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贫富差距与抑制通胀的悖论
天下杂侃
缩小贫富差距与抑制通胀的悖论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假定一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不变或稳定，则该国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应该等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当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时，就意味着该国出现了超额货币供给。大量超额货币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通胀或通胀压力。但是，中国从2000-2010年的M2平均增速超过18%，GDP增速在10%左右，但CPI平均涨幅约为2.5%，没有引发严重通胀。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1993年把这种大量超额货币供给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即货币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其实，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角度看，是容易解释“货币之谜”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量化中国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证据，则可以从2003年4月开始发行央行票据来估算货币创造的量：至2010年末，大规模对冲操作持续八年，对冲率(存款准备金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约为75%-80%，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巨额流动性导致主要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如房地产、黄金、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其中大类资产如房价从2000年至今上涨了五倍以上，黄金涨幅也在五倍左右，原油价格上涨了三倍多；而小类资产如珠宝玉器、古玩书画等涨幅更大，这是因为超发的货币都去追逐稀缺性资产，从而也导致了资产泡沫。
因此，过去10年中国的超发货币实际上是通过资产价格的膨胀所吸纳，对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影响不大，如猪肉价格2000-2010年的10年间大约上涨了1.1倍左右，因为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产能在过去10年中大幅增加，供给过剩抑制了物价上涨；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低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从城乡收入差距看，从2000年的2.8倍提升至2010年的3.3倍，而贫富差距则拉得很大。
据说2011年深圳保姆缺口达15万，而一年以来保姆工资的涨幅达到50%左右，是所有行业中涨幅最大的。实际上保姆工资的大幅上涨，是因为低端劳动力原先的工资偏低，而富裕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加与收入的大幅提升，刺激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最终抬高了家政服务的市场价格，并导致家政服务人员的短缺。而家政服务人员收入提高的同时，也拉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机会成本。据统计，年初至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20.1%，工资形成正从“生存成本定价”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定价”。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增长，拉高了务农人员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农产品成本的上涨。从逻辑上讲，不同品种的农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较高的，则涨幅更大。
随着城市地价快速上涨，拉动了城郊地价，并进一步传导至农业地价。此外，一些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大规模租地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价，从而抬高农产品生产成本，推升农产品价格。另外，如化肥、农机产品涨价等，也同样会推升农产品价格。
因此，本轮通胀的主要特征就是成本推动型的，其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通胀居高不下的主因，因为一方面它拉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增加了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家电等非食品的涨幅，如8月份猪肉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5%，远超CPI涨幅。
如果把2000年北京蔬菜批发市场部分蔬菜的年均价与2011年9月14日这些蔬菜价格作比较，发现过去11年土豆上涨了43%，大白菜上涨了84%，韭菜上涨了50%，西红柿上涨了20%，胡萝卜上涨了105%。在食品中，蔬菜价格的涨幅要小于肉禽类的涨幅，这与蔬菜不宜储存有关，因而蔬菜价格更能反映消费的供求关系及人工成本的变化，即便是小麦、玉米等相对适宜储存的，过去10年的涨幅也都不足一倍。
由于粮食、蔬菜价格在过去总体涨幅不大，这也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原因，将来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让农产品的价格涨上去。此外的手段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比例，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村人口，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见，缩小贫富差距与粮食、蔬菜价格的平稳之间存在悖论。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趋势已经形成，这就意味着今后的通胀压力会长期存在。
今年以来，中国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已经明显增加，说明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的时候，再不增加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会平稳将难以维持。而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自动调节收入结构的功能，使贫富差距趋于收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预计CPI的“补涨”过程还比较漫长，9月份CPI将在6%左右，11月份大约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还是会维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胀是货币总量投放过多引起的，但货币总量投放过多还导致通胀之外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若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多地干预价格，则非但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加重价格结构问题，导致资源的错配。
例如，对汇率的过多干预，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出口高增长，外资及热钱大量流入，从而使得基础货币的超量投放，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最终触发通胀。为了应对通胀，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抱怨，就不敢对老百姓生活关联度大的水电煤气价格实施涨价，导致发电企业不愿发电，人为导致电荒。同时，还通过进口农产品，如粮食、猪肉等来平抑国内物价，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的汇率、利率，还是商品领域中的部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价格被扭曲，各类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盘根错节，成为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
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诸多问题，只有市场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为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财税政策，用来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等。既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抑制通胀之间存在悖论，那么，就不应该采取人为调控物价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理顺金融和商品领域内的价格，该涨的就让它涨，该跌的就让它跌，只要在财政上给予中低收入群体相应的物价补贴，就可以来弥补通胀对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损失。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采取过物价补贴和对存款和购买国债实行保值贴补等人性化的举措，现在应该更有能力实施了，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速和规模比过去高很多。今年财政收入预期超过10万亿，拿出其中的2%来作为对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物价补贴，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抵消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了。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假定一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不变或稳定，则该国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应该等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当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时，就意味着该国出现了超额货币供给。大量超额货币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通胀或通胀压力。但是，中国从2000-2010年的M2平均增速超过18%，GDP增速在10%左右，但CPI平均涨幅约为2.5%，没有引发严重通胀。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1993年把这种大量超额货币供给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即货币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其实，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角度看，是容易解释“货币之谜”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量化中国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证据，则可以从2003年4月开始发行央行票据来估算货币创造的量：至2010年末，大规模对冲操作持续八年，对冲率(存款准备金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约为75%-80%，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巨额流动性导致主要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如房地产、黄金、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其中大类资产如房价从2000年至今上涨了五倍以上，黄金涨幅也在五倍左右，原油价格上涨了三倍多；而小类资产如珠宝玉器、古玩书画等涨幅更大，这是因为超发的货币都去追逐稀缺性资产，从而也导致了资产泡沫。
因此，过去10年中国的超发货币实际上是通过资产价格的膨胀所吸纳，对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影响不大，如猪肉价格2000-2010年的10年间大约上涨了1.1倍左右，因为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产能在过去10年中大幅增加，供给过剩抑制了物价上涨；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低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从城乡收入差距看，从2000年的2.8倍提升至2010年的3.3倍，而贫富差距则拉得很大。
据说2011年深圳保姆缺口达15万，而一年以来保姆工资的涨幅达到50%左右，是所有行业中涨幅最大的。实际上保姆工资的大幅上涨，是因为低端劳动力原先的工资偏低，而富裕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加与收入的大幅提升，刺激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最终抬高了家政服务的市场价格，并导致家政服务人员的短缺。而家政服务人员收入提高的同时，也拉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机会成本。据统计，年初至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20.1%，工资形成正从“生存成本定价”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定价”。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增长，拉高了务农人员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农产品成本的上涨。从逻辑上讲，不同品种的农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较高的，则涨幅更大。
随着城市地价快速上涨，拉动了城郊地价，并进一步传导至农业地价。此外，一些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大规模租地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价，从而抬高农产品生产成本，推升农产品价格。另外，如化肥、农机产品涨价等，也同样会推升农产品价格。
因此，本轮通胀的主要特征就是成本推动型的，其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通胀居高不下的主因，因为一方面它拉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增加了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家电等非食品的涨幅，如8月份猪肉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5%，远超CPI涨幅。
如果把2000年北京蔬菜批发市场部分蔬菜的年均价与2011年9月14日这些蔬菜价格作比较，发现过去11年土豆上涨了43%，大白菜上涨了84%，韭菜上涨了50%，西红柿上涨了20%，胡萝卜上涨了105%。在食品中，蔬菜价格的涨幅要小于肉禽类的涨幅，这与蔬菜不宜储存有关，因而蔬菜价格更能反映消费的供求关系及人工成本的变化，即便是小麦、玉米等相对适宜储存的，过去10年的涨幅也都不足一倍。
由于粮食、蔬菜价格在过去总体涨幅不大，这也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原因，将来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让农产品的价格涨上去。此外的手段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比例，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村人口，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见，缩小贫富差距与粮食、蔬菜价格的平稳之间存在悖论。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趋势已经形成，这就意味着今后的通胀压力会长期存在。
今年以来，中国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已经明显增加，说明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的时候，再不增加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会平稳将难以维持。而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自动调节收入结构的功能，使贫富差距趋于收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预计CPI的“补涨”过程还比较漫长，9月份CPI将在6%左右，11月份大约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还是会维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胀是货币总量投放过多引起的，但货币总量投放过多还导致通胀之外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若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多地干预价格，则非但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加重价格结构问题，导致资源的错配。
例如，对汇率的过多干预，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出口高增长，外资及热钱大量流入，从而使得基础货币的超量投放，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最终触发通胀。为了应对通胀，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抱怨，就不敢对老百姓生活关联度大的水电煤气价格实施涨价，导致发电企业不愿发电，人为导致电荒。同时，还通过进口农产品，如粮食、猪肉等来平抑国内物价，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的汇率、利率，还是商品领域中的部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价格被扭曲，各类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盘根错节，成为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
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诸多问题，只有市场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为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财税政策，用来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等。既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抑制通胀之间存在悖论，那么，就不应该采取人为调控物价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理顺金融和商品领域内的价格，该涨的就让它涨，该跌的就让它跌，只要在财政上给予中低收入群体相应的物价补贴，就可以来弥补通胀对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损失。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采取过物价补贴和对存款和购买国债实行保值贴补等人性化的举措，现在应该更有能力实施了，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速和规模比过去高很多。今年财政收入预期超过10万亿，拿出其中的2%来作为对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物价补贴，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抵消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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