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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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梦芙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诗词作者多达一百数十万以上，在作品数量上可以说远越前古（1992年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十万余首，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相加的总量），但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真正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不到万分之一，繁荣兴盛的表象掩盖着深重的弊端，有待清源正本。主要问题是：
一、“老干体”的泛滥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误区
“老干体”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1]，主要指各级政府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官员，也包括有别于普通工人身份的工作人员，如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离退休的老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大多数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并入党，历经战争与频繁的政治运动，思想方面接受的是从“左”倾到极“左”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长期鄙视知识、批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不可能大量地学习古典诗词，做到充分切实的继承。平心而论，在诗词复兴的过程中，老干部们积极呼吁，募求经费，成立组织，创办刊物，确实大有贡献，也不乏开明有识之士。然而老干部退休时已到晚年，精力衰减，喜爱诗词却为格律所困；因文化根基浅薄，甚难读懂典雅高深之作，所谓“声韵改革”和“大众化、通俗化”便呼声四起，行之于写作实践，便形成“老干体”。这类诗词充斥于各种期刊，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鼓吹升平，或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对历史和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形式上往往平仄错谬，音韵混乱，语言直白乃至粗俗不堪；风格上千人一面，毫无个性。老干部中有一些勤于读书思考者能写出好诗，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没。而官僚习气极重、头脑极“左”的人，更是自以为永远正确，容不得半点批评，动辄指责继承风雅之士为“复古守旧”、“脱离人民，违背时代”。老干部们大多尊奉毛泽东诗词为典范，称之为“当代诗词的最高峰”，但缺乏毛泽东的学养与才气，学不到毛诗的艺术精华，制造的是成堆的赝品。由此产生的“大众化、通俗化”理论，将广大诗词爱好者引入误区，迷失诗词发展的方向，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的剖析。
诗词本来就是精英文化，是历代知识人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是诗词的鲜明特色。诗词体式繁多，格律谨严，艺术风格变化万千，但诗词语言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典雅”二字。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诗词，如同中华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在世界文学殿堂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而用浅白通俗的语言，只是诗词写作的方式之一，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诗人奉为准则，更不可以此否定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产生的无数“雅化”的诗词。
以唐诗为例，李白最有份量、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是《古风五十九首》、《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五、七古大篇；杜甫则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丹青引》等大量五、七言古体和七律《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这一类诗境界之深广，决不是“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的绝句所能企及。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长恨歌》，也绝非“老妪能解”，“能解”的前提应该是这位老妪达到当今博士生的水平。宋词中大家名手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其词集中力作大多品位高雅，艺术精美，难于“通俗”。就连当今众所推崇的毛泽东诗词，也非“通俗”二字就能定性，如果人人一读就懂，也用不着专家们注释、评析，版本不下数十种之多了。鲁迅，聂绀弩诗中同样使用大量典故，不是“大众化”之诗。
隶事用典，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运用恰当，使诗词的韵味丰厚，意境深远，这是诗词高度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称“典雅”。此外多用传统的文言词藻，结合曲折含蓄的创作方式，表现文人学者特有的思想情致，也使诗词趋于雅化。而读书太少的人，一遇用典较多之诗，便觉处处障目，其实在饱学之士眼里，并非“晦涩深奥”。这种情况，在接受美学上叫“不合形式性”：“当读者不具备足以观赏作品的特定形式这份素养时，必然地，他也就消化不了这作品，于是作品也就不能变成他的审美对象；相应地，面对此作品，他也就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显然，此‘隔’之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用现代语写作，拥有极多的读者，但其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纯用典雅的文言，缺乏相当素养的读者就难于通解。读者只能惭愧自己知识的不足，决不可以《围城》之“俗”贬低《管锥编》、《谈艺录》之雅。
诗人作诗，是凭着自己的审美旨趣，在诗中表现个性，而不是首先考虑读者素养如何，能否看懂作品，再去迎合、取悦于读者。如果读者在难以欣赏典雅深奥之作时，不是扪心自问为何不懂，不是老老实实地读书补课或虚心向行家请教，却以傲慢的态度横加指责，殊不知自己已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便借“大众”之名来压制诗人，要求诗人“大众化”，实质上是“强人从我”，强迫诗人服从“我”的主张，降低到“我”的水平，这是一种霸主心态的表现。一个刚刚学会写几句诗的人批评高才博学的诗词大家之作“难懂”，应该“通俗化”，如同初中生指责清华、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不宜学术高深一样，这是极为荒谬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要求诗词“大众化”，“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实际上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文化素质必然会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下里巴人”的水平上。而高喊“大众化”者却把“人民大众”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永远保持着旧时代“不识字、无文化”的特征，不能“与时俱进”。“人民大众”似乎成了一位不思上进、懒惰骄横、只知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一味指挥诗人为他“服务”，为他“歌唱”。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愚民策略，根本不是什么“辩证法”、“唯物主义”。
老诗人童明伦先生说：“别有一种奇谈怪论，就是高喊诗词大众化、通俗化，必须‘化’到全用口语，人人都解，要使诗词语言和口语完全一致。殊不知言（口语）和文（文章）之间，文和诗之间，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提高，表现方式的不同，其区别显然易见。……不重视提高的所谓‘普及’，势必让高水平的文艺降低标准去迁就和适应低水平。照此逻辑推论，在方今全国文盲大量存在，普及教育仅及九年，大、中学生文史知识极度浅薄的情况下，不应该积极着手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美学欣赏水平，而抛弃本已较高雅的东西，使之沦为低俗，由乔木返幽谷，化兰芷为草蔓。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甚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这类‘左’的理论正如要强迫教授下工地抬石头，要专家住牛棚学种田一样荒诞无稽，哪里还谈得到什么社会进步！”
童先生的批驳，淋漓痛快，针针见血。笔者还要沿波讨源，作进一步的剖析。诗词“大众化”的理论，颠倒了提高与普及、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其根源在于近百年来的暴力革命和盛行一时的民粹主义。“1870年代，俄罗斯兴起一股称为‘民粹主义’（Populism）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夫斯基为代表，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与普罗大众结合，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民粹派推崇民间、崇尚底层，却自居‘人民的精粹’，自命代表了底层民众，以整体性的宏大词汇，如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的名义，压抑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标榜的‘人民’，只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于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只是一部庞大机器的小零件，无足轻重”。在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结合西方民主、平等学说，其特点一是仇富，要求经济分配绝对平均；二是反智，认定一切知识精英都是堕落、腐败而不道德，进步的原动力只存在于民间底层。民众天生就是纯洁、善良，没有任何污染，因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应该凌驾于知识精英之上。如果说在旧时代，民粹派痛恨为富不仁者，尚有一定的正义因素，但到了革命胜利后依然是这种“劫富济贫”的心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国家不可能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已有许多惨痛的教训。至于在知识文化、思想学术方面，民粹派的反智已无理性可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乏知识精英，不可能有文明进步，更不可能自强自立于世界大国之林。天地之间万物本来就参差不齐，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同样有贤与不肖、智与愚的差别，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把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一齐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所谓“平等”，其真实含义是“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而民粹派常常打出“民主”和“平等”的旗号，有意混淆概念，以形式上的平等抹煞实质上的差异，不是“见贤思齐”、“选贤与能”，而是不分高低、不问是非的一刀切，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智识平庸道德低下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工蚁社会，人类文明将停滞不前，退化到原始阶段。
知识精英的使命是创造文化、护持文化，对一般民众施行教化，对统治者的不仁不义和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今知识精英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古代士大夫诗人从来就不乏对民众的同情心，屈原、杜甫、白居易堪为范例。如前文所述，现当代的知识分子诗人已是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有权力的官员，不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而是自觉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在诗中表达民众的悲怨，向权贵抗争。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代表社会的良知，不需要官僚们教导“走向大众”，自能为民众呼号，伸张正义。从人性的角度观察，民众固然拥有勤劳、朴实、善良、坚韧等美德，但民间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存在自私、奸诈、残忍、贪婪，同样需要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阿Q便是民众中愚昧的典型。如果没有道德的教化、法律的制约，民间将成为一个盗贼横行、流氓遍地的黑社会，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精英应负起善为引导的责任。
中国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已从经济乃至肉体上消灭了贵族，当今的知识分子诗人不是亿万富翁，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富有，在诗中展现真善美的境界，这种权利，谁也无法剥夺。用典决非诗词的弊病，而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积累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诗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典实为“今典”，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诗词以文言为主，但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专集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可以吸收现代语汇，但在吸收过程中，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口语都可入诗。在名家诗词中，“通俗”只是作品风格的一种，不能涵括其总体风格。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以一种风格强行压制并取代另一种风格，这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民主的。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极少用典，未曾“雅化”，但大量“象征派”、“朦胧体”新诗，语言生硬晦涩，意象怪诞离奇，不要说人民大众难以卒读，就连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诗之难于通俗，不在于体裁之新旧及是否用典。即使是朦胧怪诞风格的新诗，在诗坛也还有一席之地，并未消亡，不断有人仿作。
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不同于庸俗，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要讲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同样需要深湛的学养和工力。满纸堆塞口号、趋时应景的“老干体”，是毫无诗味的庸俗，不能与诗家清新明畅之作相提并论。目前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水平普遍低下，“大众化”论者不是指导他们如何读书积学、提高修养，不是强调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却把使用口语新词、“声韵改革”作为当务之急，大加鼓吹，实为轻视继承，抹煞传统，属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写诗词，只能产生类似“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的品种，诗词名存而实亡矣！
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不停地向高层次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更需要高级文化的精神食粮，这就有赖于知识精英的创造，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担荷不起这样的重任，放眼千秋万国，莫不如此。然而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包括诗词在内的精英文化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沉晦无闻；“文革”后三十年来，虽努力重建文化工程，近年更在复兴国学，但仍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精英文化的建设则远远滞后，未曾形成独立的体系。其深层原因，“除了有关方面在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外，还与建国后用政治建设等同文化建设，把一切工作意识形态化，唯政治化思维泛滥的情况有关”；“唯政治化思维泛滥成灾的结果，极为严重地妨碍甚至扼杀精英文化的产生和成长”[4]。非独如此，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业气息弥漫全社会，加重了文化产品的功利性，使精英文化更添阻力。王元化先生指出：“通俗性、娱乐性文化如果在高层文化创造的文化空气、文化环境中生长，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倘使有助于人们素质提高的高层次文化日趋萎缩、衰落，就会形成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整个文化素质低下，道德趣味败坏”。余英时先生持类似的观点：“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则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中国已大踏步走上全球化的道路，要参与列强的竞争，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硬实力，更需要文化上的软实力，不得不重视精英文化，尽快纠正历史的错误。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中国也只有培育出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和学术大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诗词“通俗化、大众化”谬误甚多，广大诗词爱好者亟宜走出误区，继武先贤，取法乎上，诗词方能健康发展。
二、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匮乏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脱节
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革命”是贯穿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主旋律，1949年后更是蔑古意识充溢于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远比“五四”时期严厉。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古典诗词统统视之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之前的清末；现当代文学史只纪述新诗，没有旧体诗词的位置。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五四”至今已近百年，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因屡经战争和政治动乱，许多作品随着老一辈诗人的逝世或残毁或流散。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界到现在还没有哪一家机构对现当代诗词像古代诗词那样，从事全面的搜集和编纂工作。近三十年来，民间诗词社团或少数诗词作者编选出版了一些大型选本，但搜罗未广，以偏概全；或抉择不精，鱼目混珠，质量很难令人满意。老一辈名家的诗词别集也有所出版，但大量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未曾公开印行。诗词这种缺乏学术研究、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目前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以研究古代诗词为专业，但已丧失了老一辈学者兼擅创作的传统，甚至不通格律，其理论完全脱离现当代诗词的创作实际，流于象牙塔里的空谈，对创作起不到切实有力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不惜削足适履，歪曲本来面目。文学理论这种摈弃本民族审美思维的“失语症”，是百年来盲目崇洋、不断追逐新潮的结果，因而形成“殖民化”心态。在回归传统、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还是有人不断反对现当代诗词写入文学史，主张新诗向“欧化体”发展。
从京城到各省市的诗词团体，每年印行各种期刊，并举办多次研讨会，确实有大量论文；少数研究者也出版了理论方面的专著。但论文大多零散不成系统，流于漫谈随笔，学理精深、识见卓越之作极为罕见，更谈不上掌握近百年诗词发展脉络、建筑在大量文本基础之上的研究。有成就的诗人词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只是专力于创作，对学术理论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了当代诗词与古代诗词不同的状况：治学者不作诗，作诗者不论学，甚至诗人与学者互相藐视，分疆划界，老死不相往来，“知”（理论）与“行”（创作实践）不能合一，构不成交流切磋、良性互动的关系。兼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存在大量“禁区”，也使学术研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要改变上述状况，首先必须为现当代诗词“正名”，廓清“五四”以来蔑视传统的谬误观念，恢复并确立诗词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需要志同道合之士做基础性的工作，普查近百年诗词存世的文本，一一整理出版，同时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撰写理论专著和现当代诗词史。诗坛和学界必需消除壁垒，通力合作。总之，六十年来传统文化与文学断层已久，亟待弥补，研究现当代诗词的学术工作十分艰巨，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方可完成。
三、“声韵改革”之难以实行
所谓“声韵改革”，是指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取代旧有的平水韵，废除入声，合并韵部，放宽韵脚。北京和广东都编辑出版了新韵书，敦促诗词作者使用，创作“新韵诗词”。不能不说改革者用心良苦，目的是使广大诗词爱好者按统一的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定声定韵，尽快地掌握诗词格律。对此“改革”，笔者难以苟同，曾发表长篇论文提出商榷，这里不详加阐析，只列举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①“声韵改革”的要害在于废除入声，唐宋以来千年定型的近体诗和词的格律被打乱，用入声押韵的古体诗和大量词调不能使用。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平声，诗词的平仄律也随之变动，原有的平上去入只有平上去三声，变得单调乏味，只适宜用入声传达的情感也无从表现。改革的结果势必使后人难以学习、接受古典诗词的格律，斩断了诗词声韵的承传关系。
②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河南、山东等方言区都有入声，没有入声的省份，仅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及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写诗词主要是汉族人，海外华人华侨语音有入声的也占绝大多数。推广普通话并不等于消灭方言，在方言区生活、工作的人即使人人会说普通话，但实际上是用“双语”：交际时说普通话，在家乡、家庭中仍说方言，乡音难改，古今如此。上述有入声的方言区集中了汉族的大多数人口和知识人才，学习原有的诗词格律很容易，用普通话改造的格律反而增添困难。众所周知，用普通话读诗只是朗诵而非原汁原味的吟诵，正因为没有入声，读不出诗词特有的神韵和意境。
③近体诗的用韵和平仄律上承隋代陆法言的《切韵》，经历代音韵学家修订，形成平水韵系统（因山西平水人王文郁、刘渊所编韵书而得名）。平水韵源远流长，既保存了古韵，又兼顾南北各地的方言，不是根据一时一地的语音制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非存古无以继承传统，不通今难以开拓未来，两者不可偏废。由于平水韵不是以某一地区的方言为标准，因而全国诗人都能接受并使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命群臣编成《洪武正韵》，以当时的北方官话为标准，下令推行，结果归于无效。由此足见纵有政府的命令，但违反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此路必然不通。
④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是“书同文”而语不同音，在承传典籍、文化统一上有莫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疆域辽阔，各地语音多异，口头谈话往往难以通晓，但由于有了统一的文字，并不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诗词是用典雅精炼的书面语言写作、可供细细欣赏、吟味的案头文学，并非白话新诗或大鼓书、快板、数来宝之类的通俗表演文艺。格调高雅、韵味深永是诗词的突出特色，它的流传是靠文本而非某种官话。自诞生《诗经》的周代到清末，官方未曾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未妨碍古典诗歌的不断发展，能识汉字、有了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熟谙格律后就能作诗填词，日本、朝鲜、越南人都写过大量中规中矩的汉诗。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交际是一回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诗文创作又是一回事，二者并行不悖，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关系。今人写作诗词，着重点应是题材、内容、意境的更新；有兴趣用普通话去安排格律、另立新体者，尽有其自由，但旧有的规范和体式决不应该消灭。
⑤主张用普通话作诗词、改造格律者，说得最多的理由是青少年都已受普通话教育，如果学作诗词，需要重新识别入声字，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望而生畏，后继无人，诗词必然断代。其实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了解学诗的实际。如前文所述，古时只有“书同文”未曾“语同音”，为何诗词名家不断涌现？杜甫是河南人，辛弃疾是山东人，日常口语应该是“官话”，为何作诗填词能恪遵律法，熟谙入声？其原因便是读书万卷，继承了书面语言，兼以勤奋写作之故。常用的入声字只有几百个，写作时多查韵书，自然就能掌握。笔者的诗友如王蛰堪（天津人）、魏新河（河北人）、郑雪峰（辽宁人）、王震宇（辽宁人）、张树刚（辽宁人），皆为诗词高手，没有谁认为入声字造成写作困难。近年互联网上涌现许多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造诣精深者无不严守平水韵系统的格律，可见“入声字学诗甚难”云云，不足为据。
学诗之难，不在于格律，而在于学问的积累和思想境界的提高。要成为杰出的诗人词家，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诸如才华、品德、胆识、胸襟、学养、阅历、工力等等，不可或缺。学诗词者必须熟读历代名家名作，充分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丰富的辞汇与典故，在刻苦练习的过程中掌握诗词各种体式与格律，言志抒情、写景状物方可得心应手，逐渐升堂入室。继承的遗产越多，创新的力量就越大，历代名家无不是在博采英华的基础上创立风格，开拓境界。缺乏对前贤虔诚敬畏的心态和切实深入的继承，违背诗词艺术规律，大言“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创立一个新的文艺品种，往往要上百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四”以来借“革命”、“改革”之名，毁坏了多少珍贵的文物，使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再生！我赞成徐晋如的一段话：“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会去毁坏传统，反而应当敬畏和捍卫它。中国近百年来，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人们对于知识、对于文化传统再没有敬畏之心，这是当前浅学之士叫嚣‘声韵改革’的根本原因。我们旗帜鲜明地倡导严守平水韵的声韵系统，不仅是在捍卫一种文学范式，更是在捍卫知识的尊严”。面对千年智慧凝成的古典诗词，今人没读几本书就要超越古人，动辄“革新”，只能是一种狂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声韵改革”已经提倡二三十年了（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每次诗词研讨会都有人议此），也编出了几种新韵书，却极少有水平高的诗人词家去用新韵；有些人确实在尝试，但未曾见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当真是诗词高手顽固守旧吗？在思想开放的今天，谁不喜欢美好的新事物？其中道理，“改革”者宜深长思之！
语音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平水韵不仅仅是存在入声，有些字的读音与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标准音也有不同，而且各地方言与古音相较亦有差异，这当然是客观事实。诗词界对此多有讨论，一种意见便是本文不同意的用普通话定声定韵，废除入声，许多有造诣的诗词家也不认可，仍然坚持用平水韵。其中也有人认为平水韵韵目过严过细，容易束缚思路，可以用词韵代替诗韵。还有一种意见，是参照现代汉语重编韵书，将平水韵的韵目作适当的调整，或分或合，邻韵通用，但保留入声。还有人在写作实践中用韵颇宽，不遵平水韵而用本地方言（保留入声，不同于普通话，如四川诗人杨启宇，湖南、湖北、安徽、江浙的诗人亦如此，庚青蒸韵与真文侵诸韵通押，不分前后鼻音）。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诗词用韵“双轨并行”：即可用旧韵，也可用新韵，但在一首作品中，不能新旧混用，弄得非驴非马。不论用新韵还是用旧韵，都应严守格律的平仄要求。即使是新韵书在全国通行，也不能以此为由反对用平水韵者，一切存在的问题，让人们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笔者以为，重编韵书，兹事体大。仅靠一些诗词作者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请多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来参与此项工程。在编书之前，要在全国作普遍、深入的调查，研究各地方言的语音实际。比如弄清楚有入声的方言有多少种？各种方言又保存了哪些字的古音？待掌握大量的语音资料、统计出确切的数据之后，还应参考旧有的各种韵书，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斟酌古今，慎于去取，编出的韵书方具有科学性与使用价值。那种轻易废除入声，在短期内搞出一本普通话韵书来取代旧韵的做法，很难被人信服。“声韵改革”实为舍本逐末，对学习诗词和提高创作水平没有多少帮助，只是“改革”者一厢情愿的试验而已。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诗词作者多达一百数十万以上，在作品数量上可以说远越前古（1992年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十万余首，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相加的总量），但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真正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不到万分之一，繁荣兴盛的表象掩盖着深重的弊端，有待清源正本。主要问题是：
一、“老干体”的泛滥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误区
“老干体”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1]，主要指各级政府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官员，也包括有别于普通工人身份的工作人员，如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离退休的老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大多数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并入党，历经战争与频繁的政治运动，思想方面接受的是从“左”倾到极“左”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长期鄙视知识、批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不可能大量地学习古典诗词，做到充分切实的继承。平心而论，在诗词复兴的过程中，老干部们积极呼吁，募求经费，成立组织，创办刊物，确实大有贡献，也不乏开明有识之士。然而老干部退休时已到晚年，精力衰减，喜爱诗词却为格律所困；因文化根基浅薄，甚难读懂典雅高深之作，所谓“声韵改革”和“大众化、通俗化”便呼声四起，行之于写作实践，便形成“老干体”。这类诗词充斥于各种期刊，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鼓吹升平，或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对历史和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形式上往往平仄错谬，音韵混乱，语言直白乃至粗俗不堪；风格上千人一面，毫无个性。老干部中有一些勤于读书思考者能写出好诗，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没。而官僚习气极重、头脑极“左”的人，更是自以为永远正确，容不得半点批评，动辄指责继承风雅之士为“复古守旧”、“脱离人民，违背时代”。老干部们大多尊奉毛泽东诗词为典范，称之为“当代诗词的最高峰”，但缺乏毛泽东的学养与才气，学不到毛诗的艺术精华，制造的是成堆的赝品。由此产生的“大众化、通俗化”理论，将广大诗词爱好者引入误区，迷失诗词发展的方向，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的剖析。
诗词本来就是精英文化，是历代知识人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是诗词的鲜明特色。诗词体式繁多，格律谨严，艺术风格变化万千，但诗词语言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典雅”二字。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诗词，如同中华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在世界文学殿堂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而用浅白通俗的语言，只是诗词写作的方式之一，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诗人奉为准则，更不可以此否定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产生的无数“雅化”的诗词。
以唐诗为例，李白最有份量、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是《古风五十九首》、《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五、七古大篇；杜甫则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丹青引》等大量五、七言古体和七律《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这一类诗境界之深广，决不是“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的绝句所能企及。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长恨歌》，也绝非“老妪能解”，“能解”的前提应该是这位老妪达到当今博士生的水平。宋词中大家名手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其词集中力作大多品位高雅，艺术精美，难于“通俗”。就连当今众所推崇的毛泽东诗词，也非“通俗”二字就能定性，如果人人一读就懂，也用不着专家们注释、评析，版本不下数十种之多了。鲁迅，聂绀弩诗中同样使用大量典故，不是“大众化”之诗。
隶事用典，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运用恰当，使诗词的韵味丰厚，意境深远，这是诗词高度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称“典雅”。此外多用传统的文言词藻，结合曲折含蓄的创作方式，表现文人学者特有的思想情致，也使诗词趋于雅化。而读书太少的人，一遇用典较多之诗，便觉处处障目，其实在饱学之士眼里，并非“晦涩深奥”。这种情况，在接受美学上叫“不合形式性”：“当读者不具备足以观赏作品的特定形式这份素养时，必然地，他也就消化不了这作品，于是作品也就不能变成他的审美对象；相应地，面对此作品，他也就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显然，此‘隔’之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用现代语写作，拥有极多的读者，但其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纯用典雅的文言，缺乏相当素养的读者就难于通解。读者只能惭愧自己知识的不足，决不可以《围城》之“俗”贬低《管锥编》、《谈艺录》之雅。
诗人作诗，是凭着自己的审美旨趣，在诗中表现个性，而不是首先考虑读者素养如何，能否看懂作品，再去迎合、取悦于读者。如果读者在难以欣赏典雅深奥之作时，不是扪心自问为何不懂，不是老老实实地读书补课或虚心向行家请教，却以傲慢的态度横加指责，殊不知自己已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便借“大众”之名来压制诗人，要求诗人“大众化”，实质上是“强人从我”，强迫诗人服从“我”的主张，降低到“我”的水平，这是一种霸主心态的表现。一个刚刚学会写几句诗的人批评高才博学的诗词大家之作“难懂”，应该“通俗化”，如同初中生指责清华、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不宜学术高深一样，这是极为荒谬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要求诗词“大众化”，“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实际上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文化素质必然会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下里巴人”的水平上。而高喊“大众化”者却把“人民大众”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永远保持着旧时代“不识字、无文化”的特征，不能“与时俱进”。“人民大众”似乎成了一位不思上进、懒惰骄横、只知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一味指挥诗人为他“服务”，为他“歌唱”。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愚民策略，根本不是什么“辩证法”、“唯物主义”。
老诗人童明伦先生说：“别有一种奇谈怪论，就是高喊诗词大众化、通俗化，必须‘化’到全用口语，人人都解，要使诗词语言和口语完全一致。殊不知言（口语）和文（文章）之间，文和诗之间，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提高，表现方式的不同，其区别显然易见。……不重视提高的所谓‘普及’，势必让高水平的文艺降低标准去迁就和适应低水平。照此逻辑推论，在方今全国文盲大量存在，普及教育仅及九年，大、中学生文史知识极度浅薄的情况下，不应该积极着手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美学欣赏水平，而抛弃本已较高雅的东西，使之沦为低俗，由乔木返幽谷，化兰芷为草蔓。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甚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这类‘左’的理论正如要强迫教授下工地抬石头，要专家住牛棚学种田一样荒诞无稽，哪里还谈得到什么社会进步！”
童先生的批驳，淋漓痛快，针针见血。笔者还要沿波讨源，作进一步的剖析。诗词“大众化”的理论，颠倒了提高与普及、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其根源在于近百年来的暴力革命和盛行一时的民粹主义。“1870年代，俄罗斯兴起一股称为‘民粹主义’（Populism）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夫斯基为代表，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与普罗大众结合，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民粹派推崇民间、崇尚底层，却自居‘人民的精粹’，自命代表了底层民众，以整体性的宏大词汇，如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的名义，压抑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标榜的‘人民’，只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于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只是一部庞大机器的小零件，无足轻重”。在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结合西方民主、平等学说，其特点一是仇富，要求经济分配绝对平均；二是反智，认定一切知识精英都是堕落、腐败而不道德，进步的原动力只存在于民间底层。民众天生就是纯洁、善良，没有任何污染，因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应该凌驾于知识精英之上。如果说在旧时代，民粹派痛恨为富不仁者，尚有一定的正义因素，但到了革命胜利后依然是这种“劫富济贫”的心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国家不可能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已有许多惨痛的教训。至于在知识文化、思想学术方面，民粹派的反智已无理性可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乏知识精英，不可能有文明进步，更不可能自强自立于世界大国之林。天地之间万物本来就参差不齐，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同样有贤与不肖、智与愚的差别，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把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一齐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所谓“平等”，其真实含义是“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而民粹派常常打出“民主”和“平等”的旗号，有意混淆概念，以形式上的平等抹煞实质上的差异，不是“见贤思齐”、“选贤与能”，而是不分高低、不问是非的一刀切，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智识平庸道德低下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工蚁社会，人类文明将停滞不前，退化到原始阶段。
知识精英的使命是创造文化、护持文化，对一般民众施行教化，对统治者的不仁不义和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今知识精英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古代士大夫诗人从来就不乏对民众的同情心，屈原、杜甫、白居易堪为范例。如前文所述，现当代的知识分子诗人已是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有权力的官员，不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而是自觉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在诗中表达民众的悲怨，向权贵抗争。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代表社会的良知，不需要官僚们教导“走向大众”，自能为民众呼号，伸张正义。从人性的角度观察，民众固然拥有勤劳、朴实、善良、坚韧等美德，但民间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存在自私、奸诈、残忍、贪婪，同样需要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阿Q便是民众中愚昧的典型。如果没有道德的教化、法律的制约，民间将成为一个盗贼横行、流氓遍地的黑社会，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精英应负起善为引导的责任。
中国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已从经济乃至肉体上消灭了贵族，当今的知识分子诗人不是亿万富翁，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富有，在诗中展现真善美的境界，这种权利，谁也无法剥夺。用典决非诗词的弊病，而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积累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诗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典实为“今典”，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诗词以文言为主，但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专集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可以吸收现代语汇，但在吸收过程中，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口语都可入诗。在名家诗词中，“通俗”只是作品风格的一种，不能涵括其总体风格。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以一种风格强行压制并取代另一种风格，这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民主的。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极少用典，未曾“雅化”，但大量“象征派”、“朦胧体”新诗，语言生硬晦涩，意象怪诞离奇，不要说人民大众难以卒读，就连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诗之难于通俗，不在于体裁之新旧及是否用典。即使是朦胧怪诞风格的新诗，在诗坛也还有一席之地，并未消亡，不断有人仿作。
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不同于庸俗，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要讲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同样需要深湛的学养和工力。满纸堆塞口号、趋时应景的“老干体”，是毫无诗味的庸俗，不能与诗家清新明畅之作相提并论。目前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水平普遍低下，“大众化”论者不是指导他们如何读书积学、提高修养，不是强调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却把使用口语新词、“声韵改革”作为当务之急，大加鼓吹，实为轻视继承，抹煞传统，属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写诗词，只能产生类似“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的品种，诗词名存而实亡矣！
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不停地向高层次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更需要高级文化的精神食粮，这就有赖于知识精英的创造，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担荷不起这样的重任，放眼千秋万国，莫不如此。然而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包括诗词在内的精英文化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沉晦无闻；“文革”后三十年来，虽努力重建文化工程，近年更在复兴国学，但仍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精英文化的建设则远远滞后，未曾形成独立的体系。其深层原因，“除了有关方面在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外，还与建国后用政治建设等同文化建设，把一切工作意识形态化，唯政治化思维泛滥的情况有关”；“唯政治化思维泛滥成灾的结果，极为严重地妨碍甚至扼杀精英文化的产生和成长”[4]。非独如此，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业气息弥漫全社会，加重了文化产品的功利性，使精英文化更添阻力。王元化先生指出：“通俗性、娱乐性文化如果在高层文化创造的文化空气、文化环境中生长，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倘使有助于人们素质提高的高层次文化日趋萎缩、衰落，就会形成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整个文化素质低下，道德趣味败坏”。余英时先生持类似的观点：“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则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中国已大踏步走上全球化的道路，要参与列强的竞争，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硬实力，更需要文化上的软实力，不得不重视精英文化，尽快纠正历史的错误。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中国也只有培育出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和学术大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诗词“通俗化、大众化”谬误甚多，广大诗词爱好者亟宜走出误区，继武先贤，取法乎上，诗词方能健康发展。
二、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匮乏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脱节
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革命”是贯穿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主旋律，1949年后更是蔑古意识充溢于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远比“五四”时期严厉。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古典诗词统统视之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之前的清末；现当代文学史只纪述新诗，没有旧体诗词的位置。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五四”至今已近百年，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因屡经战争和政治动乱，许多作品随着老一辈诗人的逝世或残毁或流散。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界到现在还没有哪一家机构对现当代诗词像古代诗词那样，从事全面的搜集和编纂工作。近三十年来，民间诗词社团或少数诗词作者编选出版了一些大型选本，但搜罗未广，以偏概全；或抉择不精，鱼目混珠，质量很难令人满意。老一辈名家的诗词别集也有所出版，但大量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未曾公开印行。诗词这种缺乏学术研究、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目前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以研究古代诗词为专业，但已丧失了老一辈学者兼擅创作的传统，甚至不通格律，其理论完全脱离现当代诗词的创作实际，流于象牙塔里的空谈，对创作起不到切实有力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不惜削足适履，歪曲本来面目。文学理论这种摈弃本民族审美思维的“失语症”，是百年来盲目崇洋、不断追逐新潮的结果，因而形成“殖民化”心态。在回归传统、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还是有人不断反对现当代诗词写入文学史，主张新诗向“欧化体”发展。
从京城到各省市的诗词团体，每年印行各种期刊，并举办多次研讨会，确实有大量论文；少数研究者也出版了理论方面的专著。但论文大多零散不成系统，流于漫谈随笔，学理精深、识见卓越之作极为罕见，更谈不上掌握近百年诗词发展脉络、建筑在大量文本基础之上的研究。有成就的诗人词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只是专力于创作，对学术理论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了当代诗词与古代诗词不同的状况：治学者不作诗，作诗者不论学，甚至诗人与学者互相藐视，分疆划界，老死不相往来，“知”（理论）与“行”（创作实践）不能合一，构不成交流切磋、良性互动的关系。兼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存在大量“禁区”，也使学术研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要改变上述状况，首先必须为现当代诗词“正名”，廓清“五四”以来蔑视传统的谬误观念，恢复并确立诗词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需要志同道合之士做基础性的工作，普查近百年诗词存世的文本，一一整理出版，同时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撰写理论专著和现当代诗词史。诗坛和学界必需消除壁垒，通力合作。总之，六十年来传统文化与文学断层已久，亟待弥补，研究现当代诗词的学术工作十分艰巨，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方可完成。
三、“声韵改革”之难以实行
所谓“声韵改革”，是指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取代旧有的平水韵，废除入声，合并韵部，放宽韵脚。北京和广东都编辑出版了新韵书，敦促诗词作者使用，创作“新韵诗词”。不能不说改革者用心良苦，目的是使广大诗词爱好者按统一的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定声定韵，尽快地掌握诗词格律。对此“改革”，笔者难以苟同，曾发表长篇论文提出商榷，这里不详加阐析，只列举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①“声韵改革”的要害在于废除入声，唐宋以来千年定型的近体诗和词的格律被打乱，用入声押韵的古体诗和大量词调不能使用。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平声，诗词的平仄律也随之变动，原有的平上去入只有平上去三声，变得单调乏味，只适宜用入声传达的情感也无从表现。改革的结果势必使后人难以学习、接受古典诗词的格律，斩断了诗词声韵的承传关系。
②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河南、山东等方言区都有入声，没有入声的省份，仅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及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写诗词主要是汉族人，海外华人华侨语音有入声的也占绝大多数。推广普通话并不等于消灭方言，在方言区生活、工作的人即使人人会说普通话，但实际上是用“双语”：交际时说普通话，在家乡、家庭中仍说方言，乡音难改，古今如此。上述有入声的方言区集中了汉族的大多数人口和知识人才，学习原有的诗词格律很容易，用普通话改造的格律反而增添困难。众所周知，用普通话读诗只是朗诵而非原汁原味的吟诵，正因为没有入声，读不出诗词特有的神韵和意境。
③近体诗的用韵和平仄律上承隋代陆法言的《切韵》，经历代音韵学家修订，形成平水韵系统（因山西平水人王文郁、刘渊所编韵书而得名）。平水韵源远流长，既保存了古韵，又兼顾南北各地的方言，不是根据一时一地的语音制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非存古无以继承传统，不通今难以开拓未来，两者不可偏废。由于平水韵不是以某一地区的方言为标准，因而全国诗人都能接受并使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命群臣编成《洪武正韵》，以当时的北方官话为标准，下令推行，结果归于无效。由此足见纵有政府的命令，但违反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此路必然不通。
④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是“书同文”而语不同音，在承传典籍、文化统一上有莫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疆域辽阔，各地语音多异，口头谈话往往难以通晓，但由于有了统一的文字，并不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诗词是用典雅精炼的书面语言写作、可供细细欣赏、吟味的案头文学，并非白话新诗或大鼓书、快板、数来宝之类的通俗表演文艺。格调高雅、韵味深永是诗词的突出特色，它的流传是靠文本而非某种官话。自诞生《诗经》的周代到清末，官方未曾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未妨碍古典诗歌的不断发展，能识汉字、有了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熟谙格律后就能作诗填词，日本、朝鲜、越南人都写过大量中规中矩的汉诗。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交际是一回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诗文创作又是一回事，二者并行不悖，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关系。今人写作诗词，着重点应是题材、内容、意境的更新；有兴趣用普通话去安排格律、另立新体者，尽有其自由，但旧有的规范和体式决不应该消灭。
⑤主张用普通话作诗词、改造格律者，说得最多的理由是青少年都已受普通话教育，如果学作诗词，需要重新识别入声字，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望而生畏，后继无人，诗词必然断代。其实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了解学诗的实际。如前文所述，古时只有“书同文”未曾“语同音”，为何诗词名家不断涌现？杜甫是河南人，辛弃疾是山东人，日常口语应该是“官话”，为何作诗填词能恪遵律法，熟谙入声？其原因便是读书万卷，继承了书面语言，兼以勤奋写作之故。常用的入声字只有几百个，写作时多查韵书，自然就能掌握。笔者的诗友如王蛰堪（天津人）、魏新河（河北人）、郑雪峰（辽宁人）、王震宇（辽宁人）、张树刚（辽宁人），皆为诗词高手，没有谁认为入声字造成写作困难。近年互联网上涌现许多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造诣精深者无不严守平水韵系统的格律，可见“入声字学诗甚难”云云，不足为据。
学诗之难，不在于格律，而在于学问的积累和思想境界的提高。要成为杰出的诗人词家，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诸如才华、品德、胆识、胸襟、学养、阅历、工力等等，不可或缺。学诗词者必须熟读历代名家名作，充分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丰富的辞汇与典故，在刻苦练习的过程中掌握诗词各种体式与格律，言志抒情、写景状物方可得心应手，逐渐升堂入室。继承的遗产越多，创新的力量就越大，历代名家无不是在博采英华的基础上创立风格，开拓境界。缺乏对前贤虔诚敬畏的心态和切实深入的继承，违背诗词艺术规律，大言“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创立一个新的文艺品种，往往要上百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四”以来借“革命”、“改革”之名，毁坏了多少珍贵的文物，使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再生！我赞成徐晋如的一段话：“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会去毁坏传统，反而应当敬畏和捍卫它。中国近百年来，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人们对于知识、对于文化传统再没有敬畏之心，这是当前浅学之士叫嚣‘声韵改革’的根本原因。我们旗帜鲜明地倡导严守平水韵的声韵系统，不仅是在捍卫一种文学范式，更是在捍卫知识的尊严”。面对千年智慧凝成的古典诗词，今人没读几本书就要超越古人，动辄“革新”，只能是一种狂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声韵改革”已经提倡二三十年了（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每次诗词研讨会都有人议此），也编出了几种新韵书，却极少有水平高的诗人词家去用新韵；有些人确实在尝试，但未曾见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当真是诗词高手顽固守旧吗？在思想开放的今天，谁不喜欢美好的新事物？其中道理，“改革”者宜深长思之！
语音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平水韵不仅仅是存在入声，有些字的读音与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标准音也有不同，而且各地方言与古音相较亦有差异，这当然是客观事实。诗词界对此多有讨论，一种意见便是本文不同意的用普通话定声定韵，废除入声，许多有造诣的诗词家也不认可，仍然坚持用平水韵。其中也有人认为平水韵韵目过严过细，容易束缚思路，可以用词韵代替诗韵。还有一种意见，是参照现代汉语重编韵书，将平水韵的韵目作适当的调整，或分或合，邻韵通用，但保留入声。还有人在写作实践中用韵颇宽，不遵平水韵而用本地方言（保留入声，不同于普通话，如四川诗人杨启宇，湖南、湖北、安徽、江浙的诗人亦如此，庚青蒸韵与真文侵诸韵通押，不分前后鼻音）。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诗词用韵“双轨并行”：即可用旧韵，也可用新韵，但在一首作品中，不能新旧混用，弄得非驴非马。不论用新韵还是用旧韵，都应严守格律的平仄要求。即使是新韵书在全国通行，也不能以此为由反对用平水韵者，一切存在的问题，让人们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笔者以为，重编韵书，兹事体大。仅靠一些诗词作者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请多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来参与此项工程。在编书之前，要在全国作普遍、深入的调查，研究各地方言的语音实际。比如弄清楚有入声的方言有多少种？各种方言又保存了哪些字的古音？待掌握大量的语音资料、统计出确切的数据之后，还应参考旧有的各种韵书，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斟酌古今，慎于去取，编出的韵书方具有科学性与使用价值。那种轻易废除入声，在短期内搞出一本普通话韵书来取代旧韵的做法，很难被人信服。“声韵改革”实为舍本逐末，对学习诗词和提高创作水平没有多少帮助，只是“改革”者一厢情愿的试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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