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清月现

王振波[①]

界格作为一种特有的印面划分形式出现于印章之中并非始于秦代，但其在秦印阶段发展到一个高峰，成为秦代印章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形式特征。

一、印章界格的由来

（一）秦之前玺印界格印式的分析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印章实物是那三方著名的“商代玺印”。（图1-3）。经过多年的真伪、时限、属性等方面的讨论，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定这是殷商时代的玺印了。于省吾、容庚诸家确认其为商代之物并进而试图破译其文。徐畅先生《商玺考证》在总结前贤之说的基础上，对上述三方铜玺作了更为深入的对照研究，力图破译三方铜玺的印文、考证其性质、具体时期及使用者的身份。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玺印的起源》[②]中及《中国书法》[③]杂志中后两次证实这三方绝非伪作，并得出商代晚期已有玺印的结论。在战国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 “连尹之玺”（图4）、“东武城攻师鈢”（图5）等这样带有界格印式的印章，只是此时界格印式没有普遍成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特征和主流印式。

（二）秦印选择界格印式的必然　

界格这种特殊印式本身所具有的文字审美特征、政治文化内涵、施用验证功能等多重属性，成为大秦帝国中央集权统治印证体系的首选。界格印式广泛施用于白文印章，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印章特征，并发展成为印章史上的一座高峰，成为印章史上断代的标致性符号。

1.秦篆文字的形体特征是界格有无的内在动因

历代的文字形体与实用印章有着极其密切的形态对应关系，文字的演变在某些方面影响和决定了古代实用印章的发展，影响了印面形式的变化。

战国时期，秦国地处关西，当时较之其他几国经济文化发展较慢，其文字形体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周的正体文字。唐张怀瓘《书断》云：“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皆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说：“秦篆简直，如《峄山》、《琅琊台》等碑是也。”秦篆文字从“增损大篆”中来，其“简直”的古文字构形更趋符号化，更少商周古文字的图案化。符号化更方便从审美角度来演绎秦篆的轴对称和上紧下松的外部特征。在印文上表现为圆转流畅，凡纵向笔画皆向下舒展，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笔半行横折下曳，如战国时期秦国印章“工师之印” （图6）。秦篆文字在横竖相交的转折处，全部化方形为圆弧，使得粗细相等的线条婉转流畅起来，产生流线型的“圆而通”的运动效果。

界格的出现较为合理的解决了秦印文字中上密下疏和文字所占空间不一的疏密矛盾。秦篆文字的圆肩婉转与印章方整的边栏及界格的组合，使印面更具艺术化，方圆兼济，疏密互补，方与圆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中非常重要的美学元素，界格与秦篆文字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了秦印特有的艺术特点。圆形的小篆字体和方正的界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符合美学特征的。

2.秦代政治、文化对印章规范化的要求是界格产生的外在动因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巩固完善了政治制度与政权机构，出于政权统治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的专制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印章作为官、私通行的凭信物均被直接纳入了统一规范管理。同文字一样，秦代印章制度已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官、私印制度：确立了秦代制作印章的标准书体，印材质地及形状、大小有明显规定，并以此来区分官吏的大小与等级。在秦代印章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之为“玺”，臣民的印章只能称之为“印”。“秦代官印的形制比较规范，尺寸一般都在 2.3厘米见方，白文，印面上有‘田’字界格，印文均为四字，采用小篆入印；秦官印中还有一种，其尺寸恰好是普通官印的一半，为2.4厘米×1.2厘米，亦是白文，印面有‘日’字界格，印文为两字（不包括重文），俗称‘半通印’”。[④]秦印借用横纵交错的界格形式使印面方正规矩、刚劲有力，尽显秩序严整之美，充分体现了秦王朝法纪严明，强大统一之风。“作为官印，它不仅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取信的凭据，同时，甚至在其形制，文字的多寡等方面无不体现统治者的思想与意志，无不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所有这些又贯串于中国古代印章发展的始终，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印发展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⑤]可见，秦印选择界格有着很浓厚的官方色彩。相对于官印，秦私印文字取用范围较大，则显得愈加生动活泼,如王驵（图7）、贾安（图8）、阎欧昫（图9）三方印章。。

3.封泥的防伪施用，是秦印选择界格的内在技术保证。

在纸张还没有出现之前，印章除了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之外另一重要用途是用印抑泥，封缄简牍、物品等，后人称之为“封泥”，亦称“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

“封泥”的特殊性质要求字迹清楚，线条完整，便于识读和检验，以防假冒和泄密。白文印章增加界格后，横纵直线使抑压在泥面上的文字轮廓更为清晰，印面文字更为聚拢团结，并增加了仿冒系数。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把带有界格的封泥“左乐丞印”（图10）与去掉界格的印式（图11）进行对比，去掉“田”字界格之后的封泥墨拓稿显得空旷、字与字之间“各自为政”，联系骤然下降，秦代印章的严整秩序之美荡然无存，同时降低了辨别真伪的系数。

二、秦印界格的必然和界格印式的淡化

（一）秦印界格产生的必然

界格印式在秦印中的广泛应用使得秦印在章法和艺术情趣上与战国玺印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界格的出现对于等级森严、整饬有序的秦印在确立章法格局、强调印面形状和秩序、突出印文体势等诸多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秦印选择界格即是历史文化环境的抉择，也是当时艺术审美情趣的选择，秦印之于界格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亦是审美追求的必然。

秦印“颤里典”（图12）[⑥]，由于三字相对平正，界格似乎多余，眼前的界格“ ”是古人选择后的结果。“颤”字笔画最多，但创作者并未格外施恩，屈居右上角约四分之一位置。正是由于此字的留密，使“里”、“典”二字因笔画少而形成的虚有了对比参照，使界格有了存在的价值。“典”字独占左边二字位置，利用本身的形体空上居下安排。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典”字第二横线和右边界格线的相连，可谓鬼斧神工不可及。使原本“ ”的界格变成了“田”字界格，立刻冲淡了三字印可能出现的不相称感。

秦私印“上官郢”（图13），三字三分格，每字各居一格之内，字划各有多少，格亦略有大小，这就使三分格避免单调。其在文字结构上更具变化：其一，根据分格形状而居；其二，从全印章法看，“人”形中心点，似为圆心，“人”字形其身竖直，两腿分开，感到非常平稳。构成圆中有方、不稳中寓稳；其三，在笔划变化上，是方圆并存，直弧相衬。这种直弧、方圆线的组合，产小一种圆熟与生辣的对比因素。三字如此和谐地聚集在一起界格功不可没。

半通印“李朝”（图14），通篇洋溢着轻松愉快、烂漫天真的气息。“日”型半通印中间横隔线的倾斜最耐人寻味。一来为上边“李”字争取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并显示出“李”字的端庄；二来挤压下边的“朝”字，必须作适应性的形的变化和势的支撑。最值得关注的是唯一未作倾斜的一条横直线，就是“朝”字左下“十”部的横线。此横线为“朝”字在倾斜中保持平衡、协调此印章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印章史上界格的淡化

在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在大篆基础之上进行完善，形成小篆这种官方正式文字的同时，民间也在悄悄地进行“文字变革”。小篆由于书写工整、字体修长、书写速度较慢，给日常书写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俗体”字，即草写篆书而来的“隶书”，史称“隶变”。“隶变”带来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即突破拘束的单调的细圆均匀绘画线条，而成为轻松活泼、任情恣肆、粗细不等的书写线条，表现出汉字结构特有的丰富姿态。文字形态由小篆的瘦长趋于扁方，线条也开始愈加圆中带方。

任何一种事物或意识形态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由秦印向汉印演变的过程亦不例外。秦印中一些工整之作如“旃郎厨丞”（图15）、“邦侯”，（图16）还有近年出土的大批秦封泥中的诸多工整作品，它们在细节上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汉印技法特征。汉代印章伊始仍是沿袭秦印旧制，西汉早期的印章部分还仍带有界格，但此时印中的界格已逐渐失去在秦印中所具有作用。如西汉早期印章“文帝行玺”（图17），文字仍还有部分作圆笔处理，但较之秦印文字更加趋于方正平直，秦印中那种自然活泼之趣也在逐渐减少。到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等各种制度都趋于定型，印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印文趋于方整，笔画趋于饱满。至西汉晚期，官私印均已具备性格强悍、特色鲜明的“汉印”格式，以浑厚典雅为主流的汉印风格逐渐形成，缪篆已成为其特有的入印文字。由于缪篆外轮廓的平正方直，外部空间结构趋于静态，界格的规范压缩功能接近于零，退出印章史的舞台就成为必然了。“界格的演变乃至退化主要还是因为入印文字的演变，界格的退化是与入印文字的有序化同步的”[⑦]。界格形式是古玺、秦印不规整印文与方形印面形式融合的依托，但不论是他们当中有界格的作品日趋方整还是一些超前的无界格作品，都在预示着脱去界格的明显趋势。

界格作为一种印式历经了千百年的流传和演变，发展至今已和最初的功能和形态有着太多不同。当今，界格已成为篆刻家们创作借鉴的一种元素，完全服务于篆刻家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之下。这是历史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