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海棠

　
      关于婚姻的心灵鸡汤都一再强调，持续不断地改造男人，把男人打造成适合自己的模型是家庭幸福的基石。

　　真正的已婚妇女大多对此嗤之以鼻：如果婚前的热情都改造不了男人，更别指望婚后的琐碎与现实去化腐朽为神奇。

　　可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第一家庭”，妻子不仅重塑了丈夫的性格和脾气，更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丈夫转而信仰基督教，这种改造不单是日常生活，甚至渗透到宗教信仰，如此彻底的精神革命，让至今仍在婚姻的北冰洋上颠簸的女人们望尘莫及。

　　十一年后的1924年，当冰心来到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就读时，经常听到美国老师们自豪地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
  

　　十一岁时，她便跟随十五岁的二姐宋庆龄到美国留学，1912年进入了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那时，她扎着乌黑的辫子，住在著名的塔院，每天穿过树林和草丛来到主校区，眼前是碧波荡漾的慰冰湖（WabanLake）。

　　四年间，她主修英国文学，兼修哲学，选修法语、音乐、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辩论术，还在佛蒙特大学选修过教育学，她成绩优异，热爱体育，几乎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典范。
 

 

　　美国的十年求学对她影响极大。

　　首先，她能讲一口流利而优雅的南方口音英语，比她的两个姐姐更熟悉美国的习惯和方言；其次，她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对中西方文化了解更深，演讲、交际等能力也得到巨大提升，为她日后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便利；第三，生活与观念更西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盘美国化”了。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文章里，她为现代中国女性，尤其是她自己，描绘了清晰的自画像。

　　从1917年到1927年归国的十年间，上海名媛宋美龄一直待字闺中，尽管有过与刘纪文若有若无的婚约，她却一直未下决心。两位姐姐，一位嫁给了孔子75代玄孙、山西首富孔祥熙，一位嫁给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姐妹们的际遇以及美国式教育足以吊高她对未来夫婿和生活的期望值。

　　宋家姐妹有晚婚的传统。

　　宋霭龄二十五岁结婚，宋美龄三十岁出嫁，即使二十二岁追随孙中山的宋庆龄也比当时十七八岁就当妈的女子推迟结婚多年。
 

 

　　千万不要小看年龄的作用，女人不同年龄段对男人和生活的选择截然不同。

　　十五岁的女孩心仪的对象是班里品学兼优的班长，或者高年级善投三分球的体育委员；二十岁的姑娘则对那个送自己999朵玫瑰的高帅富毫无免疫力；三十岁的女子，更关心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契合度，她们深知，选择一个男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婚姻对女人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塑功能；而四十岁的女性早已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少年夫妻老来伴有着或多或少的认可，头疼脑热时候的一杯热水，显然比一朵玫瑰更能打动她们。

　　放眼世界，亲爱的沃利斯让爱德华八世心甘情愿放弃王位时已年过四十；二十九岁的凯特击败至少六名前女友，成为小她一岁的威廉王子最终的新娘；丁健在开普敦和三十七岁的许戈辉重组了家庭；杰奎琳肯尼迪改嫁希腊船王欧纳西斯时也是三十九岁高龄。

　　掌控婚姻主动权的励志姐从来都不是小女孩，人生的风向标也总是把握在熟女手中。

　　所以，直到蒋介石的出现，三十岁的宋三小姐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1934年，婚后第七年，她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中部分吐露了隐藏的抱负和对婚姻的选择。

　　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她不经意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她不仅期望过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像自己描绘的那样，做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能量。

　　而嫁给他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这是在复杂而动荡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最渴慕的生活选择。

　　于是，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很多人说，这桩婚姻是宋霭龄牵线搭桥，蒋介石刻意逢迎，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也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她婚姻的真相，她微笑着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虽然，两人的结合既有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和推动，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待嫁的宋美龄手中。

　　一个对自己和生活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女子，怎么会听由旁人摆布？

　　选择了婚姻，接下来便着手按照期望值打造丈夫。

　　她的规划有条不紊。

　　首先，她需要确立自己唯一的合法妻子地位。

　　王者之师向来名正言顺，于是，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从此，她成为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蒋夫人。

　　第二，描绘并兑现愿景，结成牢固的事业夫妻档。

　　中原大战爆发后“中央政府”缺钱，蒋介石找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筹钱被拒绝，她便亲自游说。

　　她来到亲哥哥面前，把房产和珠宝拿出来作抵押，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蒋介石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

　　西安事变中，她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救夫。

　　登上“美龄号”专机前，她把手枪交给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有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的行动，你可以立刻把我枪杀掉。”

　　在四十六年的婚姻中，她倾尽全力做他的绿叶，她的八面玲珑和善于交友，成为民国政府最好的糅合剂与“统战部长”。

　　第三，促成他改信基督教，在事业共识的同时达成精神共识。

　　宗教信仰向来是原则问题，绝不是你为佛祖烧香我替上帝祈祷那么简单，不同的宗教信仰派生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仅异教徒夫妻很难和谐，多少人类的战争起源于宗教的差异。

　　难道基督教比佛教先进？当然不是。

　　抛开她的西化背景，基督教教义显然更适合“第一家庭”，基督教信奉一夫一妻、平等互爱、相互扶助，这显然比当时东方盛行的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更能够维护女性权益。

　　他在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倾吐对她的款款深情，比如“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字里行间的体谅、支持、疼惜，毫无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充满了爱与平等的罗曼蒂克。

　　再者，信仰不同，他怎能获得英美同盟的真正认可？
 

 

　　有人质疑他们之间的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能够高于半个世纪同生共死的陪伴？什么爱情能够强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什么爱情能够超越对相同利益的守护？什么爱情能够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

　　西安事变时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书中叮嘱：“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如果这都不算爱，真是再找不出更感天动地的爱情宣言了。

　　婚姻是成人的契约，缔约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所需、所得、所付、所弃是基础。

　　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彼此看透、重新评价对方的过程。当两性的神秘与成长的青涩褪去，当爱上爱情本身的时光溜走，当两个人无限靠近坦然裸裎相对时，彼此的爱是否依然存在或浓烈，取决于双方内心真正默契的程度，取决于双方智慧是否势均力敌。

　　她的人生最大的幸运在于认清了自己，并且选对了婚姻，为自己赢得了最适合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的优点被打上光化好妆，缺点却被巧妙的遮蔽，最难得的是，她智慧又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丈夫。

　　而大多数女人，最难的，往往是获得丈夫的欣赏。

　　改造男人可行吗？总得有说服他们愿意接受改造的理由吧，不管这理由是爱情、家世、财富、理想、智慧还是同生共死的担当。

　　1949年5月，他大势已去，准备逃往台湾。

　　5月5日下午，他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这里是他当年与她结婚时的新居“爱庐”，临别前他要再看一眼，那时，她尚在美国，不知归期。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无论何时，她始终在他心底。
 

 

　　治愈你：

　　所有的爱情，都基于欣赏，很难想象有人会爱上自己轻视的人。

　　在一场情感SPA中，相互的欣赏犹如滋润的底油，可以调入玫瑰、薰衣草、迷迭香、罗勒、茶树、佛手柑等不同的单方精油，散发各异的香气，糅合不同的疗效，犹如一场心灵的融合、接纳与改造。

　　真正爱你的那个人，从来无需处心积虑地讨好，哪怕他英俊无双、学霸宇宙、富可敌国、权倾天下。

　　一个女子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按照流行的样式包装，揣测他的口味改造，然后打包送上门去，巴望着别人珍惜自己。你一定要明白，你不是礼物，做你自己，清楚了解“我”的爱憎和优势，不要盲目地迁就别人，最后被人家说：没有个性，不喜欢。

　　所以，宋美龄没有成为糟糠，而是做了“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