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缘

84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借口柳条沟事件，炮轰北大营，彻底撕毁了“邻友和平”的假面。74年前，东北军在“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不战自退，日军轻易拿下沈阳城……从那一天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拿起枪，扛起炮，开始保卫自己的家园。

望着残破的祖国山河，每个中国人脸上都留着泪，心中都淌着血。为了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千千万万赤子视死如归，他们用身躯建造起了保卫祖国母亲的“万里长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正是他们谱写了无愧时代的《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的共和国国歌响彻神州，那么气势磅礴，那么雄壮嘹亮。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那场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负责的态度，对在那场战争中受到深深伤害的邻国人民的感情有起码的尊重，对在那场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千千万万亡灵作出符合道义的交代。

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9月18日，警钟长鸣，再忆84年前国耻。

　　每年的今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都会举行撞钟鸣警仪式，14声警世钟和3分钟防空警报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勿忘国耻，面向未来。

“九一八”事变再回眸：国耻与觉醒

　　从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日本从腐朽的清政府身上攫取了大量赔款和权益。日本侵略者不仅由此变得更加脑满肠肥，也更加嗜杀成性，在侵略的道路上愈发变本加厉。

△日寇伪造的“南满”铁路爆破地点现场

　　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服从摆布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当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不顾胁迫，毅然通电实行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搜集情报。随后，日军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调兵遣将，竭力煽动仇华情绪，并频繁在北大营附近组织军事演习。仅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时间里，关东军就在东北进行了100多次军事演习。“闭着眼睛，我都能打到北大营。”这是1931年9月12日一名日本炮兵少尉在《日本军部档案》的记录。

△1938年,日寇为炫耀侵华罪行建成的所谓“柳条湖事件”标杆与爆破地点“纪念碑”。

　　《文献昭和史》对“柳条湖事件”如此描述：“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日军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将其伪装成被击毙的炸路“凶犯”，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随后，不足800人的日军，几个小时就攻陷近7000人驻守的东北军北大营，不足24小时，沈阳陷落。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新公布史料披露日军阴谋

　　日前，辽宁省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布了当时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签署的布告，揭露了日本蓄意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早，沈阳城各城门都贴上了由本庄繁签发的布告。日军在布告里强调，发动袭击是以自我保护为目的的无奈之举，可是这份布告中却存在很多驳斥日军这一说法的证据。

　　首先，布告长三尺，宽两尺半，为木刻印刷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从刻板到印刷是不可能在10个小时内制作完成的。

　　其次，布告的落款处是“关东军司令官之印”的红色盖章，可当时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并不在沈阳。一夜之间往返加盖印章，在当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法忘记自弃山河的耻辱

　　东北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歌中控诉的正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东北军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4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演说，称“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短短4个多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沦为亡国奴。

不再延续“蚯蚓”的耻辱

　　不可否认，当时中国在工业和科技上是落后于日本的，海空军整体实力也落后于日本，但“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却并非不堪一击。就兵力而言，当时仅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就有26万人之多，而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总兵力不过一万多人。就武器而言，东北军的常用武器是“七九”捷克式步枪，日军士兵的常用武器是“三八”日本式步枪，两种枪性能相差不大。

　　沈阳沦陷时，东北军的武器完整无损地落在日军手中。据不完全统计，飞机损失260架，各种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006支，机关枪5864挺，而当时在东北的日军既无飞机也无战车大炮，仅在沈阳南站附近暗置了两门可以射到北大营的24厘米口径榴弹炮。

　　日本人写的《支那论》曾说当时的中国人似蚯蚓，“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这样的耻辱延续多年，直至全面抗战爆发，才迎来历史转折。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华民族由事变前分散的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事变后的一致的主观的自觉状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传遍大江南北。就连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发出了“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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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缘

历史始终是面镜子 它时刻照着未来 谁轻易的忘记过去 谁就将重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