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常，中国历史上南宋画家。僧，号牧溪，蜀（今四川）人，生卒年不详，其艺术活动主要约在13世纪60－80年代之际。薜居下（乾德初兵部侍郎）之后，宣和间在长沙出家，南宋理宗、度宗时为临安（今杭州）长庆寺僧，与日僧圆尔辨圆（1202—1280）同为径山无准禅师（1178—1249）之法嗣。

法常性英爽，嗜酒。正义爱国，敢于语伤奸相贾似道，遭追捕后，避祸于绍兴丘氏家。至元朝，在天台山万年寺圆寂。法常既是位佛教阐扬者，又是位天才画家。他工山水、佛像、人物、龙虎、猿鹤、禽鸟、树石、芦雁等，皆能随笔写成，极有生决心书，墨法蕴藉，幽淡含蓄，形简神完，回味无穷。他继承发扬了石恪、梁楷之水墨简笔法，对沈周、徐渭、八大、“扬州八怪”等均有影响。虽在生时受冷遇，却开后世文士禅僧墨戏之先河，并对日本水墨画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

      《中国书画全书》中载有元代画家吴太素的《松斋梅谱》（此书在中国已亡佚，日本保存有手抄本，在日本广岛市立图书馆中国馆，由日本人岛田修二郎解题校定），该书记载：“僧法常，蜀人，号牧谿。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渣草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石具形似，荷芦写，俱有高致。一日造语伤贾似道，广捕而避罪于越丘氏家，所作甚多，惟三友帐为之绝品，后世变事释，圆寂于至元间。江南士大夫家今存遗迹，竹差少，芦雁木多赝本。今存遗像在武林长相寺中，有云：爱于此山。”

        法常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其大部分作品被当时的日本僧人陆续携往日本。在国内，法常的作品在文人画一脉中评价并不高，或者说很被忽视，而在日本则被视为上上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人川端康成谈到法常时说：“法常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溪，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法常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法常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牧谿的传世作品有《观音、猿、鹤》三联幅，《龙、虎》对幅，现均藏日本京都大德寺；“蚬子和尚图”藏东京日野原家；“六柿图”藏京都龙光院；“柳燕图”藏东京德川黎明会；《潇湘八景图》四幅真迹——《烟寺晚钟图》，被列为日本“国宝”，藏于东京白金台的富山纪念馆明月轩中；《渔村夕照图》，也被列为日本“国宝”，藏于东京青山的根津美术馆；《远浦归帆图》，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院；《平沙落雁图》，也是“重要文化财”，藏于出光美术馆。

法常的画作中，不少人最喜欢的是《六柿图》。这是一件无缘者无缘，有缘者缘渐的不可思议的作品，朴素而又扑朔迷离。这件作品废了多少人的笔墨和心思，有人居然花一本书的篇幅来研究这张小画。南宋末年与法常认识的诗僧道璨有诗曰：“好诗无音律，至文难言说。学之无他术，先要心路絶。兀坐送清昼，万事付一拙。”

于众人而言，没有柿子，秋天是没有意思的。有中秋怀人诗句：“丹柿照满眼，菊花欲上头”为证。

文献中有关柿子的诗文很多，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柿，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柿树叶子可以练习书法，唐人李绰《尚书故实》载：“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僧人喜爱柿子，因此唐代长安寺庙多种柿树。宋马永卿《懒真子》曰：

“葭灰秋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

友生招我佛寺行，正直万株红叶满。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頳虬卵。

魂翻眼晕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

有如流传上古时，九龙照烛乾坤旱。

此韩愈《游青龙寺》诗，仆旧读此诗，以为此言乃喻画壁之状，后见长安志云：青龙寺有柿万株，此盖言柿熟之状，火伞、虬卵、赤气冲融、九龙照烛，皆其似也。青龙寺在长安城中。仆仕于关陕，行村落间，常见柿连数里，欲作一诗竟不能奇。每嗟火伞等语诚为善喻。”

一万株火伞般的柿子树，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全唐诗》里收有诗僧子兰《与道侣同于水陆寺会宿》诗曰：

论道穷心少有朋，此时清话昔年曾。

柿凋红叶铺寒井，鹄坠霜毛着定僧。

深秋寺院里铺满了凋落的柿叶，枝头挂着红晶晶的柿子，树下是禅定的僧人。这幅图景在道友的娓娓清话中如梦幻泡影。法常是在这样的况味下，画下《六柿图》的吗？不知道。

        看看，在国内是草，到了日本就是国宝，我们作何感想？中国人积5000年文明的文化至唐宋达到顶峰，因为草原流寇的入侵而全部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日本有今天是因为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因为有了唐宋文化的集大成者径山文化的滋润。

        法常是径山寺的和尚，是径山寺第三十四代住持无准师范的法嗣，是中国禅画的祖师。法常的《六柿图》是其代表作。径山寺第八十八代住持圆信禅师说：“看者莫作眼见，亦不离眼思之。”法常认识的诗僧道璨有诗曰：“好诗无音律，至文难言说。学之无他术，先要心路絶。兀坐送清昼，万事付一拙。”“论道穷心少有朋，此时清话昔年曾。柿凋红叶铺寒井，鹄坠霜毛着定僧。”都道出了牧谿《六柿图》的真谛，无缘者无缘，有缘者缘渐，既朴素又扑朔迷离，这是一张小的不能最小的画了，这又是一张大的不能最大的画了。

      在绘画史上，受禅家思想的催化鼓荡，或曰为禅家思想所孕育的直接产物起码有两个：其一是滥觞于晚唐而极盛于两宋的禅宗画，其二是晚明董其昌旨在整顿文人画秩序，规范文人画风的南北分宗。

      和文人画虽然压制形与色的充分发展，但却并不排斥、拒绝形与色的合法地位对形与色采取一种既若即若离，又未即未离的二元取向不同，禅宗画是一种幻想型的艺术范式。

       在这种范式的创构情境中，不论题材、内容，还是造型、色彩，皆已冲出客观事物自然形态的具体规定，不仅大大地淡化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的传统，而且有时甚至最终取消了创作规律对于画家的必要制约，而完全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所洞察到的所谓“佛性”为旨归。显而易见，由于禅宗画是一种从惯常的“造型语言”中解放出来的抽象化了的佛性，或曰是一种释放心智力量和内心体验的操作游戏，所以不论在价值学方面，还是在形态学方面，皆与正宗的文人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文人画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逃避尘世困扰，摆脱功利羁绊的精神园圃，故而两者之间还是时时发生着某种形式上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明代文人画家沈周受南宗禅门画家法常禅画笔墨意趣的启迪，开创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全新画法，并从而导致了“青藤白阳”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便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法常初儒生，中年出家，在临安(今杭州)与日本僧人圆尔辨圆(圣一国师)同为破庵派长老无准师范的法嗣。性情豪爽，好饮，一日语伤权臣贾似道，避罪于越之丘氏家。法常天资敏慧，善画龙虎猿鹤、花木禽鸟、人物山水，笔墨萧散虚和，不拘法度，亦作泼墨山水，或用蔗渣草结，随笔点墨，意趣盎然。由于法常的画法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主体精神，摒弃了传统的造型原则，以至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每不为人们所接受，元人著述中多予恶评，如夏文彦《图绘宝鉴》即谓法常“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另外，《画继补遗》、《画史会要》等，也大多持此类看法。

         但是，法常的一些作品被其日本同学僧人圣一带到日本之后，却赢得极大的声誉。由法常所创作的《观音、猿、鹤》三连轴，现藏京都大德寺，被日本定为国宝。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在其所著的《水墨画》中称这三件作品“几乎整个征服了我的心灵”，法常本人则更是被称为日本的“画道大恩人”。而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法常作品的艺术成就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如明代的项元汴即谓法常“状物写生，迨出天巧，不惟肖似形貌，并得其意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相比之下，最早发现法常绘画中的真正价值和革命性意义者，则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法常水墨长卷《写生蔬果》上，有沈周的一则长跋，其文曰：

          余始工山水，间喜作花果、草虫，故所蓄古人之制甚多，率尺纸残墨，未有能兼之者。近见牧溪一卷于大匏庵吴公家……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回视黄筌、舜举之流，风斯下矣。且纸色莹洁，一幅三丈有咫，真宋物也。宜乎公之宝藏与欤。

 　　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卷非“宋画原迹”，而沈周的题跋却是真的，是“后来给人拆开移配在这个摹本”上的。由此可见，沈周对法常的画法的确非常赞赏，且受其甚深的影响。

  　 “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与《图绘宝鉴》待著述中对法常画风“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的概括完全相符。因此，法常的这一画法，无疑是沈周写意花鸟画的渊源之一。而又由于沈周乃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开创者，故而，亦可将法常视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启导者。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写意花鸟画并非自沈周始，如较沈周稍早的宫廷画家林良，“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巉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运笔遒上，有类草书”(《无声诗史》)，也无疑是写意的，但其剑拔弩张的风骨却并不属于文人画。另外，据相关史料记载，最早的写意画应出自北宋僧人仲仁之手，《图绘宝鉴》谓其：“以墨晕作梅花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可是，由于某种历史的偶然，他却并未能给沈周以直接的影响，而给沈周以直接影响的却是法常。

李苦禅先生的儿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齐白石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李燕先生在径山寺留下了墨宝云：“今有缘来至径山万寿禅寺，不禁念吾禅宗画大祖师法常（牧溪），法师曾在此宝刹与其师无准禅师学法。当时，有同门法嗣东瀛僧圆尔辩圆亦在此修行，于回国之际，法常绘赠其禅画一套，其中的观音菩萨，左为猿，右为鹤。其师无准禅师又赠其己身之画像，并亲留墨宝法卷于像。是年乃南宋元佑（西元1241年）。至今以上所及珍贵书画仍完好保存于京都之大德寺内。先父李公苦禅，年轻时因崇禅宗，不仅画名如是，亦曾题画上心出家僧，乃效先辈也。昔杨州画师金冬心与恩师齐白石皆曾于己画题心出家僧。此后禅画传灯乎？”

        李燕先生是感叹他们对径山文化的了如指掌；体会李苦禅苦禅二字的魅力。

        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认为：“山谷(黄庭坚)自谓因参禅而识画，此或为以禅论画之始。”中国古代的禅宗，本以印度的佛教为基底，但到了华夏之后，便很快与中国土著的道家庄学相“嫁接”，从而形成了一种“释迦其表，老庄其实”的新的哲学。这种由震旦文化和天竺文化交会融通而产生的新的哲学，给中国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翻开一部中国绘画发展史，随处可见禅家的活跃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画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禅家哲学的精神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