿的所有办公楼、选煤楼，坑木场，入井口都在山底下，而所有的生活区大部分都建设在山上。王石凹山上的生活区又分为东山、西山、南山、北山，由于王石凹的地势并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所以那种东西南北的划分也并不十分科学。好多事情，因为习惯，也就形成了约定；时间一长，约定也就形成了固定。按照我的观察，王石凹除了煤矿生产区之外，它可以分为几大块，一部分是人们习惯称为的东山、西山、南山、北山，还有就是马车店也是一片生活区，铜川矿务局第三人民医院（简称三院）底下也是是一片生活区。当年建设王石凹煤矿的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水平，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个窑洞或者一间简陋的工棚，就是住处。至于公房，那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居住的地方，一般的工人多年以后才能住上。王石凹煤矿除了煤矿是一个标志之外，还有两个标志性的事物也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是从王石凹煤矿的山下通往王石凹市场的绞车道，就是用绞索拉动绞车，一辆上去，一辆下来，互相交错，既方便了工人上下班，也方便了家属上山下山。还有一个标志就是王石凹马车店山上曾经有一棵古树，据说最少也有三百年的历史，巍然屹立于一座山峰的顶端，迎着岁月的风雨，坚守着脚下的土地。王石凹所处的地理位置原来所有的行政区划都属于傲背，在王石凹的南面有一座山也就是傲背山。一条公路从王石凹山顶穿过，一端连着铜川，一端通往金华山煤矿、红土镇、徐家沟煤矿、鸭口煤矿和东坡煤矿。原来绞车道上边的二食堂门前是还有一条路，也是从铜川到东坡那条路岔开的，一直通往王石凹西山，当年王石凹西山是重要的生活区，不仅有商业中心，拖拉机厂，苹果园，最为重要的是还有王石凹中小学——当年王石凹小学是一处，王石凹中学有两个地方，前面的一处曾经被称为“二小”，后边的是曾经一度辉煌的王石凹中学。都是我的父辈用洋镐、用镢头、用铁锨一把土一把土开挖出来的。

由于有七年时间都在老家河南平原上生活，十二岁的时候，我跟着姥姥二次回到王石凹的时候，对王石凹已经非常陌生了。这时候我家住在西山拖拉机厂外面的一间简陋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才住进了西山二十七排房的第二家。对我来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刚刚到王石凹的时候，我被安排到初一七班，一个班里的同学有六十人左右，那时候我们中学光是初一的同学就有十五个班。前六个班在王石凹中学的本部，我们从七班开始在王石凹中学的“二小”。清晨，同学们集合在两个操场上跑步，听着学校大喇叭里传出的值班老师的口令和广播体操的音乐，既严肃又活泼；每到星期一的早晨，我们跑完步之后，还要举行升国旗仪式，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恭恭敬敬地站在国旗下既庄严又神圣。

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吴同喜，那时候他只有二十七岁，人长得很帅，还没有结婚，见了女同学还有些害羞，但是板书写得很漂亮，而且人很严肃，对同学们要求很高，是一位非常令我敬重的老师。对于调皮的同学，他非常严厉；对于老实善良的同学，他经常鼓励。那时候冬天我们教室里还是生煤火炉子，每天都有一组值日生端水、拿柴火、端煤，生炉子。每次生炉子的时候，都免不了烟雾腾腾。生的好的，烟少火旺；生的不好，火不旺，光冒烟。有一次，轮到我们组值日，在生炉子的时候，我嫌一个同学生的火光冒烟，就气愤地把炉子盖给扔了好远，不一会整个教室里就都是浓烟。吴同喜老师进了教室，同学们都很害怕，但是他并没有批评我，而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自己走过去，把炉子盖捡起来，轻轻地盖上了。由于我学习比较好，吴同喜老师还让我担任了班长，并且还是少年先锋队中队长。我们初一七班的数学老师是冯光金，他是一位南方人，我是数学课代表，经常去办公室帮忙批改作业，批改卷子，他一直对我也很好。但由于我性格非常内向，那时候很多思想都不会表达，只是喜欢和一群男同学打打闹闹，疯玩，所以至今两位老师已经多年未见，一直也没有表示过感恩之情。

王石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我无比热爱。我的那些同学，无论是调皮的，还是朴实的，无论是家庭条件好的，还是家庭条件差的，我们在一起，都曾经有过一段特别特别难以忘记的纯洁的友谊。

刚开始，我曾经和同学们一起爬上选煤楼，爬上王石凹单身楼的八角楼，下到我们学校底下的山谷，到马车店的山上，到王石凹背后的山上，到庞家河，爬高上低，一起疯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爬山，几个女同学也爬山，可是那时候我们男女之间谁也不和谁来往，事实上，内心里朦朦胧胧多少也有那么一丝丝的甜蜜渴望。最初和我特别要好的就是白士生、王忠义、张国良、王治国、李存友几个同学。白士生那时候立志要当一名画家，每天放学之后就画素描，虽然画得不太好，但是精神可嘉；我们曾经给白士生开过几次玩笑，也算是恶作剧吧，就是专门把那个战士的“士”字的底下一横拉长，故意把学生的“生”字的一横去掉，结果“白士生”就变成了“白土牛”。那时候正在播讲单田芳演绎的评书《隋唐演义》，我又模仿着给白士生做了一首打油诗，说是“牛头山前牛头沟，牛头沟里有头牛。要问他是哪一个，就是白生白土牛”。真是把白士生气得够呛，但是又拿我们几个没办法，谁让我们关系好哪！王忠义那时候特别聪明，能说会道，一般人比不上，我们都给他开玩笑，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狐狸”，而且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我还在他的作业本上模仿连环画《聊斋》里的画面，给他在本子皮子上画了一只狐狸，并且把作业本夹在全班作业本里交给了老师。说起王治国，我们那时候在一起也是无话不谈，我们经常给他家干点小杂活，他父亲王叔对人很好，他的母亲王婶人长得漂亮，而且唱过戏，他家里有一本发黄的戏词《白蛇传》，我曾经叫治国给我偷出来，我要据为己有；后来治国害怕挨骂，我又还给了他。同学们也喜欢给他开玩笑，我更是不知道尊重人，还在他作业本上，给他画一个漫画讽刺过他。最是那个张国良，小时候很机灵的，长大了也很朴实，自从初中毕业之后，很少见面，我上大学时候，还去他家喝了一次酒，从此很少联系，直到2014年五月份我才从王忠义那里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本想着以后联系的机会多的是，谁知道竟然在2014年八月的时候突然因病去世，成了我们之间终生的遗憾。时至今日，我们的初中同学已经有五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分别是梁美容、郭允兴、史存义，王仁超和张国良。活着已是不易，命运谁主沉浮？每当想起四面八方天涯海角的同学和朋友，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常常有一种沉重的沧桑之感，感慨万千。

说起初中那些同学，其实我有说不完的话题。当年的钱天明，虽然喜欢在社会上混，但比较讲义气。那个王万同，曾经收听“敌台“被学校通报批评，但对人也十分真心，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山上摘过酸枣，偷过农民的小苹果。胡玉强，也曾经和我很好，我们家曾经有过一个闹钟，我们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的公鸡为什么会一点头一点头的，时间就会移动，谁知拆开就安不上了，吓得我害怕了好几天，结果爸爸没有打我，妈妈也并没有训我，只有姥姥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以后要爱惜东西。我知道爸爸妈妈姥姥他们心疼我，爱我，他们的爱是最纯真最无私的，没有任何杂质，也绝对不会背叛。世界上最饱满最丰厚的爱就是长辈对晚辈的爱。和我一起玩得高兴的，还有孟宝柱、张同山、常留生、张万林、郭允兴、聂长友、姜召军，即使是赵忠孝、赵金旗、高自伟、史传顺、穆家超、王仁超、崔有成、王金成、邱振峰、吴庆端、赵春生、张新平、王山岭、魏平均等同学，也相处不错。他们有的是机智，有的是幽默，有的是沉默寡言，有的是沉稳朴素，但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只有纯洁的友谊。那时候，虽然贫穷，互相之间却一点都不势利；虽然艰苦，但互相之间却都那么真心实意。男同学里面，原来崔有成比较调皮，也很幽默；张万林有点调皮；孟宝柱不太吭声；张同山很实在；高自伟很善良；李存友比较老实；常留生不善社交；赵忠孝很踏实，也很机灵……我无法一一描述，反正在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讽刺挖苦过多少同学，到了最后虽然来往很少，但无时无刻不勾起我对他们的思念。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赵忠孝之间非常亲密。由于命运的作弄，也不得不各奔东西。至于后来混得有头有脸的王金成、王治国、黄富强、李春鹏，当时学习并不是出类拔萃，特别是某某某，还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的时候，他摸女同学的辫子，被何武生老师用书狠狠地打了几下。当然这几个同学聪明还是很聪明的。

我们初中时候的女同学，我几乎很少来往，但他们都很可爱，也很温柔，还特别善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武云侠、李桂芝、李亚平、李亚玲、岳红丽、李春燕、戚春云、李风采、郭玉琴、李爱花、张菊花、薛爱梅、姚金凤、贺花娥等等。武云侠虽然很早就调走了，但她学习很好，而且纯洁清高。姚金凤长相甜美，小时候就像电影明星白杨；戚春云学习比较踏实，也十分稳重；李桂芝是西山距离我家不远的邻居，那时候长相纯净，齐耳短发，也很漂亮；李亚平性格开朗豪放，爱说爱笑；赵玉芝、李兆侠学习不错，潘桂芝、李爱花学习也非常努力。李亚玲、岳红丽、郭玉琴、张爱琴、李春燕都属于漂亮女生，各有各的特征，各有各的个性。虽然我们接触很少，但我也曾经钟情过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只是从来也没有表示过，藏在心里边已经几十年，几乎成了一个永远沉睡的秘密了。说起来，还是有一次，我走在市场的路上，可能是从马车店回西山我家，几个女同学其中有李亚平、贺花娥、岳红丽，他们都对着我喊“王金豆！”那时候，正在王石凹山上的剧院里演出一部河南豫剧《王金豆借粮》。我叫王金启，她们就喊我王金豆。我感觉我的脸羞得通红，平时我根本不和女同学来往，而且我特别内向，也不敢看她们，急急忙忙的往回走。她们还在喊我，生性活泼、性格豪放的李亚平和那个女生开玩笑，说我是那个女同学的老公。接着几个女同学都笑了。过后也许她们早就忘记了，但是我却记在了心里。因为我原来就比较喜欢她。但是喜欢是喜欢，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表达。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我们都已经成了爷爷奶奶了，真像有条微博说的，我们收获了两个亿，一个是失意，一个是回忆。但真的，那种纯洁的感情，确确实实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原来上小学的时候，并没有学习过英语，从我们初一开始，实行的是全日制十年制教学课本，我父亲就请我家的一位邻居女孩给我帮助学习英语——她就是田桂兰。她家距离我家只隔着一排房，没事的时候，她经常跟着我的父亲去看电影，而且她和我大妹妹在一块玩得很好，所以没有多久我们就非常熟悉了。那时候，我的姥姥和父亲都爱讲一些民间故事，我和妹妹还有桂兰就经常围在一起，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讲一些，桂兰那时候长得很漂亮，爱说爱笑，对我也特别好。在她教我学习英语没有多久，我的成绩就令她刮目相看了。随着学习成绩的突出，我在参加一次学习竞赛的时候，在全校获得了第七名。桂兰几乎天天要去我家玩，有时候也在我家吃饭。每天放学以后，她总是喜欢到我家里来，说上一会话。有时候，晚上有电影，我、桂兰、还有李伯家的和我大小差不多的李铜领就跟着父亲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还在山上，有时候是在室内，大部分是在外边的露天场所。那时候看一场电影才需要一毛钱。为了看电影不买票，我也曾经和同学们一起翻过高墙，但也就是一两回吧，以后就不再翻了。当年看过的好多电影，至今仍然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比如《流浪者》、《大篷车》、《奴里》，还有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等等。由于父亲喜欢听戏，那时候我跟着父亲也看了不少京剧、豫剧、秦腔、越剧和黄梅戏。桂兰和我接触比较多，王忠义、张国良、李存友、王治国、常留生、孟宝柱就开始讽刺我，那时候的我是那么害羞，羞得无地自容，脸红脖子粗。从那以后，我不让桂兰来我家，在路上见了她，她给我说话我也不理她。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喜欢她的，只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告诉她罢了。当年，她人聪明漂亮，而且家庭条件好，特别是追求她的人那么多，我只有默默地对她祝福了。后来，由于各自的命运不同，距离越来越远，联系也越来越不可能了。不完全是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时期，桂兰准备从三班调到我们七班里来，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来成。李春燕就是那时候从三班调过来的。在两小无猜的年纪，我们正如两条不同的小路，各自通向远方。现在想起来，虽然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淡定。该来的总会到来，该走的总是要走，性格和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初二和初三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班主任是年轻的英语老师刘根永，由于他脸上有一个小疤，同学们背后总是叫他“刘疤瘌”。虽然他要求很严，但好多调皮的同学并不害怕他。我们的数学老师是杨黎明。她是一位表面严厉内心仁慈的南方人，当时她的普通话还不甚很好，但对我十分关心。刘根永老师虽然批评过我，但也给我借过很多学习资料，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杨黎明老师经常在办公室里给我谈心，关心我的学习，也给我谈起过我的户口问题。她有一个女儿名叫王文娟，也是我的同学。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见过杨老师几次，但都没有真正表达我的感恩之心。2012年的一天，好友齐海东给我发来一段视频，我又发现 了杨老师的身影，顿时想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老师》，发表在《神华能源报》上。

三、苦涩的青春岁月
    

在王石凹煤矿，原来的家庭里好多成员是没有户口的。户口，看起来不过是一张纸，最多也就是一个小本，充其量它的价值不过几毛钱或者几块钱，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户口也不怎么严格，即使是在国民党统治的解放前，户口管理也不怎么严格，人们可以自由地迁徙，哪里适合人们生存，哪里就可以安家落户，可是到了共产党领导的1958年之后，户口制度就越来越严格了。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张户口，不知道害了多少家庭，也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人才，更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随着户口功能越来越强大，户口不仅绑架了升学、吃粮、就医、就业，甚至还绑架了结婚生子，绑架了你的下一代。你的户口如果是农民，你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成为市民；你的户口如果是在小城镇，那么你一辈子就很难成为大城市的居民。后来不知道哪一个奸臣贼子发明了一个暂住证，更是危害巨大，可以说是祸国殃民。我家和其他许许多多煤矿工人家庭一样，只有父亲一个人有户口，我和母亲及两个妹妹都没有户口，是当时的“黑人黑户”。由于没有户口，好多家庭都缺吃少穿，买一点黑市粮，需要到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之外的三原、富平农村去。记得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总是带着一个口袋，去外地买粮。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没有车，经常是一个人背着一口袋粮食一口气要走几十里的路程。每当父亲回来的时候，常常是深更半夜。虽然日子很艰难，但是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觉得姥姥是拖累，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忧愁。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母亲在王石凹煤矿矿区服务队里干临时工，那时候母亲干的工作是砸石子，有时候是砸，有时候是挖，父亲总是一下班就去帮忙，两个人累得汗流浃背，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有一次，父亲在下班之后，帮助母亲砸石子，砸好之后，又通过熟人也就是李铜领的姐姐大芬工作的荆芭场里要了一捆柴火，我跟着父亲去背，父亲让我帮忙给他搊到背上。当我和大芬姐姐一起搊到父亲背上的时候，一个荆芭条子尖利地刺伤了父亲的背部，鲜血一下子流了下来。大芬姐姐吓得转过脸去，我的心也霍霍地疼。可是父亲根本顾不了这些，还是咬紧牙关，让我们给他搊上去，他背起荆芭，一口气背回了家。当父亲背到家里的时候，那伤口已经干了结了疤。我的母亲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临时工，过年的时候，曾经作为福利，奖励了她两块不错的布料，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自己，而是全部给我和两个妹妹做了新衣服。

我在初中的时候，户口问题还不是那么的令人忧愁。到了高中时代，没有户口，仿佛一道深深的暗伤，在我的心里曾经留下过深深难以忘记的划痕。没有户口，就没有供应的粮食，就不能到粮站去买粮；没有户口，就不能就业，就没有正式工作；没有户口，就无法参加考大学的考试。也算幸运，那是1983年，我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参加了大学考试。考试成绩公布之后，那一年我们王石凹矿中学一共考上了十三名大学生，我是唯一的文科学生被录取的。因为户口问题，我高中的班主任杨克诚老师曾经带着我找过好几次派出所的领导。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买几盒当时最贵的墨菊烟，每一次杨克诚老师都给人家说了好多好话，结果我的户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直到父亲送我去西安上大学几个月之后，铜川教育局才开了介绍信，把我一个人的户口在王石凹派出所录上。当时我拿到介绍信之后，也曾经在上面改了几个字，添上了“全家人”的户口字样，后来害怕被查出来，还是撕掉了。我家母亲和两个妹妹的户口是1985年煤矿上解决职工的工龄达到三十年的时候，我父亲才为全家解决了户口。回忆起来，这户口，真是一个万恶的制度，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好制度一定会把户口彻底废除，公平的阳光一定会照耀到每一个弱者每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

艰苦的岁月里一样有欢乐的阳光。在煤矿上，曾经有两个图书馆，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刚开始，是父亲喜欢看书，我也喜欢看，父亲就给我借着看。比如《林海雪原》、《红旗谱》、《桥隆飙》等，都是父亲先看，我收到父亲的影响才看的。到后来，父亲给我办理了借书证。一开始，那些管理图书的阿姨不给我借，嫌我是个孩子。父亲就领着我去了几次，让那些阿姨认识我记住我，慢慢地熟悉了，才开始给我借。刚开始是一本一本地借，后来我几本几本地借；最后我通过熟人，竟然一摞子一摞子用报纸包起来地往家里抱。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我就要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山下图书馆，我们说是“下大楼”。遗憾的是，图书馆整天不开门，只要图书馆一开门，那也是我最为快乐的时光。任性又好胜的我曾经按照图书馆的列表，凡是带“记”字的都借，凡是带“传”字的都借，凡是带“演义”的都借，那一段时光看了许许多多名著，特别是古典文学名著，更是我的最爱。

父亲对我疼爱有加，我每天都要向父亲要报纸。父亲就给我向那些干部要，我原来以为要报纸很容易，直到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去矿办公楼跟着父亲去要了一次，以后我再也不要报纸了。那一天，父亲先到一个办公室，装着在那里看了一会，父亲要拿走，那位干部模样的人却说还有用的，不让拿走；我又跟着父亲来到另一个办公室，人家正打电话，对人待理不理的，一副傲慢模样，父亲看了一会报纸，问人家有用没有，那人说，在这里看可以，不能带走。一出门，我觉得人家不仅伤害了父亲的尊严，也深深地伤害了我。我再也不向父亲要报纸了。我不愿意我的父亲因为我而被人轻视。

因为我爱看书，我的父母亲省吃俭用，还为我订购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学历史》、《英语学习》，还有一份报纸《讽刺与幽默》，只有《英语学习》看不懂，其他的我都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我还用我自己的一些零用钱，买过《大众电影》、《曲艺》、《我们爱科学》、《连环画报》等各种各样的杂志，那时候我最喜爱的几分杂志是《河北画刊》、《富春江画报》、《连环画报》、《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等。

除此之外，我受父亲的影响，还看了不少民间故事和神话、童话，也读了不少红色经典名著。跟着父亲，我还看了不少特别优秀的电影和特别有内涵的戏曲。

当年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家的生活，在父母亲的努力下，还是有滋有味。我们老家把平平的“烧饼”叫做“火烧”，把青笋叫做“苔子”，而且好多后边一个“子”字一般都称作“得”，比如，裤子就称作“裤得”，上衣就称作“褂得”，面条就叫做“面条得”。那时候父亲在食堂打一个两毛钱的菜，我们都闻着特别香，吃着特别的好。当时的一食堂是在山下，二食堂是在绞车道上边的市场边上，人们都很认真，对人也特别的好。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开始有了班中餐，那时候的班中餐也就是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夹一片子肥肉，但对于一个班上十几个小时的工人来说，确实是必需品。我的父亲发了班中餐，常常不吃，忍受着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和饥饿，为的是把班中餐留给我吃。经常是每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我的床头上就放着一个肉夹馍，那是父亲舍不得吃，专门给我留下的。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再苦再累，从来不舍得歇一个班，一直为了改善我家的生活而奋斗着。我和母亲常常看着父亲的手，那是一双出大力流大汗的手，青筋突出，每一个指甲盖都凹进去许多，是由于长期劳累而造成的贫血所致。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直到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想起父亲那双青筋暴露指甲盖凹陷进去的手，我的心仍然颤抖，鼻子发酸，泪水直在眼里打转，只想哭泣。

高中的学习，由于是在唯一的一个快班里学习，非常紧张。我的高中同学里有几个同学，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性格曾经影响了我很久很久，他们分别是侯建业、王双成、穆同文、贾乾生，特别是侯建业，我们曾经无话不谈，也曾经一起谈论恋爱和爱情。其他同学也对我不错，想起马矿生、王广平，刘建忠、车新华、孙亮、郭金川、张随海、骆涛、王玉军、乔春荣、赵勇、吴秦川等人也很好，想起王宝珠、王建科、赵世云、刘建忠、王长龄、马金才、王建国等人，也十分想念，特别是赵曙光、张秀社、张惠民，我们也曾经有过很纯真的友谊。那些女生，几乎没有接触过，比较熟悉的有段素英、黄月英、张玉凤、王文娟、李兆侠、谢侠文、段玉洁、蒋梅兰、王素青等等。

我家也做过生意。刚开始，父亲和母亲经过商量，去铜川进了一大麻袋葵花籽，在自己家锅里一锅一锅地炒出来，母亲挎着篮子去市场或者去电影院里卖，一天可以赚到几元钱。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家是最早开始最生意的。我有时候去接母亲，路上见了同学，很不好意思，总是真诚地抓一大把给同学。我的父母都是老实人，从来不小气，对谁都很善良大方，真心实意。每天下午，母亲卖瓜子回来，都要把硬币倒出来整理，我也在旁边帮忙，趁机偷上几毛钱买书。像《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都是我偷着买的，当然我还要明着再要几毛钱，积攒起来，买书。夏天的时候，我的母亲和父亲还卖过冰棍。父母亲很辛苦，那时候生意很不好做，我记得父亲下班之后还要到王石凹周围的农村去转好几个村子走十几里路才能把冰棍卖完。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了一次，又累又饿又热，而且还舍不得在外边吃饭，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多少懂得了一点父母亲的不容易。

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母亲和姥姥带着妹妹回了老家，是父亲把我送到西安的。当时的西安火车站还是南北走向，我们一夜都没有睡觉，父亲对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叮嘱了又叮嘱。那次去上学，我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一支英雄钢笔，其他的被子褥子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父亲给我买的全新的一整套，而且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个世界牌收音机。望着父亲熬红的眼睛，看着父亲消瘦的面容，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多少次，我也像朱自清一样，想起父亲的背影，想起母亲的背影，想起姥姥的背影，我对他们充满着无比的眷恋和感恩，只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一次。

四、那些美丽，那些丑恶，我们都一起走过

王石凹虽然煤炭资源丰富，四周也曾经风景如画，但王石凹从来也不是净土，这里有正义也有邪恶，有美丽也有丑恶。且不说成人之间有多少勾酸甜苦辣，只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有个别学生是社会的渣滓、人类的垃圾。提起有些心酸的往事，是非常痛苦的，但那确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时候，好多学生还不怎么懂事，我们学校就发生过老师强奸学生的犯罪，我们班里的少女梁某某就是被几个坏学生侮辱后自杀的。那鲜花一样的生命，还没有完全开放，就被这些社会的渣滓、人类的垃圾残酷无情地毁灭了。

那时候，社会上成群结队的小流氓拉帮结派，拦截女学生，打群架的事情，经常发生。王石凹几个比较出名的社会混混像刘某某、沈某某等等，都曾经狂妄嚣张一时，经常欺负其他学生。我那时候报考法律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将来有朝一日为民除害、匡扶正义。当年有一部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十分流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拿一把小刀，随手一甩，不是扎在课桌上，就是扎在教室门上。到了1983年上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的时候，几乎男生女生都对武术感兴趣，都想练武，为什么哪？没有安全感，都想实现自我保护。记得当时的《武术》杂志，发行量应该超过百万份也要多。社会上有狗腿子不稀奇，就连学生时代，那些横行霸道的人也有狗腿子。我们学校的某某、包括原来王石凹矿矿长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身边就经常有两个狗腿子式的人物，助纣为虐，不干好事。

所以很多人对1983年的严打，都觉得过重，而我始终认为，毕竟那时候惩罚的都是罪犯，都是为害一方老百姓的社会垃圾，应该严惩，对于这些社会垃圾的惩罚，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即使是在那险恶的环境中也有欢乐。我们这些善良家庭里的老实孩子，也有调皮的时候，也有恶作剧，也有毁坏农民庄稼和果实的时候。记得和几个初中同学，就曾经去偷过农民的还没有成熟的青杏，偷过人家苹果园里的苹果，也偷过王石凹山上农民的核桃。说是偷，其实当时也没有人专门看管，只要遇上，就大摇大摆大大方方地把那些核桃打落一地。等到农民喊叫的时候，我们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我也曾经和同学们一起上山挖草药，那时候王忠义的父母亲最能说，给我们教了不少草药的名字，其他的都忘了，只有“鸡头参”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和王忠义几个人采了好多，最后都不知道给了谁了。我也经常和几个同学去山里探险，沿着山沟哪里危险专门往哪里去，看到奇形怪状的岩石，流水冲刷的山洞或者深不见底的水潭，感觉有无穷的乐趣。在王石凹煤矿的背后，有一条小河叫庞家河，我曾经和李存友、王忠义几个人专门去摸过螃蟹，他们几个都比我会摸，但我自己也曾经亲手抓了几个。和单宝生几个人一起去庞家河捉过泥鳅和小鱼，那时候泥鳅虽然小，但真多，只要在一条小水沟里，用塑料筛子一捞，就可以捞出好几条小泥鳅和小鱼。大自然不仅美丽，而且无私。但由于人类的欲望无极限，人们疯狂地占有捕捞，如今好多的池塘好多的小河已经干涸了，只要是能够赚钱的东西，无一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王石凹周围的森林没有了，王石凹周围的池塘干涸了，王石凹周围的河流污染了，到如今，王石凹的煤炭也已经接近了枯竭，马上就要停产倒闭了！就连王石凹的标志性植物，那一棵曾经屹立在傲背山上直插云霄的老古树，也被人烧毁，化为云烟。王石凹正如一位老人，腰弯了，背驼了，所有的热血和青春都无私地付出了。虽然如今有一些干净整洁的豪华建筑，一排排在阳光下闪耀，但那只是夕阳无限好，好多年轻人都已近远走高飞，近距离的也大都在铜川新区买房，准备迁移了。王石凹仍然是王石凹，只是再也不是当年红红火火生机勃勃的王石凹了。

五、一个人的离去，是一家人的灾难

在我初中的时候，有很多我父辈的工人，因为工伤事故而去世。我最为熟悉的，有我的邻居单宝生的父亲，有初一八班的李俊杰的父亲，有我家后边住的张伯家的儿子“根儿”。因为在煤矿工作早早去世的有李铜领的父亲李伯，秦天志的母亲秦婶，关二孩的父亲关伯，我家邻居少英的父亲那位瘫痪的董伯伯、李存友的父亲李伯。是人都应该知道，无论有多少财富，也换不来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的这些父辈，他们为了下一代的生活，为了自己家庭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在最危险的地方坚守岗位，不得不在最艰苦地地方出大力、流大汗，有很多很多人，还因为工伤事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父亲，最疼我最爱我，我最尊敬最心疼的父亲，也在1993年的9月9日，因为抢救一位年轻的职工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父亲是为了别人更好地活着而去世的，但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28岁，父亲才55岁。父亲去世的时候，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而且最为残酷的是，父亲再过一个月就退休了，他的退休手续已经提到了档案室里。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没有他，我家的天就塌了！当时的煤矿是在一个名叫黄河的矿长领导下，只给了我家1500元钱和一卡车的煤炭，我给矿上提了几个条件，就是一是要给父亲开一个追悼会，二是解决我大妹夫的转正问题，三是我小妹妹的工作问题，四还有我母亲的生活问题。矿上答应我大妹夫只要完整地上够半年的班就给与转正，小妹妹当时刚刚从中学毕业，工作是没有问题。也给母亲安排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说是每个月30元钱，最后我和爱人和妹妹也没有让母亲去干。父亲的墓地，换了两个地方，最后是我和母亲请我家后边的张伯给看的。在送父亲走的那一天，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止不住地流，我和父亲虽然在一起了一辈子，但真正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太少太少了。小时候我上学，他上班；长大后，我为生活奔波，他一个班都不歇。不是他不累，而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家，不舍得歇班。记得有一次我从铜川回到王石凹，父亲是上四点，夜里十二点多回来第二天早上还要上八点，我还没有睡醒，父亲早上已经上班去了。等我从睡梦里醒来一看，床头下是父亲给我打好鞋油的皮鞋，锅里是父亲给我热好的饭菜，看到那闪光发亮的皮鞋和热得不冷不热的饭菜，我的鼻子一酸，就哭开了。父亲太疼我了，而我却那么任性，经常和他顶嘴，从来也不让他一点，也从来不懂得体贴他一点。还记得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父亲是太累了。我经常听那些老工人说，父亲为了我上大学，经常去干最艰苦最重的体力活。回忆起父亲年轻的时候，有说有笑爱唱戏爱唱歌的情景，再想想父亲去世前那几年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可怜，我心里难受的撕心裂肺、肝胆欲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来看我，给我做了一身现在想起来很不错的派力司中山装，千里遥远地给我送到学校，我却不满意，任性地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坚决不要。父亲弯下腰捡起来，打掉衣服上的土，说，你不要，我回去穿。最后他舍不得穿，便宜卖给了另一位工人。还有一次，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正在上课，突然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父亲来了！我当时正在三楼的教室里，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到楼下校园里，看到父亲没有打伞，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嘴唇冻得发青，脸也又黑又瘦，我急急忙忙把父亲领回宿舍，父亲换上我的衣服，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热水，就给我从包里拿出十几个甜瓜，还有他上了三十多年班才奖励的一双老人头皮鞋。那时候，老人头皮鞋非常贵，我们大学好多同学还没有穿过皮鞋哪，父亲舍不得穿，先是从铜川回河南老家帮助母亲收麦子，收完麦子又种上玉米，然后回铜川路过我这里，冒着大雨给我送这一双老人头皮鞋。我一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摸着父亲那一双粗糙的手，摸了又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我送父亲去西安火车站的时候，父亲老是担心我一个人不会生活不会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叮咛，一次次地嘱咐。我离开父亲走了好远，一回头，父亲却仍然跟在我的身后。后来我把父亲送到火车站的入站口，我和父亲告别，一个人多少有些惆怅地往回走，一直走了距离火车站将近一公里的五路口，不经意间一回头，就看见父亲又一次在我身后跟着我。那种依依难舍的深情，我一辈子两辈子也忘不了。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哪怕我用我的生命，十年换十年，或者十年换一年，我也愿意我给父亲换回生命。再也听不见父亲的歌声，再也听不见他的叮咛，再也看不见他的笑容，再也不能面对面地喝上一杯酒、吃上一顿饭……，想起父亲艰苦而短暂的一生，我怎能不放声痛哭！

一个工人的离去，往往是一个家庭不幸的开始。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才48岁。母亲一遍遍地给我和爱人还有妹妹讲那一天晚上的事情，她说，半夜里，听见门上的门环哗啦啦地响，以为是他下班回来了，起来开门一看，没有人；刚刚躺下，迷迷瞪瞪似睡着还没有睡着，又听见门环哗啦啦地响，急忙起来开门一看，还是没有人。谁会想到哪？算卦的不是说他能活到九十九吗？咋就一声不吭地就这样去了哪？我的母亲虽然不善言谈，但心性极高，一般不求人。宁可自己心里委屈，很少向人诉说。只有父亲去世的日子里，她一遍遍地给我们说，他咋就这么狠心走了哪？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家庭的负担，从父亲去世的时候，才开始懂得帮母亲买一点菜，才叫人帮忙盘了一个吸风灶。记得有一次我给家里买了两篮子土豆，我让那个农民送回家，那个农民说起他的儿子因为婚姻问题自杀了，母亲听着直流泪，最后让我多给那个农民一些钱，并且拿出父亲的衣服和两个火车头帽子给了那个农民。在艰苦的岁月里，母亲从来不让姥姥作难，也从来不让孩子们受冻挨饿；在日子稍微好一些的年月，母亲总是帮助亲戚和邻居。只要是亲戚和邻居开了口，母亲就是再艰难也要帮忙。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从那以后，母亲很少笑，经常有病。原来她就不爱说话，现在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后来我接她到西安生活，她也不习惯，辗转回了河南老家之后，她的病就更加厉害了。最是那个坏政策，说为了避免人冒领工资，必须本人去矿上按手印才能开工资，那一次母亲拖着病重的身体在大妹妹的看护下，从河南老家辗转千里回了一次王石凹煤矿，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次母亲回矿上，肯定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去世后我们的艰苦。如果谁能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是给我再多再多的钱，我也不要，我要母亲和父亲他们健健康康地活着。活着，才会有幸福；父母健在，才是最大的福。

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回王石凹，就是去给父亲上坟，烧纸，祭奠父亲，给坟上添土。王石凹几乎成了我伤心的回忆。

母亲去世后，安葬于老家河南。为了父母亲能够安葬在一起，我曾经多少次长夜难眠。直到2012年的清明节，在两个妹妹的帮助下，我才给父亲重新订做了一个柏木棺材，大妹妹雇人发掘请人安放并买的寿衣，用她邻居家的车将父亲的尸骨从王石凹的傲背山，运回了老家河南。父亲去世的时候，参加父亲葬礼的有一百多人；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参加父亲纪念的有三百多人；在父母亲合葬的仪式上，参加父母亲逝世纪念的有二百多人。在我老家，好多如今健在的老人，每当提起我的父母，都深情地回忆起好多往事，想起父母的善良，说起父母常常会说“好人不长寿”，并且感慨万千。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好多王石凹煤矿的老工人，只要一提起我的父母，总是心情十分沉重。曾经有好几位伯伯叔叔对我说过，“对人好，能吃苦，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呀！”曾经有一位老人这样说过，有的人死了多年，人们一想起他还要骂上他几句；有的人去世多年，人们一提起来，就想念他们，怀念他们。你的父母亲都是难得的大好人呀。为什么你每次纪念父母亲，好多人都不请自到，原因就是他们心里忘不掉你父母亲的好处啊！

六、永恒的牵念

岁月的长河日夜奔流，我们的生命正如那长夜漫漫的星辰，也曾经辉煌过，也曾经精彩过，最后渐行渐远，渐渐消失。但是记忆不老，爱心不老，我们的牵念不会老去。不仅不会老去，而且岁月越是长久，记忆越清晰，思想越深刻，怀念越强烈了。距离越是遥远，心中的牵念越浓郁，友谊越纯洁，想念的浪潮也更加汹涌激荡了。

王石凹，一个不大的地方，曾经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全国155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曾经是苏联专家设计并投产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