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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吴晓波发表了一篇名为《乾隆与华盛顿的最初相遇》的文章，该文将同时代的乾隆和华盛顿进行了一番比较，讽刺康乾盛世，称乾隆时代中国踟蹰不前，华盛顿时代美国则风驰电掣。其实这种简单比较文章近年来层出不穷，但观点多有偏颇，甚至很多比较连基本前提都不成立。
 康乾时代盛世与否不能拿中西对比否定

吴晓波文章称康乾盛世是大大的讽刺，根据是西方已经迈入近代化门槛，清王朝却裹足不前。近些年来，将中西对比角度带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成为一种潮流，落后至如此，如何奢谈盛世。

探讨问题，首先要统一涉及的概念和角度，否则就是自说自话。“康乾盛世”中所谓的“盛世”概念，是传统中国史学中的概念，中国传统史学相信历史循环论，将时代分为治世和乱世，盛世和衰世，并以此作为褒贬依据。

传统史学中的“盛世”概念是纵向而言的，“贞观之治”与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当代人用中西横向比较的“盛世”概念去评价传统史学纵向比较的“盛世”概念，本身就是概念错位。

近代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后，中国语言词汇的数量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公民”、“民族国家”、“权利”、“民主”等一些古人闻所未闻的词汇“驰骋”于中国，而另一些已经存在的词语“中国”、“汉”、“国家”的词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注入新内涵，国人也创造了“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等词语。

欧风美雨颠覆了传统史学叙述模式，为了塑造国民整体性，一些“历史”经过“洗牌”重新构建：黄帝从前只是天子为了政治合法性而“垄断”的世系祖源，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思潮下，黄帝从一朝一姓的祖先演变为全体国民的祖先。

正是在这种思潮下，作为中国古代史“尾巴”，近代史“脐带”的清朝陷入双重解释角度的鸿沟中，在中西比较角度下的“康乾盛世”是否为盛世并无学术求知的意义，争论双方中的一方在用传统史学话语叙述，另一方则在用近代化全球视野叙述，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探讨出有意义的答案呢？

中国一定会自发走入现代化道路吗

否定“康乾盛世”仅仅是中西方近代历史比较的一个侧影，“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吴晓波描述了乾隆与华盛顿时期的不同情况，通过比较得出历史在大踏步前进，而中国却停滞不前，将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大好机会拱手让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文章，盖因此类文章暗含一个预设思想，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皆有规律可循，最普遍的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即任何社会都遵循着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规定路径”前行，不少人受此影响，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理应率先或与西方携手并肩步入近代化。如果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西走，自然没有什么领先与落后之分，正因为规律是普世的，道路是一致的，才能衍生出可对比性。

然而历史终究是残酷的，全世界众多国家中，只有“上帝的长子”英国率先进入近代化，如此多的区域，只有西欧先行一步，近代化对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只能伴随着西方人的脚步声传入。应然没有演变为实然，大相径庭的事实招致国人嗟叹再三，为此类文章的流行奠定了情感基础。

这类对比文章的“地基”是中国必然要自发地走发轫于西方的近代化道路，但只要熟悉中西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和西欧从宗教、地理、风俗、社会结构、权力结构（中国之封建非欧洲之封建已是常识）、文化等各个方面全然不同。从大致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和春秋战国文明便可观察到，中国与西方早已分道扬镳，反向而行。古希腊遗留了数理传统，中国则一头扎入政治伦理，希腊城邦有了原始的民主，中国则出现了法家。近代两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当坚船利炮叩关之前，英国早已经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下成为主权平等的欧洲列国之一，而中国仍然处于天下观支配的天朝朝贡体系之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朝抚有四海、领有万邦”。咸丰皇帝为何宁愿用关税等看得见的利益来换取各国公使不进京的虚名，其正是为了避免使清国坠入列国共存的国际秩序，从天朝退化为列国中的普通一分子。

日本的发展可以被拿来证明西方近代化道路就是普世的，因为日本非西方国家。但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自主完成近代化的国家，且这与日本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其封建式的政治结构在亚洲诸国中最像欧洲，其长子继承的家族制度便于资本积累，迥异于中国的众子平分财产，加之独特的地理环境便于构建单一民族，各种因素累积在一起奠定了日本自主近代化的成功。反观非西方的大帝国，无论是清，还是奥斯曼、莫卧儿，均无法将近代化的命运攥在自己手中。

完全处于不同的世界和秩序中，向着不同方向前进的事物很难简单对比，正如梅西和詹姆斯无法比较谁更优秀。老李家的孩子和老王家的孩子从天资到家境到兴趣全然不同，两个孩子进入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毕业后进同一家单位，走完全一致的人生道路的概率又有多大？我们可以分析中国为何这般，西方为何那般，但如果硬要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得出所谓的领先于落后，就要先回答“为什么中国一定能自发走西方近代化道路”，否则一切的比较将失去学术和求知价值。

李约瑟难题也陷入预设观点的窠臼

与这类中西近代比较文章一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掉入了同样的陷阱。西方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的难题，引来无数史学家竞相折腰，前仆后继寻找着莫须有的答案。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将近代科学看成一个独特而非普世的路径，把问题转变为“为何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应该可以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便捷的思路。正是西方政治、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加之一系列的偶然因素，致使西欧成为近代科学的“原产地”。

王毅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杨师群的《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著作都展示了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五阶段论”并不那么靠谱。正如发问“苹果树上为何不长荔枝”一样，李约瑟难题似有伪命题之嫌。

结语

从学术和求知角度而言，此类中西方比较得出领先与落后结论的文章并没有意义，因为中西方根本没有可比性。评价历史应该抛弃二元对立的楚河汉界，以多角度多视野去考察历史，更多地去回到历史现场，以历史现场的时代思维去诠释。（文/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