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清

 
 

    许多学者认为，这双眼睛最后还能眨动的那些时光，已经看不清人间的景色。证据是，14年前，这双眼睛已经得了退化性白内障，一度濒临失明。3年前，这双眼睛经历了两次手术——先是得了黄视症，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泛黄的；随后，上帝恶作剧似的，让这双眼睛患了紫视症，看见的世间万物都被紫色渲染。所以，最后闭上之前，这双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颜色，没人能知道了。
    这双眼睛闭上这一年是1926年，世界艺术正进入一个狂欢时代。这一年，马格利特快要完成他的《受威胁的凶手》，全面体现他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亨利·摩尔开始以墨西哥玛雅文化中托尔特克神庙大门口的雨神雕像为原型，创作《斜倚的人体》；伟大的毕加索于10年前结束了自己的立体主义时期，开始尝试超现实主义；亨利·马蒂斯早在20年前就玩腻了他的野兽派风骨，正把他的不朽才能推广到雕塑、壁画、插图和版画方面。
    那是个伟大的年头，20世纪只过去了四分之一，但艺术家已经树起了他们的旗帜：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地表现“他们的所见”。他们几乎全都反对研究自然形象。大多数批评家已经相信了这一点：唯有最彻底地摆脱传统，才能带来进步。

 

    但在这双眼睛初次看见世界的年头，却并非如此。那是1840年，这双眼睛初次看见巴黎的天空。那一年，德国画家帕斯卡尔·弗雷德里希谢世。而此前3年，英国史上最好的风景画家之一约翰·康斯特布尔过世，与他齐名的威廉·透纳则在公众的一片不理解声中，认真地画雨水、蒸汽和雾霭，并谋划去瑞士风景佳妙处，作他钟爱的水彩画。在法国，伟大的让-奥古斯特·安格尔已经完成了新古典主义的丰碑，正在广纳门徒，营造学院派美术的壁垒；而“浪漫主义狮子”欧仁·德拉克洛瓦则在狂飙突进，画完了《肖邦像》和《乔治·桑像》，他已经完成了《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他正在竭尽全力嘲笑安格尔的“线条即是一切”，一边在他的画里任笔触挥洒如长发，一边怒吼“色彩即线条！”
    在1840年至1926年这漫长的86年间，这双眼睛见识了多少事呢？无人能够真正得知。能够用来做证据的，是这双眼睛曾经端详过的一些画、一些风景。这双眼睛曾看着一双手涂满了无数画布，最后在角落里署名，这双眼睛的主人的就是奥斯卡-克劳德·莫奈。

    户外写生

    1863年底，莫奈和巴齐耶跑去了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画那里的橡树和石头。他几乎从此抛弃了画室，日日在此流连。不久，雷诺阿和西斯莱作别了格莱尔画室，跑来与他俩扎堆儿。马奈的成功给了他们信心：不必去在意细部、阴影、对比，用快速的笔触，在户外完成一切。
    对莫奈来说，他的问题已非铅笔、水彩、色粉的选择，他也不愿意在户外画出草图，再跑回画室进行加工。他接受了容金德的指导，重新看清了世界的色彩；他一直被布丹鼓励，说“当场完成的画最有力量”。而他走得更远：
    他要急速地表现自然的某个瞬间，离开画室那些明暗遮挡的光线，带着小幅画布和油彩管，来到阳光下画画。只要当场完成，哪怕如马奈那样，承受“这幅画没画完吧”的质疑。莫奈不相信一切既定规则。他学习了库尔贝、柯罗、布丹、容金德，但又不全然相信他们。他最后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眼睛。“依据个人的印象，而非借用普遍感受的规则，来完成绘画。”

 

    1861年，他完成了《画室一角》，那是幅精致和谐的油画。18 6 2年，《猎人的勋章》让他对色彩的和谐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但他没有到此为止，他需要更多的户外光线。他在自然里行走，看见橡树、行云、河水与风，以及无时无刻不让他目眩的阳光。这些不是安格尔一派要求“去美化现实”的事物，而是户外阳光制造的完美景色。他信心十足：“一个人能够画出他所见到和了解的东西，靠观察和思考来活下去。”因为，一如他对巴齐耶感叹的：“我每天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美丽东西。”
    那时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吉卜赛人似的，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却很有布尔乔亚情调，虽然穷困，却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花边袖子，装金纽扣！”在他们的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只吃两样东西度日：一是四季豆，二是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够跟朋友们骗些饭局。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两人都会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灌香贝坦红葡萄酒，把别人家存粮吃罢，才兴高采烈地离去——雷诺阿后来对他的女儿说：
    “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

    莫奈和他的那个花园

    印象派那一代人，大多在20世纪到来前后，被召唤进了时间的黑暗中。卡耶博特、西斯莱、毕沙罗、凡·高、高更、塞尚——他们倒在了19世纪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前6年。他们大多没来得及品味20世纪，没来得及亲眼看见这风起云涌的岁月：流派和主义在20世纪的前10年纷至沓来。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马蒂斯的野兽派；高更至死都爱着他的荒岛；抽象、表现各类主义在一路抽芽；曾经是新人的修拉已成为过去式。
    实际上，20世纪的艺术家们，经过19世纪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叛逆后，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莫知所从。19世纪的造反者们——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然后是莫奈和雷诺阿——打算把古典程式全部清除出去，当障碍被一一排除后，印象主义者的确做到了，可以把视觉所见准确地绘在了画布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西方整个传统的抛弃。凡·高、高更和塞尚们，所做的就是这个：20世纪的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独创性。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复习大师的技艺了，他们得不断创造新的主义。实际上，离20世纪还有10年就逝世的凡·高，早就明白了这点。后来的一代画家，不是不会画“正确的肖像”，只是：
    “我夸张头发的金黄色，我用橘黄、铬黄、柠檬黄，而在头部的后面，不画房间的普通墙壁，我画无限（theinfinite）。我用调色板所能调出的最强烈、最浓艳的蓝色画了一个单纯的背景。金黄色放光的头衬着强烈的蓝色背景，神秘得好像碧空中的一颗明星。哎呀，我亲爱的朋友，公众只能认为这一夸张手法是漫画，然而那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命运的玩笑。莫奈们那些“尽力还原眼睛所见一切”、“抛弃一切已有技巧”的画作，曾影响了凡·高；但凡·高们走得更远后，就不再以“还原所见”为宗旨了。莫奈们战斗的矛移交给了后代，但后代并不全盘照搬——或者说，后代承袭的，仅仅是莫奈们不朽的精神。
    也许印象派最伟大的胜利，是制造了这么一个不朽的例子：再怎么遭受非议的艺术家，某天都可能获得尊崇。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那漫长残酷的战争，那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有些人没能挺下来，比如年未四旬就过世的凡·高、在普法战争里死去的巴齐耶。但是20世纪到来时，莫奈、雷诺阿、毕沙罗、马奈，这些曾经被当作妖怪、叛徒、流氓、骗子的人物，都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莫奈和雷诺阿是幸运的，他们活得足够长，他们来得及在活着时就享受胜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成为经典画家，他们的作品被政府买下，或被收藏家追逐。这未必能弥补他们早年所受的贫穷和冷遇，但当初以“高贵的画风”、“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攻击过他们的人们，到此时终于可以闭嘴了——经典美术的陈腐俗套被他们彻底推倒。这件事永远改变了批评家和艺术家们的地位对比，评论家们的威信遭到损害，再未恢复。所有艺术革命家自此都会把莫奈们的斗争当作传奇，每当公众对他们的革新手法有异议，他们就可以来一句“当年莫奈和雷诺阿也是这么被批评的”，然后可以很自傲地坚持下去，而且相信，时间会将应得的冠冕还给他们。
    就像莫奈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时间把应得的冠冕还给了他。

 

    我们足够幸运的是，世上有过奥斯卡-克劳德·莫奈那么一双独一无二的眼睛。这双眼睛无法判定历史的反复无常，无法判定舆论的朝令夕改，无法判定他的名字会在多年之后，被评论家、心怀大志的青年画家和收藏家们如何评论，但这双眼睛如此敏锐地占有了那个时代所看到的一切：诺曼底的海、卡米耶、阿让特伊、塞纳河、吉维尼、伦敦、威尼斯、荷兰的赞丹镇、他的船、他的麦垛、鲁昂的教堂、花园、拱桥和睡莲，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他看到了，并用他的大笔点石成金，给这一切赋予了灵魂。于是在他死后，19世纪的阳光和灵魂，依然透过那双捕获一切、唤醒一切的眼睛，活在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