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唤醒你，“沉睡”的天津
生活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 刘金松/文 http://www.eeo.com.cn/2015/0823/279131.shtml
导语：重化工“围城”对拉动经济立竿见影，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相比经济的狂飙突进，治理能力、城市开放度却严重脱节；从不缺乏政策资源，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过去的一周，直辖市天津和它的主政者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煎熬和炙烤。
8月12日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场爆炸，将这个多年没有新闻的城市突兀地推到了世界面前。
外界看到了天津靓丽经济成就下的另一面：脆弱的安全防线、不完善的危机处置体系以及面对公共舆论时的信息不透明，这些表现让人们诧异：这是一座直辖市吗？
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诸多信息正在归于这样一个判断：天津正在被割裂。一方面，近些年它朝着北方经济中心大踏步前进，各项硬指标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它的经济结构、治理和开放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提升。
结果，这座“名份”上的直辖市，不仅与其努力追赶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距越拉越大，甚至与其周边河北的一些县市相比，优势也在逐渐削弱。
人们的反思集中于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重化工“围城”对拉动经济立竿见影，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相比经济的狂飙突进，治理能力、城市开放度却严重脱节；从不缺乏政策资源，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与其未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所要承担的角色相比，天津真的准备好了吗？
重化工之殇
此次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仓库属于当地三大危化品中转仓库之一。而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天津临港工业区，则是国家级石化基地，天津市及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重点发展区域之一，也是滨海新区化学工业区、临港产业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08-2020年）》中，石油化工被列为天津的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之一。作为两大产业带之一的临海产业发展带，滨海新区重点发展的是大型装备、石油化工、现代冶金等产业，因为这里有优质的港口、岸线资源。
天津是一个借港而兴的城市，和化工的结缘有着多重因素。1923年，有中国化工第一人之称的侯德榜就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化工厂，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碱厂。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随着大港油田的开发，天津自然衍生了石油化工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又因坐拥北方最大的港口，成为辐射华北的化工产品集散地。
如果说早期天津的化工产业发展还是基于自然条件等各种优势自发聚集，那么在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天津在对化工项目的争夺中自然有了更多的政策红利和优势。一个例证是，2009年落户天津滨海新区的百万吨乙烯项目，原计划是落户河北，河北方面连地皮都划好了，最后又被天津抢走。
当时曾有河北方面的专家批评天津在产业发展上缺乏高度，“既然争来了空客落户，就应该着眼于把这种高端配套产业链吸引过来，像化工就不要搞了。”这位专家当时预言，天津和河北争乙烯等化工项目，现在看是个成绩，将来是负担。
这句话一语成谶。不久前发生在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的爆炸事故，已经为天津过分倚重化工产业的经济结构敲响了警钟。2014年天津市生产总值为1.57万亿，其中石油化工产业比重达到15%。而在天津不断追逐北方经济重镇的过程中，身为新增长极的滨海新区功不可没，2014年由三个天津城区合并合成的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占整个天津的56%。
享受着重化工业带给城市的辉煌和荣耀，也必然需要面对它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
在智石经济研究院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看来，过去天津的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靠的是重化工业，这种企业块头大，产值高，短期冲击经济总量，非常有效。但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对于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去重工业化”，逐步均衡产业结构，才能使天津摆脱对石化等产业的依赖，减少大爆炸这种事件的发生。
高增速之忧
过去几年，依靠包括化工产业在内的大项目拉动，天津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速。尤其是自2009年首次跃居GDP增幅全国第一的位置后，曾连续5年增速排名全国首位。直到2014年才被重庆和贵州挤到了第三的位置。
经济增长狂飙突进的背后，是GDP规模的不断做大。以经济总量来看，天津在中国城市中的排名不断前移，目前已日益逼近中国的第三城广州。作为天津经济火车头的滨海新区在总量上也于2010年超过了浦东。天津在人均GDP上更是创了一个傲人的数据：已是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若以人均GDP角度来衡量，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的分类标准，天津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不过与人均GDP的领先相对应，天津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仅排在第6位。
而《中国经济周刊》推出的一项以人均收入占GDP比重为主要指标的31省市GDP含金量排名中，天津更是位于倒数第一。
价值的创造和收入的获得不成比例，意味着大项目支撑起来的华丽的GDP数据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居民收入。这是一个悖论，其原理在于：过度依靠央企、国企大投资拉动，反过来会抑制民间经济自发的活力和创新，从而限制了居民财富增长。
对一个城市发达程度与创新活力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无疑首推第三产业。2014年，天津第三产业占比只有49.3%，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而同期另外两座直辖市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早已超过一半，北京达到77.9%，上海达到64.8%。
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一个潜在影响则是城市吸引力不足。从人口流动来看，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虽然人口向京津等城市转移趋势明显，但京津两地的人口总增长率却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在2010-2014年的五年间，天津外来人口每年增速明显放缓，2014年只新增了35.2万，相比2013年的48.3万、2012年的61万大为减少。
人口流入的减缓与工资水平、综合环境以及民营经济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最新《薪酬发展报告》，天津虽处于工资水平的第二梯队，但与京沪差距明显。以2012年为例，京沪平均工资已达7万，天津为5万。
工资之外，是城市综合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在京沪之外，国内创新人才的首选地是广州、深圳，而非天津。天津的民营经济近年虽有较大发展，但在产业上也多处于传统工业的产业链条，现代化程度较低，特别缺乏领军企业和具有“杀手锏”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与高端产品。
开放度之问
近代史上，天津曾凭港口之便、交通之利。开创了与上海鼎立的中国近代经济“双城记”时代。彼时的天津开风气之先，办实业、兴金融，一张《大公报》还曾开创了属于天津的新闻大时代。
只是世易时移，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权力为资源分配核心的经济结构迫使天津逐渐让出了“北方中心”的宝座。而在随后新一轮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天津又因保守一度错失追赶的黄金机遇。
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郝一生谈及那一段的历史，举过一个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南方江浙一带开始大力发展小商品，大力发展批发市场，靠免税或低税吸引了大量人流、资金聚集；而此时的天津却把所有住宅楼一楼开的小商店统统关掉，谁也不许开，全关。
一个原本以商贸立足的城市，就这样把商人全部轰走，最后没人敢来天津做生意。天津因此曾经至少停滞过十年。
另一个不那么极端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自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拿到诸多让其他地区羡慕的“先行先试”后，直到目前为止还少有能在全国叫得响的机制和体制创新。即便是天津本地官员也承认，这个城市还是过于保守。
这位官员举例说，上面布置个任务，很多地方都是先干再说，天津的干部是习惯把方案送到领导办公室，等领导批了再干。在方案的反复沟通、修改过程中，机会也许就错过了。
究其原因，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天津离中国最高权力中心太近，谨慎和保守是其最安全的选择。而国家赋予天津极高的行政级别，有时反而成为一柄双刃剑：在争取国家资源支持时更有话语权，但同时也容易抑制民间经济活力。
由此，在中国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创新竞赛中，天津除了靠以央企为代表的国资撬动了“增速第一”的经济总量外，在城市治理和内外开放方面犹如一座“沉睡中的城市”。这与天津未来将在区域发展中要担当的角色显然并不相符。
去年12月，迄今为止北方唯一的自贸区花落天津，再加上《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天津开始有了新的定位，不仅要带动京津冀，甚至还要引领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地区。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在新的起点线上，天津不应回避对爆炸事故的追责和反思，更需要在提升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以及扩大内外开放上不再沉睡、有所作为，让直辖市的称号真正实至名归。
导语：重化工“围城”对拉动经济立竿见影，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相比经济的狂飙突进，治理能力、城市开放度却严重脱节；从不缺乏政策资源，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过去的一周，直辖市天津和它的主政者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煎熬和炙烤。
8月12日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场爆炸，将这个多年没有新闻的城市突兀地推到了世界面前。
外界看到了天津靓丽经济成就下的另一面：脆弱的安全防线、不完善的危机处置体系以及面对公共舆论时的信息不透明，这些表现让人们诧异：这是一座直辖市吗？
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诸多信息正在归于这样一个判断：天津正在被割裂。一方面，近些年它朝着北方经济中心大踏步前进，各项硬指标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它的经济结构、治理和开放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提升。
结果，这座“名份”上的直辖市，不仅与其努力追赶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距越拉越大，甚至与其周边河北的一些县市相比，优势也在逐渐削弱。
人们的反思集中于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重化工“围城”对拉动经济立竿见影，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相比经济的狂飙突进，治理能力、城市开放度却严重脱节；从不缺乏政策资源，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
与其未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所要承担的角色相比，天津真的准备好了吗？
重化工之殇
此次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仓库属于当地三大危化品中转仓库之一。而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天津临港工业区，则是国家级石化基地，天津市及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重点发展区域之一，也是滨海新区化学工业区、临港产业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08-2020年）》中，石油化工被列为天津的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之一。作为两大产业带之一的临海产业发展带，滨海新区重点发展的是大型装备、石油化工、现代冶金等产业，因为这里有优质的港口、岸线资源。
天津是一个借港而兴的城市，和化工的结缘有着多重因素。1923年，有中国化工第一人之称的侯德榜就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化工厂，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碱厂。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随着大港油田的开发，天津自然衍生了石油化工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又因坐拥北方最大的港口，成为辐射华北的化工产品集散地。
如果说早期天津的化工产业发展还是基于自然条件等各种优势自发聚集，那么在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天津在对化工项目的争夺中自然有了更多的政策红利和优势。一个例证是，2009年落户天津滨海新区的百万吨乙烯项目，原计划是落户河北，河北方面连地皮都划好了，最后又被天津抢走。
当时曾有河北方面的专家批评天津在产业发展上缺乏高度，“既然争来了空客落户，就应该着眼于把这种高端配套产业链吸引过来，像化工就不要搞了。”这位专家当时预言，天津和河北争乙烯等化工项目，现在看是个成绩，将来是负担。
这句话一语成谶。不久前发生在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的爆炸事故，已经为天津过分倚重化工产业的经济结构敲响了警钟。2014年天津市生产总值为1.57万亿，其中石油化工产业比重达到15%。而在天津不断追逐北方经济重镇的过程中，身为新增长极的滨海新区功不可没，2014年由三个天津城区合并合成的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占整个天津的56%。
享受着重化工业带给城市的辉煌和荣耀，也必然需要面对它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
在智石经济研究院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看来，过去天津的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靠的是重化工业，这种企业块头大，产值高，短期冲击经济总量，非常有效。但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对于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去重工业化”，逐步均衡产业结构，才能使天津摆脱对石化等产业的依赖，减少大爆炸这种事件的发生。
高增速之忧
过去几年，依靠包括化工产业在内的大项目拉动，天津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速。尤其是自2009年首次跃居GDP增幅全国第一的位置后，曾连续5年增速排名全国首位。直到2014年才被重庆和贵州挤到了第三的位置。
经济增长狂飙突进的背后，是GDP规模的不断做大。以经济总量来看，天津在中国城市中的排名不断前移，目前已日益逼近中国的第三城广州。作为天津经济火车头的滨海新区在总量上也于2010年超过了浦东。天津在人均GDP上更是创了一个傲人的数据：已是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若以人均GDP角度来衡量，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的分类标准，天津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不过与人均GDP的领先相对应，天津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仅排在第6位。
而《中国经济周刊》推出的一项以人均收入占GDP比重为主要指标的31省市GDP含金量排名中，天津更是位于倒数第一。
价值的创造和收入的获得不成比例，意味着大项目支撑起来的华丽的GDP数据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居民收入。这是一个悖论，其原理在于：过度依靠央企、国企大投资拉动，反过来会抑制民间经济自发的活力和创新，从而限制了居民财富增长。
对一个城市发达程度与创新活力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无疑首推第三产业。2014年，天津第三产业占比只有49.3%，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而同期另外两座直辖市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早已超过一半，北京达到77.9%，上海达到64.8%。
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一个潜在影响则是城市吸引力不足。从人口流动来看，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虽然人口向京津等城市转移趋势明显，但京津两地的人口总增长率却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在2010-2014年的五年间，天津外来人口每年增速明显放缓，2014年只新增了35.2万，相比2013年的48.3万、2012年的61万大为减少。
人口流入的减缓与工资水平、综合环境以及民营经济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最新《薪酬发展报告》，天津虽处于工资水平的第二梯队，但与京沪差距明显。以2012年为例，京沪平均工资已达7万，天津为5万。
工资之外，是城市综合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在京沪之外，国内创新人才的首选地是广州、深圳，而非天津。天津的民营经济近年虽有较大发展，但在产业上也多处于传统工业的产业链条，现代化程度较低，特别缺乏领军企业和具有“杀手锏”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与高端产品。
开放度之问
近代史上，天津曾凭港口之便、交通之利。开创了与上海鼎立的中国近代经济“双城记”时代。彼时的天津开风气之先，办实业、兴金融，一张《大公报》还曾开创了属于天津的新闻大时代。
只是世易时移，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权力为资源分配核心的经济结构迫使天津逐渐让出了“北方中心”的宝座。而在随后新一轮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天津又因保守一度错失追赶的黄金机遇。
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郝一生谈及那一段的历史，举过一个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南方江浙一带开始大力发展小商品，大力发展批发市场，靠免税或低税吸引了大量人流、资金聚集；而此时的天津却把所有住宅楼一楼开的小商店统统关掉，谁也不许开，全关。
一个原本以商贸立足的城市，就这样把商人全部轰走，最后没人敢来天津做生意。天津因此曾经至少停滞过十年。
另一个不那么极端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自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拿到诸多让其他地区羡慕的“先行先试”后，直到目前为止还少有能在全国叫得响的机制和体制创新。即便是天津本地官员也承认，这个城市还是过于保守。
这位官员举例说，上面布置个任务，很多地方都是先干再说，天津的干部是习惯把方案送到领导办公室，等领导批了再干。在方案的反复沟通、修改过程中，机会也许就错过了。
究其原因，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天津离中国最高权力中心太近，谨慎和保守是其最安全的选择。而国家赋予天津极高的行政级别，有时反而成为一柄双刃剑：在争取国家资源支持时更有话语权，但同时也容易抑制民间经济活力。
由此，在中国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创新竞赛中，天津除了靠以央企为代表的国资撬动了“增速第一”的经济总量外，在城市治理和内外开放方面犹如一座“沉睡中的城市”。这与天津未来将在区域发展中要担当的角色显然并不相符。
去年12月，迄今为止北方唯一的自贸区花落天津，再加上《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天津开始有了新的定位，不仅要带动京津冀，甚至还要引领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地区。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在新的起点线上，天津不应回避对爆炸事故的追责和反思，更需要在提升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以及扩大内外开放上不再沉睡、有所作为，让直辖市的称号真正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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