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个人日记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

个人日记

周家庄村庄农舍和丰收在望的麦田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家庄乡地界。村庄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均为二层平顶小楼，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在统一的门楼两侧，光秃秃的柿子树在早春阳光照射下泛着新绿，与大红对联相互映衬……

走进村子，在离乡政府大约300米远的路边，有一户人家正在翻盖新楼，地基打了一半，记者停住脚，与主人攀谈起来。这位姓雷的社员说：“房子旧了，社里批准翻盖新的。”记者询问道：“还没出正月，大街上见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听到问话，老雷笑了：“哪儿呀！我们这儿可没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业和生产队里上班。”“就这样，全公社劳动力还不够使呢！每年都有临近乡镇的人到我们这里上班呐！”旁边一位帮忙盖房的社员插话道。

社员们的话并没有掺假。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院里，记者碰到了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起基层干部头疼的农民就业问题，王月双显得非常轻松，他笑着说道：“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这从来就没有过！”记者了解到，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主动要求自己经商单干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目前，周家庄乡阀门、印刷等集体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就业人数是1400多人。周家庄乡党委秘书王海涛也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青年人离开学校后，乡里都统一组织封闭培训，合格后再由乡里统一调配到各企业或农业社上班。“除了当兵上大学和干个体的外，我们乡的年轻人全部在乡里上班，由乡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调度！”站在乡政府门口，个子不高的王海涛笑眯眯地告诉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挂着“乡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还有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几个大字，王海涛说那是周家庄乡的“下蛋金鸡”，去年实现了纯收入 1.3亿多元。

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记者来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庄乡生产一队社员老冯和另外几个壮劳力正在地里摊肥，老冯擦着额头的汗珠说：“队长让干的，完事后好种棉花。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老冯拄着铁锨平静地说道。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女社员高秀容也说：“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我们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劳力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记者了解到，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

在周家庄采访，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周家庄乡顾问、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国运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而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庄乡，所有农业投入开支，例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社员们都不用操丁点心，而是由乡合作社和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的口粮等基本生活资料则由乡里按照统一标准实行定额发放。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早在1981年，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双说。

春节前，我们给社员分红，一共发了8741万元，有3000万元的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后，数目太大，为了资金的安全,连警察都跟来了。” 说起春节前发钱的场景，王月双眉眼欢喜。

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66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 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记者了解到，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社员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周家庄二队的社员雷月华，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雷月华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雷月华说。雷月华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虽然雷月华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复制？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周家庄人并没有遭遇“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痛，周家庄的百姓把这些都归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保障。而乡顾问柳国运则认为，“关键在于人”。这一点，记者从乡政府公开墙上找到了印证：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村里突然停电，4位值班干部脱岗打牌。事情被查出来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墙”，被全乡通报批评，还被扣罚了工分……

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附：

中国唯一的人民公社——我的家乡周家庄

忠言 /文图

最近回老家河北晋州看老爸老妈。中午吃了饺子，休息到下午三点，便和全家一起到周家庄——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游览。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红旗下，对社会主义怀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员，对周家庄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今年第二次来这里游览了。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有6个自然村，近年全社社员年均收入在2万到3万元。而且这些收入不包括社员平时已经享受到的各方面的社会福利，更不包括生产、生活资料费用，是纯粹用于个人消费的钱。作为晋州人，我为家乡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由衷的赞叹。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它和南街村、华西村等保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的乡村一样，其迅速发展、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昭示着中国三农问题的光明前景。

但是，周家庄的成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顶住了来自上级领导的重重压力，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当年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雷金河，怎么也想不通，新中国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有什么错？共同富裕的人民公社有什么错？况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人民公社已经具备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十分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如果分田单干必然是对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许多的公社顶不住压力，纷纷解体，周家庄怎么办？雷金河这位老共产党员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党一贯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在解散人民公社问题上就不能实事求是呢？就不能尊重群众的愿望非要搞“一刀切呢”？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今年66岁刘建中亲自参加了1982年征求群众意见的讨论，至今记忆尤新。要想把这个家业毁了除非把我撤了。雷金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开始了他的顽强的力争。先是拖，拖不过。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

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解放后雷金河是晋州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领导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并任党委书记。他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且由于周家庄人民公社早就是河北的先进典型，也认识了不少上级领导。另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他三进北京，向当年的老首长陈述乡亲们的愿望，但中央领导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让他“再观察一下。”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换汤不换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省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把公社的名称改成乡。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在不断发展扩大。

周家庄执行政策不搞“一刀切”。他们允许社员单干，允许个人从事非公经济活动。但目前单干的只有两三户，当初搞单干的人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非公经济人员仅占全乡5%。这些非公经济农民须每年向公社交纳1500多元公积金，因为他们享受着公社的许多福利。

周家庄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冀中大地，成为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尽管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多年来周家庄象河南的南街村一样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上亮相宣传，但是这里依然吸引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目光，并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赞誉。

实践证明，周家庄道路与南街村一样，是中国亿万农民的梦想和期盼。

当年冒险支持雷金河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是怎样评价周家庄和雷金河的，并让我们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周家庄是第一批成立的人民公社,雷金河同志是带头羊,有名的“老坚决”。周家庄实践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按劳分配使个人所得增加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共同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增加了。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个人所得的部分逐渐增加,集体福利的增加幅度也越来越大,使两万人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百仞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公有制的道路,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它不是空想,它是由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周家庄坚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重点在于教育干部。雷金河和他领导的班子,不论在住房,分配等任何细事上,不许高于群众,干部的待遇不许超过人民个人收入水平;群众的住房好了,学校、幼儿园、群众娱乐场所搞好了,乡政府的办公室仍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旧平房,旧桌椅板凳。不论任何人到周家庄考察访问,都以饺子小米粥招待,概不摆席。

而用“解雇相威胁”，用“金钱为诱饵”，用“激发个人利己主义为经典”,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奴隶的办法。用这种观点观察公有制生产体系,当然不可能懂得“个人之所无,正是众人之所有”,当然是看不出光明的前景。然而成千上万的先烈,确实与剥削阶级留下的传统思想完全决裂为共产主义献身了,王铁人式的英雄们确实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贡献了一切。我们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就是在这种精神下,使落后的设备焕发出不可想象的作用的。革命的人民思想是可以摆脱旧思想束缚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威力是无法衡量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