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大的有四十九,小的有四十。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zhayao包”来,轻松多了。
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
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
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
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
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
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
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主席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最能表达这种喜悦的感情。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
一时间,八块样板戏不演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听不见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爱情啊你姓什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第二次握手》、《红牡丹》、《庐山恋》等等等等。
有电影,就必然有插曲。那时候的电影插曲实在是美,每每想起或唱起,就心潮起伏,情绪激荡,李谷一也成了我们梦中的歌神……
那时候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
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所谓靡靡之音还被斥之以黄色歌曲。
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
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
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
那港台的武打录像片充斥着一间间低矮简陋的录像厅。
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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