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朵朵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

之前贾母的丫头鸳鸯在大观园里已经撞见司棋与表弟的幽会。司棋跪求鸳鸯不要把事情通报上去，司棋显然很清楚如果事发，自己不仅要被赶出大观园，而且要面对世俗异样的眼光。当王夫人要赶金钏儿走时，金钏儿就向王夫人哭求：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同样司棋被赶出大观园时，向迎春耳根说：好歹打听我要受罪，替我说个情儿。

代价如此之大的事司棋还是做了，况且危险性极高，且不说在大观园私会被鸳鸯撞见这一意外，只要传递信息的张妈背信上报主子，她也是死路一条。还有寄情信物，时刻会暴露，最后也果不其然成了“赃证”。风险极高，代价极大，仍然不能阻挡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那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顽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我们加之于爱情最美好的词语来形容：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在旧有的社会规范里，是禁绝这种私定终生的爱情的，司棋实在是一个旧制度的叛逆者。站在这样一个人物的背后投射出的是一种超越旧有规范的价值取向，时代在悄然改变。

事发时，凤姐察觉到了完全不合乎情理之事，“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无畏惧是因为在司棋的内心深处，她决定冒险时，已有了最坏的打算;无惭愧是这个勇敢的“背德者”并未觉得对爱的追逐有何可耻之处;但同时，她大概又有些绝望，那是因为发现自己错付深情：她的爱人逃走了。司棋“气个倒仰，因思道：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自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意的。”总的来讲，司棋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世俗礼法对人性的压迫与人追求爱欲自由的渴望斗争中，作者让人道主义的新思想战胜了扭曲人性的礼法规范。

所有这一切的打击都未足以致一个将自己陷于世俗敌境的少女于死地，反而是在让人觉得绝处逢生时，突然一败涂地。司棋被撵出去后，终日啼哭，不料有一日那个痴心错付的表兄弟回来了，司棋的母亲拉着他便要打，此时司棋跑出来跪在母亲面前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

至此，总以为天可怜见，司棋终能免于一死，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妈气得了不得，便哭着骂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于是司棋“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直流，竟死了”。

读到这里，一直令我想不通的是，这个母亲，在这样的境地为什么还不答应司棋的请求。将人物放回那个时代，在当时这个礼治社会里，金钏儿的那句话最能表达司棋以及她母亲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我还见人不见人。这是被世俗社会所唾弃的事，千夫所指。而如果此时司棋和她的表弟不按礼法，私定终生后又私奔了，她的母亲更要受到双重的舆论压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这样阐述礼治的特点：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种耻感在司棋被抓时，她外婆的表现就很能证明：

王家的(司棋的外祖母)气无处泄，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在人眼里。”

可是我想，司棋的母亲如果知道自己不答应，司棋会撞死，她还会坚持吗?遭受世俗鄙夷的眼光与孩子的自戕，两害相权，还需要考虑取舍吗?世俗规范说到底只是某一时段人的共识。费孝通先生说：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生活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生活环境发生变动，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所谓社会变迁，从这方面看去，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与兴替。

而我们的当下仍然是一个世俗礼法异常强大恐怖的社会。我们时常面对的问题是，因为社会的变迁，两代人对于一些世俗价值的认同不一。而上一代因为自己所承受的舆论压力而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下一代。父母们固然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但是往往这样让孩子与幸福南辕北辙，甚至痛苦不已。如果父母对社会价值的变迁有理性的认识，就能对作为独立个体的孩子有更人道的理解，而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之痛也会有缓和之势。但往往惯常的习俗力量之大，世俗舆论之可怕，令普通的父母无招架之力，继而父母或以强力或以亲情绑架个人自由，本质上成了一种社会舆论压力的转移。

“做父亲的代表着旧有的社会标准，而且握着社会交给他的权力，要把他的儿子造成合乎旧有标准的人物。为儿子的若接受了一套新的理想，新的理想又和旧有标准格格不入时，则他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了。他既不能抛脱他的父母，因为父母是他生活的授予者和保障者，而且又有童年期亲密的感情把他们互相锁住;他又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如是说。

前段时间最爆炸性的新闻莫过于库克出柜。库克可以如此自信地面对全世界说：It’s been tough and uncomfortable at times, but it has given me theconfidence to be myself, to follow my own path, and to rise above adversity andbigotry.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有时令我陷入困境，但这也让我更自信地去成为自己，去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越过生命的不幸与偏执。)如果库克成长于中国社会他会这样高调出柜吗?他或许在当下的社会中能接受自我的身份，可是他会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我想不出中国的库克们对父母出柜时的场景与他们彼此的表情。但我想起的是白先勇《孽子》里被父亲放逐的同性恋者李青：

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一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嗄哑的喊道：畜生!畜生!

从“司棋之死”到“库克出柜”的路，中国的父母还要走多久?----- 胡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